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会让中国发展强大，又怎能放过对中国进一步的侵略？斯大林先利用中国抗日以消耗日军的战略，然后再回手介入分裂与弱化中国的手法，真可以算是及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策略精华之大成，更是标准的一石二鸟的谋略。对于俄国人一直以来对中国保持的不良企图，其实是主张联合苏俄的孙中山先生也早已察觉，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在病榻之上仍然对跟随自己在北京的身边工作人员直白的说苏俄是红色帝国主义，希望大家能够对他们保持应有的警惕。
精明强悍的丘吉尔，他认为自己对英国的历史使命，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要全力使不列颠仍维持一个“日不落帝国”的规模，特别是必须保留它在亚洲的殖民地，并且要继续操控英方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基于这个大政略的前提，实力已大不如前的英国，不但要设法阻止中国在战后的复兴与强大，更要加速中国内部的政治分裂与内战，以防止中国将来成为亚洲各民族国家抗拒西方殖民主义的领袖。邱吉尔当然非常注意苏俄对中国的一举一动，因此他很快地就活学到了斯大林侵略中国的诀窍，并以青出于蓝的手法，加以翻新应用。英国在战争期间一再对美国的罗斯福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美国只能给与中国战区最低限度的支持与援助，目标就是让中国还能有力量抵抗日本的侵略，以将日军陷在中国的战略泥沼之中，但却绝对不能给与中国充裕的援助，以免中国能击败日本的主力而于战后得到复兴；在美援华的同时，还要设法制造中国内部的矛盾，并培养中国内部的分裂势力，这样纵使中国可以战胜日本，但是分裂的中国仍然无法成为亚洲的强国。一九四二年初，英国先是轻率地放弃了对其缅甸殖民地的防守，中国的西南对外信道因而被切断。随后这个中国的“盟友”，又想尽所有千奇百怪、反复无常的借口，在盟国反攻缅甸、打通滇缅公路的行动计划中一再的玩弄策略，以离间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英国的亚洲战略，就是设法让中国在精疲力竭的边缘中挣扎，而不肯真正出力帮助中国（但却要求中国尽力帮助它来防守缅甸），早日打通滇缅公路。因而中国在抗战最艰苦的关键时段里，一直无法从对外通路中，获得充裕的作战资源供应，中国的国力因而加倍的消耗殆尽，自然就“确定”了战后的中国不可能强大复兴起来，于是英国就可以放心，继续在亚洲维持其殖民主义的利益。因此苏俄与英国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立场，一直是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战略手法，当中国面临危机的时候，他们会给中国一点最低的援助，以防止中国放弃抗日的意志；但是一旦中国要有所振作，他们就会立刻卡住中国的命脉。故此中国当时真正要面对的历史挑战，不只是日本正面的侵略而已，同时在背后，还要面对英苏这两个各怀鬼胎、继续进行侵略中国阴谋的“盟友”。
美国的立场则是处在“夹缝”之中，一方面美国是希望每个受到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侵略的国家，都能在国际社会正义的支持下，有力反抗侵略者的迫害。不过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极看重其在亚洲的商业与战略利益。在中国艰苦抗战的初期，美国仍然依照美日通商条约，大量的供应日本生产军备与弹药的原料，以及提供日军飞机、坦克在中国战场上所不可或缺的燃料与石油。结果使得日本的战争机器，能够在中国领土全速运作，当然日本的军国主义最后也把美国当成其攻击的目标。
中国抗日战争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就是以中国人民与国土的损失，换取等待国际社会加入并肩对日作战的时间。这个战略的着眼点，是中国一旦获得世界其它国家参与共同对抗法西斯的战争之后，她就可以结束孤军抗日的不利状况，并可获得盟国的作战资源协助，而将中国军队战力彻底地提升，以有效地全面打击日军，成为盟国当中的主力部队。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由于中国对外的通路，被日本与苏俄所分别切断，盟国又一再地玩弄打通国际通路的策略，迟迟没有将作战资源，运到中国军队的手上，结果虽然是中国与盟国共同参加反法西斯作战，但是她一直没有办法得到盟国所应许要供应的援助，因此中国军队也就无法展现应有的作战能力。
日本虽然切断了中国通往海岸的所有通路，但是由苏俄经中国西北进入关中与四川的通路，仍足以输入中国抗日所需的物资，但是此时斯大林已经看出中国民族的坚忍毅力，因此他已知道中国绝对会不屈不挠地与日本奋战到底。一九四○年德国在欧洲发动闪电作战成功之后，斯大林估计纳粹德国随时可能会对苏发动攻击，所以开始担心日本是否会利用机会，与德国合作，联手东西夹攻苏俄。斯大林于是与日本进行交涉，愿意以停止援助中国抗日为条件，换取日本与苏俄签订中立友好条约。一九四一年六月，日、苏两国就以一纸“日苏中立条约”，完全切断了中国西北经苏的外援通路。于是中国能够获得外来石油与军火原料支持的唯一孔道，就只剩下由云南通缅甸的公路而已了。
当然站在苏俄自己的国家利益而言，它为了避免遭到德国与日本的两面夹攻，以停止援助中国来换取减轻日本的军事威胁，是可以勉强理解的做法。但是到了一九四一年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日军事实已经没有多余的战力可以对苏俄进行作战。中国战区可以说是面临了弹尽援绝的生死关头。此时的苏俄，实际已经没有日本威胁的后顾之忧，但是这个“盟国”，却坐视中国面临作战力量全面耗竭之危机，不但自己不肯援助中国，更不准盟国借道苏俄援华，来支持六百万抗日部队的需要，苏俄存心要置中国于死地的企图就非常明显了。斯大林的作法很简单，只要中国失去力量，那么就非常方便苏俄在战争以后对华的继续侵略。日本有了苏俄这个红色帝国主义的侵略帮凶，当然就可以说是得到的帮助太大了。
苏俄切断盟国援助中国的主要交通路线，对于中国整个作战能力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日军对华军在所有会战中之打击。因为就算是中国遭到原子弹的轰炸，其历史的结局，也不会比苏俄切断中国对外交通路线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更为深远。
第二部
第二百四十五章 … 缅甸悲歌（十）
而多达六百万的中国军队，就在近乎弹尽援绝的情况下，不但没有足够的作战装备、没有医疗后勤，甚至连基本的衣食供应都常有问题。
共同对抗法西斯轴心国的责任，就是同盟国在作战上相互支持与共同进退，中国在极端的劣势下为整个盟国挡住了日军的兵锋，尤其苏俄因此不必双线作战，而蒙受了极大的利益（如果国民政府决定与日和谈或向日屈服，让日本能及早结束中国事变，日军早就会进一步攻击与威胁苏俄在西伯利亚东线的战略要地了）。制造战争的理由原本就是日本（或任何侵略者）的专长，若不是日军被中国的侵略泥沼陷住而无力分身，一纸日苏中立条约只不过是张废纸罢了！就是这样恶劣，但她仍然继续苦撑了四年，坚决不肯向日本屈服，反把日本拖垮，最后赢得了胜利。
整个中日战争中，一个胜负关键所在，就是中国是否能及早打通遭到日本以及盟国苏俄切断的国际通路。由于盟国反攻缅甸、打通西南对外通路的计划，一再遭到英国反复地拖延，中国始终无法得到应有的援助，以装备中国军队成为可以在战场上主动攻击日军的劲旅。即使如此，中国仍选择苦撑到底、牺牲一切也不屈服地继续抗战，可是在得到最后胜利的同时，中国也耗尽了国家几乎一切的元气。中国在战后没有足够的实力争取到战胜国应有的权利与光荣，反而遭到最可怕的出卖，都与她在战时无法得到应有的援助，有着直接而且重要的关系。
虽然中国处在这种极其恶劣的危机状况之中，但是中国政府仍然以团结共抗法西斯的战略为重，中国不但在山穷水尽的情形下坚忍到底，拖住了日军百万以上军力，而且还设法冒着自己后方基地遭到日军攻击的危险，将从驼峰空运所得到物资的百分之八十，都用来支持在华的盟国空军，以空中轰炸来重创日本的运输船队，形同截断了日本通南洋的战略物资航路，造成日本总体战力濒临崩溃，但却也为中国惹来了日军最后孤注一掷反扑的沉重打击。中国为世界的反法西斯作战，用尽了超过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所能付出的一切力量，但盟国却几乎没有实质地帮助中国建立起反攻日军的军力，也丝毫没有放过对中国的暗算，这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如何残酷对待中国的历史真相。但是，中国政府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严格的遵守同盟国之间的协定，从来没有单独与日本进行停战的谈判，可是英、苏、美在出卖中国的阴谋上却表现的非常理所当然，事后连一丝的懊悔都没有。
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参加反法西斯轴心国阵营的同盟国家里坚持战争时间最长，牺牲最大，损失最惨重的国家，理应在战后得到与这一切相对应的国际地位和荣誉，但是，中国却什么实际战果也没有得到。相反的，在战争期间，中国还被自己的盟友多次无情的出卖和背叛，唐努乌梁海，科布多被苏俄强行并入自己的版图，外蒙古沦为苏俄的势力范围，东北的大连和旅顺被苏俄强行租借，原本早已被苏俄卖给日本的中东铁路，理应在战后被中国收回，却再一次被苏俄强占。苏俄还以所谓的驻军费用为由将日本留在东北的工矿企业里面的主要机械设备几乎全部拆运回国。就是在苏俄的操纵下，中国的版图从一片美丽的海棠叶，变成了一只雄鸡。
虽然导致这一切的原因有很多，但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当时的国际交通线被切断了。中国无法得到足够的来自外界的援助物资，以维持和提升自己军队的战斗能力。
作为从后来回到过去的人，刘建业对这一切的记忆尤其深刻，所以，他才义无反顾的全力投入到以保护当时的唯一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为目的的入缅作战。可是，无情的现实让他感到自己实在是无能为力。在被迫放弃了同古城北的克永冈机场以后，刘建业总算被“刻薄的乔”抓住了机会。美国老头多次对重庆的最高统帅宣称刘建业不但不支持他的作战构想，相反还直接丢失了有着重要战略地位的克永冈机场，他是绝对不能胜任目前的职务的。
为了安抚这位掌握着美国援华物资分配权，名义上还掌管着所有在华美国军人的老头的情绪，最高统帅下达了公开的命令免除了刘建业担任的远征军副参谋长职务，转任中国方面驻滇参谋团的副主任参谋（主任参谋是萧中将，就是那个在芷江代表中国政府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萧将军）。但是，与正式的命令一同送到刘建业手里的还有一封陈长官的信。陈长官在信里对刘建业说明最高统帅子所以免除他的副参谋长职务只是为了安抚那个固执的美国老头，刘建业此后在缅甸的主要任务就是联络缅甸的地方势力，为国民政府保卫缅北，经营缅甸北部，进而在战后和英国人角逐东南亚做好准备。
刘建业接到信以后，心里反而安心了。至少自己可以撇开那个刻薄的老头，不用再看他的脸色了。但是，与此同时他也发现，最高统帅调集到云南边境的另外三个军的部队，一直没有接到动员命令，相反却不断地在云南边境和云南的实际统治者龙主席的滇军部队发生各种摩擦，惹得龙主席命令他手下的部队对于进入云南的中央军部队要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看来，最高统帅还是不忘记在抗战的同时，寻找各种机会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力量。这三个军的部队看来是不到最后危急关头，不会轻易离开云南进入缅甸了。
一九四二年三月的一天，史迪威一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抗战的首都——重庆。
当史迪威还是一名年青英俊的西点军校毕业生的时候，他就偕新婚妻子威妮一道游历过中国。中国古老而神秘的文化传统和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曾给他们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二十年代，史迪威上校的命运似乎同中国结下了某种不解之缘，他三次受命来华担任军职，还帮助中国政府在山西和陕西设计过两条短命的碎石公路。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会唱京戏，对中国各省地方风情了如指掌。他们的女儿有两个出生在中国，史迪威给他们各取了一个中国小名，女儿叫“李娜娜”，儿子叫“杨京京”。
然而，曾在史迪威心中留下美好印象的重庆山城，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野蛮轰炸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城市的模样。
中国抗战的希望在于民众的觉悟，但是中国当时政治制度的弊病恰恰扼杀了这种觉悟。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战是没有多少希望的。作为西方军人的史迪威不可能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的这种本质的特点，他最先注意到的却是中国丰富而廉价的人力资源。
史迪威兴奋地给他的老朋友，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写报告，说中国到处可见大批吃苦耐劳，生命力强盛的民众。如果把他们组织起来，加以严格训练，再发给他们最好的武器，吃营养丰富的食品，那么他们将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人。
史迪威将军不是哲学家，他的军人的局限性在于他只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中国人固然因为贫穷而勤劳，因为吃苦而顽强，同样也会因为富裕而懒惰，因为愚昧而贪婪。
更重要的是没有文化的民众很难产生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来。
一周后，史迪威在黄山别墅正式拜会从缅甸归来的最高统帅夫妇。陪同史迪威前往的有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先生、史迪威的副手托马斯。赫恩少将和弗兰克。多恩准将，还有大名鼎鼎的美国空军“飞虎队”司令克莱尔。陈纳德上校。
黄山别墅位于重庆南岸，距市区十英里。这是一座向阳的山坡，视野开阔，草木葱茏，站在观景台上可以乌瞰重庆市区和两条夹峙在山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