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退后或否定的形态，。如植物是麦子的否定，同时也就是麦子的生命的展开；因此终于发展到生出新的麦子的阶段。私有财产是原始共产的否定，同时也是生产力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因此也准备了将来共产主义实现的可能性。放弃大城市及抵抗中的一切退却，都是抗战的否定形式，然而这也正是准备反攻力量的不可免的发展阶段，到一定的时候，必然可以发展到实际反攻完成抗战的阶段。十年内战否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然而也不是白打的战，因为经过这十年的经验教训，使两党都有了必须要长期合作，才能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认识，使今天的统一战线得到一个有力的保证。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战争辩证法是和平——战争——和平，此书也错了。
——摘自毛泽东读艾恩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83页）
［解析］
艾思奇在《哲学选辑》中《研究提纲》部分论述了他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看法。他认为否定之否定规律是一事物从开始发生直到充分发展（或完成）时所经过的过程的规律。这是正确的。但他在举例说明否定之否定规律时却表现出了一些不恰当的地方。他认为抗战中放弃大城市及抵抗中的退却，是抗战的否定形式，而反攻则是否定之否定；十年内战（指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否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而第二次国共合作则是否定之否定。毛泽东则认为，这样来揭示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战争中的具体表现是不深刻的。他认为战争的辩证法是和平——战争——和平，这才是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战争领域中的根本表现。毛泽东的这一批注揭示了战争发展的辩证法，是高层次的、根本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战争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阶级与阶级之间为着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是阶级的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战争的最终根源在于经济。国家、民族、阶级间为着某种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而爆发战争，是对和平的否定；但战争本身决不是目的，战争双方都不希望也不可能把战争无限期地进行下去，最终，代表先进和正义的一方将赢得战争的胜利，实现新的和平，这是否定之否定。毛泽东对战争辩证法的观察和认识是深刻的。
7。根据即基本矛盾（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原文］
一，什么是根据？就是事物发展的基础。应该这样来了解根据：
甲，根据和本质是同列的范畴，本质的矛盾，就是事物发展的基础，就是根据。
乙，事物的根据在人类思想中的反映，又叫做“理由”，发展以一定的根据为基础，“主张”以一定的理由作基础。理由必须是从本质上去找，以表面现象为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如汪精卫以近卫的声明为理由而主张妥协，就是一例。
丙，事物的根据常是复合的，如中国革命的基本的矛盾就有民族矛盾和民主的与封建的矛盾的两方面。把各方面的矛盾都把握了，就是把握了充足的根据，或有了充足理由。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根据即基本矛盾，而基本矛盾即是规定事物本质的。根据只能有一个是基本，其余均是次要的，被基本根据所规定的，即基本理由与次要理由之别。中国革命的根本矛盾是民族矛盾，封建势力一般只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充足理由，即是把握了基本矛盾即基本根据；次要矛盾与外的矛盾都是条件。说理如把根据与条件都报到才算完备，这是对的。但这种“各方面矛盾都把握”，不能仅称“把握了充足的根据”。
——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87、388页）
［解析］
艾思奇在《哲学选辑》的《研究提纲》部分论述了他对事物的根据和条件的看法。他认为，根据是事物发展的基础，就是事物的本质；根据在人类思想中的反映，就是“理由”。要认识事物的根据，必须从本质上去找，而不能从现象出发。汪精卫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1938年发表的几次对国民党政府诱降的内容为“理由”，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毫无任何根据的、卖国求荣的行为。艾思奇迹认为，根据是复合的。要把握事物矛盾的各方面，才是把握了充足的根据。
毛泽东在读这段文字时，在“事物的根据常是复合的”一句下面画了3条杠线。他结合自己对事物辩证法的研究，提出了一些与艾思奇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事物的根据是亭物的基本矛盾，基本矛盾规定事物的本质。据此，毛泽东认为，根据中只能有一个是基本的，其余的是次要的，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是基本的，而民主的同封建的矛盾是次要的（这与艾思奇的理解有不同）；而充足理由就是指事物的基本根据即基本矛盾；其他的次要的矛盾等是事物发展的条件，而艾思奇在《研究提纲》中并未作这种区分。所以毛泽东认为，说把握了事物的充足的根据，与把握事物的各方面的矛盾是不一样的。毛泽东对根据的理解比艾思奇要深刻和准确。
应该说明的是，毛泽东在这里并未对“基本”与“主要”（或主导）矛盾作区分。他在读《研究提纲》时还批下“基本、主导、主要意思是一样的，将他们区别起来是不对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76页）一句话。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讲话、文章并未对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加以区分。例如，关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在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毛泽东用的是“基本矛盾”这一概念（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52页）；在1939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用的却是“主要矛盾”（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631页）。时至今日，学术界对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是否一回事，仍有不同理解。
8。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马克思，恩格斯及伊里奇的这些思想，在党大会的决议及斯氏的著作之中，被发展了，被具体化了。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范畴之历史的展开，精当的指示出：在我们哲学发展之过去的阶段上，把唯物辩证法发展了的是谁呢？破产了的哲学的指导呢？抑是党的指导呢？这个历史又指示出：唯物辩证法怎样的发展了呢？并且怎样才能发展呢？在那从生活割离了的静悄悄的哲学研究的书斋中发展的呢？抑在革命的斗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之中发展的呢？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
——摘自毛泽东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21—422页）
［解析］
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在这里说明了一个道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在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如果理论不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那就要丧失其生命力，就会破产。毛泽东肯定了原书作者的观点，写下“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的批注，以示对作者观点的赞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说明了社会实践对于知识或理论的关系，说明直接认识和间接认识的关系，强调要深入实践，来发展理论。他认为，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观点，社会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是认识服务的目的。他认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的实践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知识都是间接的经验和知识，这就是古今中外的一切知识；但这些间接的经验最终还是来源于直接经验和实践的。学习、研究书本知识是必要的，毛泽东历来强调要系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但他强调书斋不能发展理论的根本用意在于，在教条主义者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斗争实践相割裂而给中国带来重大损失，中国革命的发展又迫切清除教条主义的影响，需要科学理论指导的情况下，必须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深入中国革命实践，总结实践经验，把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用来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这样才能一方面给中国革命以科学的指导，另一方面发展马列主义。
9。中国主观主义者的“一般”是脱离“个别”的（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辩证法的概念是具体的。因为它在其一切方面的充满矛盾的统一上因而在一般与个别的统一上，论理的反映出对象。
伊里奇：“个别，如排除那引导到一般的关联，是不存在的。一般，只在个别中，并且只通过个别而存在。一切个别，在某种方法上是一般。一切一般是个别的一部分、一方面或本质。一切一般，只是近似的捉住一切个别的对象。一切个别不完全的进到一般之中，等等。”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国主观主义者的一般是脱离个别的（脱离实际）
——摘自毛泽东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29页）
［解析］
毛泽东的这句批语是在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时写下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的这部教程，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读的苏联哲学书籍中译本中遍数最多的。1936—1937年，毛泽东曾读了该教程的第3版，先后读了3—4遍，作了许多读书批注。在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时，又读了该教程的绪论。1936年12月，李达、雷仲坚译的该教程又出中文第4版。毛泽东在1941年3月到9月间，在繁忙的工作中又抽出时间读了第4版，留下了一些重要的批注。1941年，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比较稳定，党中央准备开展整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主要是纠正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指出：“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76—477页）1941年9月，毛泽东在起草的关于中央学习研究组的研究方针及阅读材料的通知中，曾将该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即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指定为学习、研究的内容。
毛泽东是联系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来读这本书的，特别是为了纠正和克服党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他在这部书上留的批注几乎都是在针对中国的主观主义而写的。可以说，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之前反复读这本教程，有其明确的目的。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这里说明了事物的个别与一般、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个别与一般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个别中有一般，二者不是脱离的，但又有区别。列宁那段论述的新译文是：“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列宁选集》第2卷第713页）毛泽东在读这段论述时还写有“中国的主观主义者相反”，“理论与实际联系，普遍与个别联系”的批注。毛泽东的批注，揭示了主观主义即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理论根源，即割裂一般与个别，亦即割裂理论与实际。马列主义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的反映，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不是抽象地存在的，而是存在于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之中的。正因为此，马列主义如果要指导中国革命，就不能不与中国革命这个“个别”、这个“实际”相结合。否则的话，这种马列主义就是一种抽象的、僵死的理论。中国的主观主义者即教条主义者不懂这些道理，他们把马列主义当成到处套用的公式、不可改变的教条，不是考虑如何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是不顾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如何去应用理论，这就把马列主义这个一般同个别（中国革命的实际）对立起来了。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革命付出的巨大的代价。毛泽东于1938年10月14日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
10。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