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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把亚洲从与西方接触的有害影响下解放出来的神圣使命的想法，影响了日本人对于他们占领区的土著居民的态度。他们认为，这些民族应该与日本合作，来建立共荣圈。任何对日本的反抗就是对亚洲的背叛，因此，用大屠杀来惩罚是合理的。例如，日本人对菲律宾人说：他们起初支持美国反抗日本入侵，日本人就有权把他们杀掉；但是出于亲善友好，日本人并没有这样做，而且这种宽厚态度将继续下去，如果菲律宾人“明白日军的真正目的，并在建设新秩序中与日本合作”。反之，他们就会倒霉。同样，他们也对新加坡人说：“所有那些沉迷于抗日运动的人都理应处死。然而，他们得到了日本的神圣的怜悯。只有那些扰刮治安的人受到了惩处。这是从大东亚共荣圈的高尚理想中产生的一种怜悯之心。”
既然日本人认为这场战争是为所有亚洲民族的利益而进行的，那么，在它看来，它就有权利要求他们为这一共同事业作出牺牲。在进行战争时，日本自己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而作的贡献“大大超过了它应该承担的份额”。所以，其他民族应该忍受战争所必然会引起的经济困难，不应该因此而抱怨，他们也应该高兴地为共同事业提供劳役和其他一切力所能及的援助。那些不愿接受这一原则、对日本自愿承担的任务不表示感恩的人，就受到日本人的暴行的答复。例如，日本人对马来亚人说，“完全是由于日本人的开明和仁慈，他们才不至于拴着锁链干活，才不至于象牛马一样被赶进拘留营，他们的女眷才不至于被其新统治者及其士兵拿去玩乐。”
第二部
第二百四十三章 … 缅甸悲歌（八）
日本人特别强调他们在东亚的文化使命。他们认为这一文化使命是保存那些成为共荣圈组成部分的国家的传统的社会和宗教影响，并消除外来的西方影响。日本人到处谋求加强亚洲社会的独裁主义思想、家长权力至上的观念、血亲观念、集体负责的原则和妇女卑贱观念。
在“满洲国”和中国关内，他们谋求复兴儒教，特别是王道观念——日本的孝道主要来源于王道，以此来让当地的百姓放弃反抗日军的想法。在暹罗和缅甸，他们以佛教支持者的面目出现，谋求加强暹罗和日本的佛教界之间的关系。在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他们同样宣称尊重伊斯兰教；在菲律宾，宣称尊重天主教。天主教虽然是西方传来的，但起码也是独裁主义的；他们谋求同梵蒂冈建立友好关系。的确，他们经常告诫菲律宾人要记住自己是亚洲人，但是，反西方宣传是针对美国的影响，而不是针对西班牙和罗马的传统。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往往使日本人陷于宗教上的矛盾——如在把四个北部马来邦重新割让给暹罗这件事上就是如此。当时暹罗政府着手委派军人作为这些邦的行政官，而且歧视穆斯林，禁止他们的一夫多妻制和对不能读写暹罗文的马来人额外征税。在东印度群岛，日本人对明确的穆斯林宗教政治组织的支持，同印尼民族主义者那种更为世俗的、包罗一切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
但是在一个问题上，日本人是始终一贯的——要努力给予他们所统治的各族人民这样的印象：他们必须把日本看作是亚洲文明和文化的领袖。据说，日本的力量主要来自日本的道德和精神理想——特别是忠孝的理想，它的亚洲伙伴仿效这些理想是有好处的。正如上文所述，日本人在他们的占领地区到处竭力要使日语成为居民的第二语言。从日本派来大批教师，不仅讲授日本语言，而且讲授日本的伦理学和历史。日本的国定假日，如“纪元节”（日本帝国国庆日）和“天皇节”（天皇诞辰），成了整个大东亚庆祝的正式节日。日本人也强调他们同暹罗人、菲律宾人和马来人的（真的或者是假想的）种族亲缘关系。根据这一切，可以推断，如果日本能够保持对这些地区的控制的话，它将最终努力使这些地区日本化，就象它企图使朝鲜日本化那样。事实上，谁都不清楚日本的所谓“纪元节”是怎么推算出来的。
计划中的大东亚政治结构是从“八纮一字”的观念中得来的。“八纮一字”原指在天皇护佑下日本本土各岛的政治统一；而现在将它扩大到包括整个东亚。日本将成为“领导国”，领导它的一些卫星国；这些卫星国在政治上隶属于日本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它们的基本义务就是共荣圈成员的义务。日本投降后，盟国的调查人员发现了日本打算最后处置征服地区的证据，如果它能够保持控制这些地区的话。这一证据是外务省的一份草稿，日期是1941年12月14日。当时的外务相东乡茂德向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电述，他没有参与制订这个计划，甚至从未看到过，也从未听到88过这个计划。他认为这一定是某一下级官员拟定的计划草稿，没有任何约束权力。这个计划规定新加坡岛、海峡殖民地、英属北婆罗洲和沙捞越应成为日本领土，由驻在新加坡的日本总督治理。除了四个北部马来邦以外，马来亚的其他部分应在驻新加坡总督的宗主权之下成为日本的保护领地。驻新加坡的总督对文莱行使同样的权力。荷属东印度群岛应合成为一个印度尼西亚联邦，但其外围地区如荷属新儿内亚、荷属婆罗洲和帝汶岛的荷属部分则挂着联邦“自治领”的招牌继续保持在日本的控制之下。菲律宾应予独立，但是它的独立地位应服从于日本在该地的军事和经济特权。香港也应成为日本的领土，虽然在恢复和平——即重庆垮台——后可以考虑把香港归还中国。
也许，这一拟定的草案最后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但是其中有好多是符合他们在1942至1943年间的言论甚至行动的。例如，东条在1942年1月22日对国会说，为了保证大东亚的持久和平，“我们准备把那些为保卫大东亚所绝对不可缺少的地区置于我们的权力之下，而对其他地区，则根据各个民族的传统和文化未对待。”他指出，香港和马来亚属于前一类地区。日本政府所采取的行动证实了他的话。香港被置于日本的军事长官管辖之下，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是这样治理的。此外，日本经常提及马来亚是日本的领土；它对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的愿望起初是加以阻挠的，1943年5月31日御前会议上才作出关于东印度群岛问题的决定。
就是在日本的这种宣传下，许多东南亚地区的争取实现民族独立，摆脱西方列强殖民统治的人士，仿佛见到了一丝阳光。他们把日军对东南亚的进攻，视为是实现民族独立的大好机会。为了实现民族独立，他们纷纷主动向日本人靠拢，向日军提供各种帮助。缅甸的昂山和巴莫，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昂山的缅甸独立军就在日军对缅甸的进攻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然，这个时候得他们还满心憧憬着在日本人的帮助下获得渴望已久的民族独立以后的美好前景，根本没有料到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朋友，其实与那些来自欧美的殖民者是一丘之貉，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在凶残程度上甚至更有甚之。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在缅甸的经济利益比它在东南亚其他地方要少。在这个国家中日本人也很少。然而，日本政府和缅甸的政客有一些联系，包括德钦党成员在内。“德钦”意即“主人”，这个名词是缅甸人对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的一个礼貌的称呼；这个团体也把这个称呼用之于他们自己，作为对英国统治的一个挑战的姿态。
虽然缅甸自从行政上脱离印度以来，以西方人的角度看来在自治方面进步很快，但这种进步对想要追求独立的德钦党人来说还不够满意。他们开始指望日本可能会帮助他们从英国统治下解放出来，这种思想自然受到东京的欢迎。1939年，欧洲战事爆发后不久，一个由三十名德钦党人所组成的团体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们受到日本陆军特工人员南大佐的庇护，接受军事训练。在这个团体中就有昂山。在其他表示亲日倾向的缅甸政客中有吴努，他在1940—1941年曾任总理。1941年11月，他为了争取缅甸得到完全的自治领地位，访问了伦敦。但他发现英国政府对此很冷淡。在回来的路上，他被逮捕了，并被关押在仰光的监狱里。
因此，日本转向巴莫博士。巴莫在1937—1939年间曾任缅甸总理。为了争取独立，他曾经采取过甘地的做法，发起了不合作运动，结果被英国人搞下了台。他在全缅甸有相当多的追随者，特别是在缅甸北部。
就在缅甸独立军向机场守军阵地发起冲击不久，一直在塔台上观察着敌人动向的刘建业就发现了问题。
“这些人肯定不是日本人。冲击阵地的时候还把腰挺得那么直，这不是存心想挨子弹吗？小鬼子可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刘建业一边看着，一边嘴里念叨着。
“他们的进攻队形排得也未免太差了，简直就是乱糟糟。这绝对不是训练有素的日本军队的表现。”工兵团的李团长也表明自己的看法。
“说不定这就是日本人的帮凶，缅甸的独立军。堂堂中国什么时候也沦落到让你们这样的小国家也骑在头上撒野了？传令兵，命令炮兵全力开火。再告诉黄团长，我不管他用什么手段，他必须要把这股敌人给狠揍一顿。”刘建业对于缅甸军队的加入，显然很不高兴。
刘建业的命令很快就得到了部队的坚决执行。在守军的密集交叉火力和炮火的打击下，基本上没有什么战场经验，只是跟在日本人后面追英国人的缅甸独立军遭受到了自缅甸战事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打击。许多的士兵被机枪子弹和炮弹弹片击中，等到他们快要冲到阵地的时候，又是一阵密集的手榴弹，紧接着就是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中国士兵从战壕里跃了出来，向他们的队列发动白刃突击。
原本只是想着感受一下战场气氛，顺便捞一些战功的缅甸独立军在守军的坚强反击下，迅速的崩溃了下来。
与此同时，补充团派出去的一个连也迂回到了日军的炮兵阵地。虽然在日军炮兵和增援的步兵的反击下，一个连的官兵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退了下来，但是，日军的炮兵阵地基本上被摧毁了。日军的炮兵只剩下两门迫击炮，更主要的是，他们没有炮弹了，所有的炮弹都变成了烟花。
“所有部队排成波浪队形，连续冲击！”遭受到沉重打击的小野田少佐，已经不准备再继续相持下去了。他要赌博了。
在日军的疯狂攻击面前，没有多久，补充团的官兵们就显露出了他们与日军相比最大的弱点，缺乏战场经验。其实，这个弱点对于所有中国部队的补充团都是一样存在的，因为按照正式的部队编制序列，补充团其实就是新兵训练团的意思。刚被拉了壮丁的新兵们在这里接受教官的训练，把他们从什么都不懂的菜鸟，变成一个会开枪会投弹，会走队列的士兵，至于其他的，就让他们在战场上自己学习去了。也就是因为这样，补充团的士兵几乎都是毫无作战经验的新兵，军官也几乎都是刚刚从军校毕业的，战场经验比他们的士兵多不了多少。
日军使出了赖以成名的波浪队形以后，补充团的阵地就接受了日军反复不断，几乎没有间隔的连续冲击。在那些新兵的眼里，眼前的日军似乎杀也杀不完，给人一种无穷无尽的感觉。渐渐的，士兵们的信心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拦截火力开始稀疏了起来。
“军心不稳啊，不行。我要上前面去了。”说完，刘建业带着几个人就冲到了前沿。
“在这发什么愣？滚到一边去。”刘建业一脚踹开一名正在那里发呆的机枪手，亲自摆弄起架设在阵地上的马克沁重机枪。重机枪马上恢复了向外喷吐火舌。
见到重机枪重新开火了，周围的士兵们突然醒转了过来，又开始向日军射击。
机场方向的战斗继续僵持着。到了下午，中国方面无力把日军驱逐出机场，日军也无力把守军赶走。
天色变黑以后，日军的增援部队开来了。整整一个联队的日军借着炮火的支援，向机场的守军阵地继续发起进攻，同时，日军的骑兵也出现在了机场的侧翼方向。
此时的机场守军的处境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在日军的连续进攻下，虽然守军还能继续保住阵地，但是，已经没有了多少预备队了。迫不得已，刘建业只能命令守军部队收缩防御，放弃机场的中部，全部撤退到南部阵地，继续抵抗。
“向戴师长和总部发电，请求增援。如果得不到增援的话，机场方向最多还能坚守一天了。”刘建业明白，日军今天是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同古城方向，但是明天就不一定了。在这里遇到了硬钉子的日军肯定会大举报复的，如果没有外界增援的话，以自己手里的这些新兵和非战斗部队，想要坚守住机场，是很难做到的。
正如刘建业所估计得那样，在二十五日下午，机场内的守军部队已经战斗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机场阵地的各个要点都相继落入敌手。面对这样的局面，已经是无计可施的刘建业无可奈何的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收拢起工兵团和补充团的残余部队，沿公路撤向后方。
机场的陷落，标志着同古与后方联络通道被切断。第200师成为了一支被日军合围的孤军，南北西三面都被日军包围。
为了应对这样的艰难局面，戴师长连夜调整部署，紧缩正面，主动撤回城外前进阵地上的部队，兵力集中至同古城厢主阵地，积极加强工事，组织固守。同时，他下令师部迁到城东，以便经毛奇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