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
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
马克思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
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
［解析］
建国以后，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做的艰辛探索中，一直关注和思考着“过渡时期”的理论问题。在制订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毛泽东曾把“建成”社会主义作为总路线的目标和过渡时期结束的标志。在他看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过渡时期的两大任务，这两大任务的完成将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为“建成”社会主义奠定基础。由于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掀起，使得原本设想的工业化与三大改造同步进行、同步完成的计划未能实现。在这期间，毛泽东根据新的情况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即社会主义有“建立”与“建成”之分。1956年1月，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这时毛泽东没有宣布过渡时期结束和社会主义建成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工业化的任务没有完成，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无论在生产关系方面，还是在上层建筑方面，都还不完善。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曾一度影响了毛泽东对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正确认识。1958年8月的中共中央决议中写道：“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甚至在党的高级会议上讨论起了是由苏联还是由中国先宣布建成共产主义的问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我国生产力发展造成的巨大破坏，使毛泽东逐渐清醒起来，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毛泽东开始领导全党纠正“左”倾错误。在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再一次提出究竟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到建成社会主义要经过一系列阶段。完成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国家工业化等等任务，还只是第一阶段，以后还要有第二、第三个阶段，逐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
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提出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毛泽东把过渡时期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归纳为“大过渡”和“小过渡”两种理论，他虽然当时没有明确表示支持“大过渡”理论，但他认为我们正处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这里已经显露了他支持“大过渡”理论的倾向，为其后“左”的思想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应当承认，毛泽东开始提出社会主义有“建立”和“建成”之分时，是从生产力标准出发的，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他没有沿着这条道路走到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之后，由于工业化的任务没有同步完成，毛泽东和党中央没有及时宣布过渡时期的结束，这时他们的本意还是认为社会主义尚未完全建成，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个思路是不错的。然而从1957年以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矛盾判断发生失误，把党的工作重点由经济建设转向了阶级斗争，过渡时期和建成社会主义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大过渡”理论已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阶段理论由一个新颖的理论构想异化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
22。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在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谁战胜谁”的问题有利于社会主义地解决了，剥削阶级正在彻底消灭。1957年，由于击溃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政治思想战线上也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
在中国，过渡时期生产关系方面的任务已经解决了。过渡时期的发展生产力，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建立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基础方面的任务，一定会在最近两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只有解决了技术改造方面的这些任务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才完全建成。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解析］
“教科书”写道，到1957年中国已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时期的生产关系方面的任务已经解决了。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一定会在两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毛泽东对“教科书”的写法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在“教科书”关于“谁战胜谁的问题有利于社会主义地解决”和“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等处，毛泽东画了横线并在旁批道：“当时我们自己也只是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显然，毛泽东认为’教科书”的写法不确，是讲了过头话。关于发展生产力问题，毛泽东把建设社会主义的内容归纳为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并认为：“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太早了。”
在1956年以前，毛泽东在论述过渡时期总路线时，一直是把目标定在“建成”社会主义上面。1954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195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要花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为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打一个基础，经过十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共产党代表时曾说，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光。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
1958年“大跃进”“穷过渡”的惨痛教训使毛泽东开始深入思考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提出究竟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到建成社会主义要经过一系列阶段。完成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国家工业化等等任务，还只是第一阶段，以后还要有第二、第三个提高的阶段，逐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时期，毛泽东不仅是从生产关系的关头程度来考察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而且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规定社会主义的阶段特征。他把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规定为工业、农业、科学、国防四个现代化，使得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更加明确，更加激发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这说明，在探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的实践中，毛泽东对于建成社会主义的认识在不断发展和深化。
六、哲学篇
1。祸福相生，先予后取（读《老子》）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矣。
——摘自《老子》第五十八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摘自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解析」
《老子》，又称《道德经》，道家的主要经典。相传为春秋末老聃著。《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西汉时河上公作《老子章句》，分为81章，以前37章为《道经》，后44章为《德经》，故有《道德经》之称。
《老子》统共虽只有5000言，但其内涵却很丰富、深奥。是旧时学子的必读书籍之一。毛泽东青年时代，对《老子》一书即已非常熟悉。《讲堂录》里便记有：“《老子》：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1917年署假他同萧子升一道“游学”时，在宁乡境内拜坊了一位隐居的刘翰林。两人吟咏联句，凑了一首诗送给刘翰林：“翻山涉水之名郡，竹杖草履谒学尊。途见白云如晶海，沾衣晨露浸饿身。”这显然是称赞翰林隐居生活的超脱和高雅。在同刘翰林的谈话中，自然说到了《老子》和《庄子》。据萧子升回忆：在问答中，毛泽东说我们读过《十三经》。也读过《老子》和《庄子》，还回答了刘翰林的问题：“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作的，最好的《庄子》注是郭象作的。”此外，在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说到没有“大同之境”存在时，写道：“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其中所概括的，便是《老子》里的话。《老子》第19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七弃利，盗窃无有。”第80章：“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建国后，毛泽东也经常读《老子》。例如，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老子》是一部哲学书。毛泽东最看重的，便是其中体现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即有关对立统一和矛盾转化的论述。
书中提出了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美丑、损益、刚柔、强弱、祸福、荣辱、智愚、巧拙、大小、生死、胜败、攻守、进退、静躁、轻重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概念，认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在矛盾转化方面，《老子》认为事物都是向相反方向转化的。举出的诸如“物壮则老”，“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曲则全，枉则宜，洼则盈，敝则新，多则得，少则惑”等例证，说明强弱、祸福、曲直、洼盈等对立的事物，都会向它们的对立面转化。我们在前面引用的一段原文的意思是：政治手段宽松，民风就淳朴；政治手段过严，民风就乖戾浮滑。灾祸往往预示着福祥，而福祥却可能潜伏着危机。谁能知道其间的底蕴呢？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常态的东西可以变成异常的，善美的东西可化为恶怪的。很主以来，人们对这种转化变幻感到迷惑。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人部矛盾的问题》中，就以其中祸福相依相伏的思辩方法和抗日战争的历史事实，来强调事物的矛盾转化的观点。
怎样实现矛盾的转化？《老子》很强调以退为进、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弱胜强。正是在这个意义，《老子》被一些学者视为兵书。毛泽东也很重视这些转化原则。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强调：要改变敌我强弱力量的对比，使之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要实行必要的战略退却，暂时放弃一些土地和城池。接着引用了《老子》第36章中关于“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子之”的策略来加以说明。他说：“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随后还用生活中一些通俗的事例来反复说明这个道理：如做生意，在市场交易中，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不丧失货物，又从何得到金钱？在日常生活中，睡眠和休息虽然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
毛泽东对《老子》里“将欲取之，必固子之”这句话印象很深。1964年8月30日的一次谈话中，他说：我看老子比较老实，他说“将欲取之，必固予之”，要打倒你，先把你抬起来，搞阴谋，写在了书上。
毛泽东也很关注哲学界对《老子》思想的研究。他读过任继愈的哲学史论著，注意到作者认为老子是唯物论者的观点，还读过天津杨柳桥的《老子今译》，注意到他提出的老子是客观唯心论者的观点，还调查过杨柳桥的背景，知道他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在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特意提到，他不赞成老子是唯物论者的观点，同时谈到了杨柳桥。
此外，还有一个更具体的材料，1959年，有关部门搞了一个学术界讨论老子思想的综述材料，题为《关于老子哲学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问题》，送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读后很重视，在材料第一页批示道：“印10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