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
毛泽东对“教科书”中提到的中国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被粉碎的条件下产生的”的观点表示了怀疑，在此处批注了一个问号。毛泽东接下来谈道，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是逼出来的。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现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步一步地逼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另一方面，共同纲领规定了各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宪法又给了他们一张选票、一个饭碗的保证，这些又使他们感到接受改造就能保持一定的地位，并且能够在经济上、文化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在谈到处理资产阶级的经验时，毛泽东指出，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实际上已经成了国家的雇员，对企业没有实际上的管理权。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是位住他，又整住他，中国民族资本家从来没有统一过，解放前有什么上海帮、广东帮、天津帮之类行会性的组织，解放以后我们帮助他们成立全国工商联合会，把他们统一起来，又对资本家区别不同情况，分而治之。这几年每年还给他们1亿2000万元定息，实行大规模的收买，收买整个阶级，收买他们整个阶级的几百万人，包括家属在内。
毛泽东在读“教科书”时所阐述的上述重要观点，是对我国对资改造经验的系统总结，是对那段历史的深刻反思，对于研究毛泽东的对资改造思想有着极大的价值。
12。干革命，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过渡时期包括整个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要消灭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要利用资本主义发展所创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组织和文化前提：大生产、银行、科学技术成就等等。在过渡时期内，无产阶级获得它在管理国家方面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实现领导作用所必需的段炼和技能。在同私有制传统势力和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中，要以社会主义的精神改造小资产阶级群众和全体人民。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这个提法原则上对。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关系。
就“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我们的钢最少需要一二亿吨。1959年以前，我们所做的事情，主要是于革命，是要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才刚刚开始。因为1958年、1959年，人民公社是在产生、发展、整顿、巩固的过程中，现在开始走上了轨道，当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解决。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解析］
在毛泽东上述评论中，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是讲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即“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第二层是讲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即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从抽象的理论意义上讲，毛泽东对关于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观点所做的评论基本上是正确的。是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论述相一致的。但毛泽东的评论没有展开，过于宽泛，对过渡时期和根本改造的含义没有界定。后来毛泽东把过渡时期界定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就使得毛泽东在上述评论中提出一个基本正确的命题走上了谬误。
在第二层意思中，毛泽东认为1959年以前，主要是干革命，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这个观点，他在当时多次强调。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搞了八九年了，实际上我们这些人没有抓工业，重点不放在这里，放在革命上了，搞什么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公私合营、合作化，这都是属于革命范畴，忙那些事情忙得要死。现在我们要转过方向，人有两只手，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工业，我是个共产党的第一书记，我就这样。我没有抓工业，所以在北戴河做了自我批评，从现在起要认真抓工业。”1959年7月10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又一次谈到：“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反映了他当时确实准备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去。
毛泽东提出的“干革命，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的思想，是有深刻的理论意义的，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块基石。早在延安时期，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对生产力和中国工业化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关于这些问题的论述，至今还令人感到亲切。1944年3月12日，他在关于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一次谈话中就鲜明地指出：“搞政治、搞政府、搞军队为什么？是要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队、旧政府。日本帝国主义占了我们的地方，还有什么生产力可以发展？它是妨碍生产力的。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政治力量不取消，生产力不能解放，经济木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政治。但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读过社会科学的同志懂得这一条，最根本的问题是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就是为了这件事，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也就是讲的这件事，就是讲生产力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1945年5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欢迎林迈可先生的招待会上发表谈话时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天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在抗日战争中间，共产党抗击了百分之五十八的敌军，百分之九十的伪军。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有成绩的。但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成熟时期，而上述两段论述则可看作是毛泽东思想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时阐发的革命是为生产力发展扫清道路的思想，是对延安时期他的发展生产力基本观点的继承和发展，所不同的是时代不同了，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队、旧政府已经被破坏掉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和生产力，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毛泽东对未来充满希望：“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才刚刚开始。”
13。中国要有自己的经济体系〔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问的分工以每个国家的可能性为依据，并导向共同的繁荣，每个国家都拿出一部分资源来满足其他国家的需要，而自己又依靠其他国家的友好帮助。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的合理分工促进这些国家生产力在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基础上的全面发展，因为每个国家不仅可以有计划地动员本国的资源，而且可以有计划地利用其他国家的资源来达到共同繁荣。
同时，社会主义的分工可以使各个国家作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平等成员，彼此取长补短，因而有可能节约财力和人力，消除国民经济中个别部门的不必要的平行发展，以加快各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每个国家都可以集中自己的人力财力来发展在本国有最有利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有生产经验和干部的部门。而且个别国家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这样就可以在工业中达到合理的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在粮食和原料生产上达到最适当的分工。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帝国，从那以后，少数时间是分裂、割据，多数时间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统治很严，控制太死，地方没有独立性，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沓沓，懒懒散散，过一天算一天，经济发展很慢。现在，我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全国各省又是统一的，又是独立的。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如此。从政治上来说，各省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控制，独立地解决本省的问题，而中央的重大决议，又都是中央同各省商量，共同作出的。从经济上来说，中央要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不要限制、束缚地方积极性。我们是提倡在全国统一计划下，各省局可能都搞一整套。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只要能就地取材，就地推销，凡能办的事情，都尽可能地去办。不能办的事情，当然不要勉强去办。这里要注意，原料供应，产品销售，地方应当服从中央的调度安排。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解析］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第三十六章“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着重阐述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经济发展中的国际分工问题。毛泽东在谈这一章时对教科书的观点很不以为然。“教科书”写道：“在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也不可能有经济扩张、不等价交换、竞争、强国剥削和奴役弱国等。”毛泽东在此处批遁：“事实上有。”在“教科书”“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多方面的合作，以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互助为基础”处，毛泽东批道：“事实上也是没有做到”。
“教科书”把计划经济的思想不仅贯穿发展国内经济，还把它扩大到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经济关系中，显然是不妥当的。参泽东认为，“教科书”的提法不好，我们甚至对各省都不这样提。他认为，应当给地方一定的独立性，在不妨碍全面的情况下，各省可以尽可能各搞一套。毛泽东认为，欧洲经济发展较快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各国各搞一套。他对“教科书”主张的“使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总的水平逐渐拉平”提出了质疑，认为各国人口不等，资源不同，历史条件不一样，革命有先进和后进的区别，怎样能拉得平呢？“拉平”的观点实际上是布哈林的均衡论。外蒙革命那么久了，经济上一直还很落后，实际上无法拉平。
“教科书”后来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它是一个大国，人口居世界第一，拥有丰富的种类繁多的自然资源，因此它自然给自己提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任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参国社会主义的国际分工的体系，并享有这个体系的一切好处。”毛泽东对此批道：“这段写法可以。要知道这是经过我们同他们争论，才这样写下的。过去，他们和东欧的一些国家都曾经要我们不搞完整的工业体系。像捷克、日本这些国家，铁矿等资源靠外国，还发展了钢铁工业，我们资源多，怎么能不搞呢？”
在毛泽东的上述读书评论中，有两点是特别高明的，一是把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之上，就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要强调各国独立自主，在国家关系上，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他对“似乎想用经济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的国家保持了高度的警惕，这不是没有根据的。教科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发展，以它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完全独立和自主为特点。”毛泽东对这个说法是赞成的。
毛泽东的第二个高明之处，是立足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强调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独立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农业，更要搞好。“吃饭靠国外，危险得很。”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毛泽东一直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强调发展我国独立的工业体系，尽管后来出了一些偏差，但这两点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作用是不可抹杀的。毛泽东尽管强调各国各搞一套，但他并不主张搞“大而全”、“小而全”，如“教科书”写道：“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都是中、小国家，对其中每一个国家来说，发展所有的工业部门，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也是力不胜任的。”毛泽东对这段论述，也是同意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教科书”的观点不是一概否定，而是有分析、有取有舍的。
14。将来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大［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城市和乡村问的本质差别的消灭，决不是意味着降低大城市的作用。伴随着工业在全国有计划的分布、工业企业的靠近原料产地而来的是新城市的建设。城市是物质和精神文化最发达的中心，是大工业的中心，它将促使乡村获得现代城市的文化。社会主义城市在这方面的进步作用在日益增大。旧城市的面貌在根本改变。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就是要用绿化城市和利用现代市政建设的一切成就的办法，来消灭人口密集现象和改善城市生活条件。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既然要消灭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书上说是“本质差别”，为什么又特别声明并不是“降低大城市的作用”？将来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