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盲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徒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徒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毛泽东1921年《商鞅徒木信论》（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2页）
［解析］
司马迁，生于约公元前145年或约公元前135年，卒年不详，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县南）人。早年诵读古书，20岁后外出旅游，开始政治生活。38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着手搜集史料，经5年准备，开始写作《史记》。后因为李陵败降匈奴一事辩解，解怒了汉武帝刘彻，下狱，处以腐刑（阉割）。在狱中仍继续写作。至刘彻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被赦出狱，任中书令。直到刘彻征和二千（公元前91年），前后历14年的时间完成《史记》。此后事迹无可考。《史记》凡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首尾3000年左右，战国、秦、汉记事尤详。“纪”是年代的标准，“传”是人物的动态，“世家”是纪传合体的国别史，“表”和“书”是贯穿事迹演化的总线索。《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一部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
毛泽东发蒙后便好读史书，《史记》自然是他经常点读的作品。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欲通国学，首贵择书”，即选择重点篇目详加阅读而后及于全书。他学自己择书而读的方法的例子，便是《史记》，他说：“《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子《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毛泽东不仅熟读《史记》，而且对司马迁的生平遭遇也很了解。1913年10月至12月就读于湖南第三师范时，所做的读书和课堂笔记《讲堂录》里，便记有一些关于司马迁的句子，如：“马迁，尤门人”；“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此诗乃司马迁之文，非（司马）相如文也。”毛泽东在晚年通读《二十四史》时，还时常把《史记》中的一些篇目（如《项羽本纪》）推荐给别的同学读。1958年8月22日，在批改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加写的一段话中，特意把“司马迁的颂扬反抗”，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民主文学”的代表之一。
《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读书时写的一篇作文。原文无写作时间，作文纸折缝间印有“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字样，作者在题下写有“普通一班毛泽东”7字。毛泽东于1912年春退出长沙新军后，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同年秋即退学自修。此文当写子1912年上半年。这是毛泽东留下手稿的第一篇文字，时年19岁。
国文教员阅后在文稿上写了多处评语，并批给同学“传观”。这些评语是：“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駸駸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杠鼎”。“积理宏富”。文末还写有以下总评：“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据《史记·商君列传》所记，商君，战国时卫国人，本姓公孙，名鞅。后投奔秦国，为秦孝公所用，因破魏军有功，秦封之于商十五邑（今河南境内），故号商君，又称商鞅。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之时，阻力甚多，包括秦孝公本人，开始也担心不合礼法，“恐天下议已”，甘龙等大臣更是反对，经商鞅反复争辩，才说服了他们。接下来，为了使新法取信于老百姓，又采取了“徙木立信”的办法。青年毛泽东在《史记》中读到此事，破题三叹。因为，商鞅所推行之新法，本是“利国福民”的“良法”。其主要内容为：奖励耕织，废除贵族世袭特权，推行连坐法，废除井田制，按丁男征税，按军功受爵等。这些，在毛泽东看来，是秦国“战胜诸国，统一中原”的“大政策”。可黎民百姓却不能认识这些政策的好处，不能辨别好坏，非要统治者“煞费苦心”用徙木立信的办法来推行不可。在青年毛泽东看来，理想的国民，应该是看到好的法令就支持，看到坏的法令就反对。由此观之，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说明“吾国国民之愚”。他还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几遭沦亡惨境，根子就在“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这反映了青年毛泽东当时的唯心史观，也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知识界、思想界的一个共识：改造国民性。
的确，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使大多数有志之士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这个问题，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不见成效，政治体制的维新运动血洒刑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的药方把一个古老的病人弄得越益衰弱，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精神文明当作振兴中华的新的良方。从梁启超的“欲维新我国，当维新我氏”，到严复的“开民智，兴民德”，再到鲁迅的“人立而后事举”，表明这是那个时代必然引申出的共同话题。在青年毛泽东后来的一系列政治和文化主张中，从“变化民质”，改造“人心道德”入手的救国图存的思路，也是格外的引人注目。《商鞅徙木立信论》，算是这条思路的发端。
9。进化论与救亡图存（读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
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冲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
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择。天择者，物急焉而独存。则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于天之分。自致一已之能，与其所遭值之时与地，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有其相谋相济者焉，夫而后独免于亡，而足以自立也。而自其效观之，若是物特为天之所厚而择焉以存也者，夫是之谓天择。天择者择与自然，虽择而莫之择，犹物竞之无所争，而实天下之至争也。斯宾塞尔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
复案：物竟天择二义，发于英人达尔文，达著《物种由来》一书，以考论世间动植物类所以繁殊之故。古者以人类为首出庶物，肖天而生，与万物绝异。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而教宗传上之说，必不可信。盖自有哥白尼而后天学明，亦自有达尔文后生理确也。斯宾塞尔者，与达同时，亦本天演
——摘自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订立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我非常认真地坚持执行这个计划。我认为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对我是极有价值的。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图书馆里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
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很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在图书馆里我第一次看到并以很大的兴趣学习了一幅世界地图。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穆勒的一部关于伦（论）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
——毛泽东1970年的一个批示（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90页）
［解析］
1912年下半年，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只读了一个学期就退学了。他觉得，上学校不如自己看书学习。他住在新安巷湘乡试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定王台省立图书馆去看书，历时半年。前面引述的同斯诺的那段谈话，便讲的是这期间的事情。严复译的《天演论》，便是这时候读到的。
现在的研究者已经查明，谈话中所列的书单中，除了卢梭的著作之外，其余各种都是当时出版不久正在风行的严复译本。这里的书名，有些是写得准确的，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有一些则由于当年谈话时记录和翻译的出入，也许还包括本人的误记，而不准确了。例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君武的中文全译本是1920年才出版的。毛泽东对斯诺说的，很可能是“一本阐述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和进化学说的书”，就是严复所译，当年风行全国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密勒（严复译作穆勒）的著作，当时中国只译出两种，都是严复译的，那就是《逻辑学的体系：演绎和归纳》（严译本名《穆勒名学》）和《论自由》（严译本名《群己权界论》）。毛对斯诺说的密勒的书，当是指《穆勒名学》，因为日本人把逻辑学译为论理学；而论与伦二字音形皆近，因而误为“关于伦理学的书”了。斯宾塞的书，当是指他的《社会学研究法》（严译本名《群学肄言》）。盂德斯鸠写的一木关于法律的书，当是指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严译木名《孟德斯鸠法意》）。
应该说，这是青年毛泽东第一次大量的接触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对他来说不啻是一次重要启蒙。其中，尤以严译赫胥赫黎的《天演论》对他当时的影响甚大。
严复（1853—1921），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闽候县）人。是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他在军舰上实习了5年，到过新加坡、槟榔屿及日本各地。1874年，美国侵扰台湾期间，他又随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到台湾，测量海口，筹备海防。1877年严复赴英国留学，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亲自观察英国的社会制度，研究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辨析“西学”与“中学”的异同。1879年学成归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第二年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总办，执教达20年。甲午海战后，严复以“中国西学第一者”的优势，更深刻地看到了中国社会弊病的痼疾所在，所以他没有积极参加康、梁所领导的政治变革运动，而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事业。严复认为，中国之所以屡战屡败、落后、挨打，是因为人们的思想、观念落后。而欧美两洲自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后，“学术政教一时斐变”。当时的西方人已经普遍树立了生物进化的观点，物种是经过长期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形成的。这一观点体现在社会历史观上，则强调社会历史发展也要遵循进化的规律。正是这种承认进化、发展是自然界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根本观点，使西方人树立了厚今薄古、积极进取、不泥守旧法陈规的观点，加上先进的科学技术，使得西方人民富庶，国家强大。以这种进化的社会历史观反观中国，严复指出，中国历史跳不出一治一乱，一盛一衰的历史循环发展。与这两种社会历史观相表里，中西方对古今的价值判别也就不同，从而产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态度：“中之人好古而忽今”，沉溺子祖先的业绩，不重当下的努力；“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不为前贤所拘，只是执薯地向前追求。从这两种态度出发看待社会治理与发展，中国人常常以为“今不若古”，世道日退，而西方人刚强调古不及今，世事日进；前者处事安于循规蹈矩，后者注重革新鼎故。正是这种观念上的差别导致了中西方在物质技术等其他方面的差异。所以要学西方，首先就要用西方人的观念来改造中国人的落后观念。欧洲的思想和情感方式，利于顺利使用机器，是和蒸汽、煤炭技术同样必需的。也就是说，只有具备与大工业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方式的人才能顺利地使用机器。所以严复要鼓吹欧洲的思想和观念——进化的观念。
进化论是英国的达尔文（1809—1889）创立的。他论证了有机物发展的理论，指出植物和动物的种不是永恒的，而是变异的，现今存在的有机物包括人在内，是少数原始单细胞胚胎长期发育过程的产物，有机界的生物形态由简单演变进化到复杂的途径，主要是通过自然选择，在其生存竞争中，那些对生物有利的变异固定下来，积累加强和遗传下来，于是产生新的物种；那些不利于生存的变异则逐渐被淘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说给予人们一种新的宇宙观，亦即以唯物主义的发展观来观察生物界和自然界，从而结束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解释生物学的时期。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说有力地驳倒了上帝创造万物和人类的神话，开拓了生物学的广阔领域，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引起了科学界向宗教界的严重挑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极为重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马克思说：“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基础。”他还说：达尔文的学说“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恩格斯说：“他（指达尔文——引者）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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