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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史迪威把一份用英文打印好的谈话纪要递给了宋女士。宋女士**地浏览了一遍，用惊奇的G气说道：“哎呀！这不就是德国顾问向他建议的那些东西吗？”
宋女士提到的德国顾问，就是德国前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西克特上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之后，曾经领导了德国国防军的重建工作。30年代，他作为退役军官两次应邀来华，担任中国最高统帅的高级军事顾问。当时，他也认为中国军队过于臃肿庞大，曾建议最高统帅在大量裁减冗兵的基础上，建立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就是在他的建议之下，国军首先从中央军开始仿效德国陆军制定了整编计划。遗憾的是整编计划刚刚开始没有多长时间，全面抗战的枪声就打响了。这个整编计划也就被迫夭折了。史迪威并不认识西克特，但是这两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将军，在不同的时间，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却形成了对中国军队共同的看法。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中国军事制度的弊端十分明显地摆在世人面前，只要不是出于某种政治原因对此视而不见或拒绝承认，任何一个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会得出这一结论。
最高统帅夫妇收下他的谈话纪要，热情地邀请他去黄山别墅度周末，但对他的建议却未置可否。史迪威清楚地意识到，要最高统帅立即接受他的计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劝告对他们来说是太激进了，实行起来是很痛苦的。”但他仍然希望这些积极的建议“能发挥些作用”。
回到住地，史迪威被折磨人的黄疽症沉重地击倒在病床上，他未能赴最高统帅之邀，出席黄山别墅的周末聚会。门德尔松医生一再劝他离开此地，去休养一段时间，但是一种大概是美国人天生的强烈使命感促使他拒绝了这一建议。他必须推动最高统帅尽快采取行动。
史迪威浑身疲乏无力，一连十几天躺在病床上，但他的大脑一刻也没有休息，反复思考着中国军队的整编计划和夺回缅甸的作战方案。现在，中国军队有380多万人，编成了300多个师，分散在全国的12个战区。5年的连续战争严重破坏了中国本来就十分落后的经济，使得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装备不足，供应困难，战斗力极为低下。尽管当时在华日军只有37个师团，70多万人，但国民党军队仍然连遭败绩。因此，适当减少军队编制，把有限的武器、弹药、装备、给养和美援物资集中起来使用，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要实行这一计划确实是十分艰难的。史迪威亲眼目睹过1929年“编遣会议”之后，中国各派军阀势力围绕着裁撤军队问题爆发的大规模战乱。现在虽然十几年过去了，但那种“兵为将有”的军阀制度依然盘根错节。每个将领都把自己的部队当成升官发财的资本，最高统帅也把军队视为维持其统治的主要工具。因此，要让他们裁减军队，就如同拿刀子捅他们的心窝。不过，史迪威觉得，以美国的租借物资为交换条件，或许能迫使他们采纳整编军队的计划。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最高统帅对于史迪威提出的整编计划毫无反应和表示。
第二部
第二百五十六章 … 暗流涌动（二）
6月15日，病中的史迪威第二次会见了最高统帅。这次，他从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谈起，重新提出了在印度装备和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当时最高统帅虽然已经同意让杜光亭率第5军军部和新22师撤往印度，但仍准备让他们在利多稍作休整，便经酉藏撤回云南。史迪威根据两个月前即已呈交最高统帅的“在印度组织训练中国军队计划书”，建议把已经和即将到达印度的中国部队留在该地，并利用美军飞机向中国空运物资的回程，继续向印度运送部队，以便在那里组建2个军6个师共10万部队，就近取得美式装备。最高统帅对把中国军队置于他的控制地区以外甚不放心，但是在印度堆积的数万吨美国租借物资，确实有着极大的诱惑力，他不得不同意了史迪威的这一建议。同时，他又十分急迫地催促史迪威，加快向中国空运物资的速度。
史迪威对最高统帅的态度感到厌烦，认为他丝毫也不重视中国军队的整编问题，却不顾“驼峰空运”的实际困难，只把眼睛盯着美国的物资援助。“他们还是老一套的心理，似乎有了飞机、坦克、大炮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史迪威有些激动地对最高统帅说：“中国军队的软弱固然有缺少武器装备方面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并不在此。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彻底地重新整顿陆军部队。”
在所有场合从不离最高统帅左右的宋女士，看出了史迪威的不满。她走过去，坐到史迪威身边，似乎很真诚地说：“你的计划是很好的，但是很多中国军队还存有地方派系色彩，平时裁军尚且会酿成3潮，在目前战争条件下，采取这种断然措施，大元帅不能不考虑政治上的某些影响。”史迪威固执的回答说：“这些问题，以我在华多年的观察，当然心里有数。但是，现在有美国站在大元帅一边，支持他，我们不应因为一些小小的顾虑，而轻易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最高统帅和宋女士窘迫地笑一笑，表示出无可奈何的神情。
尽管史迪威对可能遇到的阻力早有预料，但是最高统帅的拒绝态度仍使他大为失望。他认为如果不对庞大臃肿的中国部队进行整编，他的全部对日作战计划都将无从下手。他认为：“中国政府掌握在一个无知、专横、顽固的人手中，他用恩威并施的手段维持其统治基础。这个政府与某些家族和财团紧紧地连在一起，一旦脱离这种联系，它就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面对危急的情况，它除了硬撑下去之外，拿不出其他办法来。”
在以后的几天里，史迪威的身体逐渐好转，但心情却愈加困惑和苦闷。他不由得想到：“我下一步该怎么办？是袖手旁观，还是辞职而去？”
最高统帅对史迪威深感恼火。这个深谙中国内情又锋芒毕露的美国佬，实在让他难以招架。当初提请美国人出任中国战区参谋年时，他就叮嘱正在华盛顿的外交部宋部长，此人“不必熟悉东方旧情”。他担心，一个洞察中国内幕的外国人，很可能会对他的统治方式提出某些异议。果然不出所料，史迪威关于整编军队的建议如同一支锋利的投枪，直指他的痛处。这一建议固然万难接受，但如果坚辞拒绝，又唯恐影响美国的对华援助，他确实感到十分棘手。这时，他想到了另一位美国在华军官和他的空中作战计划。
这个人就是美国志愿航空队指挥官克莱尔·陈纳德。陈纳德曾在美国空军中积累了近20年的飞行经验，驾驶技术十分精湛。以他为核心组成的一个“三剑客”特技飞行队，曾赢得了“空中飞人”的美誉。当时美国空军中流行的观点是“轰炸机制胜论”，而他却狂热地迷恋于战斗机的空中搏斗。1934年，他曾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驱逐机在防御中的运用》，突出强调战斗机在空战中的决定作用。为了宣传他的战术思想，身为空军上尉的陈纳德，上下活动，甚至公开抨击一些更重视轰炸机的高级军官。但是，这不仅未能说服人们接受他的观点，相反，却使空军的高层领导对他狂妄的表现欲和不守本分的权势欲深感厌烦。
1936年，46岁的陈纳德抱着怀才不遇的遗憾，以临时少校军衔从美国空军提前退休。第二年，他应中国航空委员会的高薪聘请，来华担任该委员会的顾问。曾任最高统帅政治顾问的澳大利亚人端纳送给他一句忠告：“在中国，只有最高统帅夫妇说了算，其他人都是听命于他们的。只要抓住最高统帅和夫人，你就可以做你愿意做的任何事情。”陈纳德牢牢记住了这句忠告，他积极地向最高统帅和宋女士献计献策，并博得了他们的赏识。尤其是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女士，对他更是格外青睐。中国“第一夫人”的娇美容貌、绰约3姿和高雅气质，也使极富浪漫色彩的陈纳德为之倾倒。他把宋女士的第一次召见称作“终生难忘的会面”，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在我的心目中，她将永远是一位公主。”
1940年11月，陈纳德奉最高统帅之命，带着一份购买500架飞机的订单和招聘美国退役飞行员来华参战的计划返回华盛顿。不久，美国决定向中国提供租借物资，并从原定提供给英国的作战飞机中拨出100架给中国。陈纳德根据中国提出的条件，以每月750美元的高薪和每击落一架日机奖励500美元的优厚待遇招聘了一批飞行员和地勤人员。1941年8月，美国志愿航空队在缅甸境内成立，同年12月开始参加对日空战，并很快就取得了辉煌战绩，这给陈纳德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中国战区成立之后，志愿航空队纳入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建制，编为第10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陈纳德也在最高统帅和宋女士的积极争取下，被美军授予准将军衔。从4年前郁郁不得志的临时少校，到今天肩上那一颗闪亮的银星，他深深体验到了追随最高统帅夫妇给他带来的巨大利益。
这时，他又踌躇满志地向最高统帅提出了一项宏伟的空中作战计划。他认为，如果美国能提供500架作战飞机和100架运输机，并授予他对中国战区的空军指挥全权，他就能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打败倭国空军，赢得战争的胜利。他根本不考虑什么实际的可能性，而只想以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大胆方案引起最高统帅和美国方面对他的重视。实际上稍微有一些军事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这个计划实际上根本没有多少的操作性。只有空中结合地面的大规模进攻，才可能击败一度不可一世的倭国军队，单纯依靠空军，是完全做不到的。
陈纳德的计划确实对最高统帅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这好像是给他指出了一条既不用实行任何改革，也不用消耗多少实力，轻而易举就可以取得战争胜利的捷径。于是，最高统帅暗自在心里打好了一个如意算盘，他准备以诱使美国提供一支强有力的空军力量为条件，与史迪威达成某种妥协。
6月24日，最高统帅再次约见史迪威。尽管一开始的谈话仍然有些不愉快，但气氛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最高统帅表示，可以接受在印度装备和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甚至还答应再向印度空运5万中国部队。关于这支部队的指挥权问题，他接受了史迪威提出的撤换杜光亭的要求，同意由史迪威担任驻印部队的总指挥并负责训练工作，另由罗上将主管行政和军纪。同时，他提出了由美国提供500架作战飞机和保证每月空运5000吨物资的要求，并对史迪威叮嘱说：“关于飞机数目和空运吨位的事情，实在是维持中国战场现状的基本条件，希望参谋长给予特别的注意。”
史迪威并非不重视对华援助问题，他曾经一再打
尽管如此，最高统帅就中国驻印部队作出的有限许诺仍然激起了史迪威的一点希望。有了第一步，他就可以促使最高统帅走出第二步、第三步，或许能够逐渐达到整编所有中国军队的目的。但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刚刚出现好转的形势骤然恶化，并由此导致了史迪威与最高统帅之间的一场严重冲突。
事件缘起于中东战局的突然危机。6月21日，隆美尔率领的德意联军攻占利比亚东部的托布鲁克，英国守军3万余人缴枪投降，埃及和整个中东面临着落入德意之手的巨大危险。为了挽救中东的危局，美军参谋部于6月25日命令驻印度的第10航空队，将该部的重型轰炸机和空运司令部的运输机全部调往埃及，空袭德军的后方运输线。同时还命令把一批正在运往中国途中的A－29型轰炸机，留在苏丹的喀土穆，以支援英军作战。
美军参谋部在通知史迪威的同时，并没有通知中国政府就已直接把命令发给了第10航空队。尽管史迪威对此十分恼火，但也无力改变这一决定。他完全可以想象到，最高统帅得知这消息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他在日记中发出了叹息：“现在我能对大元帅说什么呢？我们所有的诺言都没有兑现，却还要喋喋不休地对他说：坚持干吧，老兄。”
第二天上午，史迪威急忙赶到最高统帅处，把上述情况告诉了他。最高统帅闻听此事，立即大发雷霆。他怒气冲冲地对史迪威说：“既然罗斯福总统把第10航空队交给中国战区使用，就该归我指挥。为什么如此重大的调动，竟然不经我同意？”史迪威解释说：“抽调中国战区的力量，我也极不赞成。但是，中东局势确实十分危险，这不仅关系到同盟国的战略全局，而且也关系到中美之间的海空航线。”最高统帅打断了他的话，说道：“埃及的局势严重，难道中国的局势就不严重吗？浙赣地区的形势也十分危险，为什么中国战场就不受重视？”
最高统帅的抱怨是直接对着美国的。4且18日，美国海军航空兵的16架B－25型轰炸机，从太平洋上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起飞，轰炸了倭国的东京、大版、横滨、名古屋等城市。随后，飞机降落在浙江衢州一带的中国机场。日军为防止美国飞机再次空袭倭国本土，遂于5月中旬调集8个师团约14万人，发动了浙赣战役。至6月下旬，日军先后攻占金华、衡州、上饶、鹰潭等浙赣线要地，摧毁了衢州、玉山、丽水等地的空军机场，给中国军队造成重大损失。美国轰炸东京的行动，事先以保密为由并未征得最高统帅同意，事后对中国遭受的报复性进攻，也没采取积极的救援措施，现在又要剜中国战区的肉，去补中东战场英国的疮，最高统帅自然感到愤愤不平。
他把心中的不满，全都发泄到了史迪威的头上，疾言厉色地说：“罗斯福总统答应的援华物资数量，现在执行的还不到110。我绝不怀疑总统的诚意，但事实如此，是不是你工作不力的缘故？你作为我的参谋长，美国援华物资能否如期保量运来，应该是你的责任。”
最高统帅的指责，彻底打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