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违，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曰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摘自毛泽东1960年12月25日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解析］
《孙子兵法》，又称《吴孙子兵法》、《孙子》，是世界上公认的现存最古老的军事理论著作。作者孙武，春秋末期吴国将军，字长卿，约活动于公元前6世纪末至前5世纪初。孙武本为齐国人，后因齐国内乱，出奔吴国。经美国重臣伍员推荐，向吴王阖闾进呈所著兵法1篇，被重用为将。后辅佐吴王阖闾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使美国以一隅之地而称霸列国。
《孙子兵法》分为十三篇：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约5900余字。它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战争经验和进行兼并战争的军事理论，揭示了战争的若干客观规律，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该书从战争的地位到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从战争自身演变规律到战争指导规律，从战略思想到战术原则，都作了分析和论述，被历代军事家奉为经典。春秋以后的众多兵书，无不以孙武书为蓝本而有所发挥，有所引申，有所增益。该书流传至国外后，也受到高度赞誉。孙武被尊为“武圣人”，《孙子兵法》被推崇为“兵学圣典”，“世界第一兵家名书”。
作为一代军事大家，毛泽东很重视《孙子兵法》这本书。但这里有一桩公案，即毛泽东从事军事实践的初期，是不是读过《孙子兵法》。
事情的起因是，在土地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引兵井冈山，指挥工农红军逐步开创了以江西瑞全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胜利地打破了白军的三次“围剿”。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朱德等提出并成功地运用了以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为主要内容的红军作战原则。这“十六字诀”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其基本精神是：从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基本特点出发，利用农村的政治、经济和地理等有利条件，扬长避短，灵活机动，以求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敌人，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夺取战争的胜利。
在上海的党中央报到根据地后，当时“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为了排挤和打击毛泽东，在《革命与战争》等刊物上连篇累犊地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对他进行批判，说他“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乓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斥为兵法之宝”。他们断言：“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指责只能暴露他们的浅薄与无知，人为的把《孙子兵法》等宝贵的军事遗产贴上阶级的标签来加以拒绝。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战争作了许多研究，但是，在抗日战争前，他们的军事论著几乎没有中译本，在“山沟”里从事游击战的毛泽东等，只能把目光投向极其宏富的中国传统的军事文化遗产，并结合革命战争的实践加以运用。说毛泽东等是“无条件”地运用《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自是想当然之语。
至于在井冈山和稍后的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是不是读过《孙子兵法》，在1935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凯丰曾提出毛泽东迷信《孙子乓法》的问题，毛泽东则对凯丰讲，当时自己并没有读过《孙子兵法》。这件事，毛泽东在60年代曾讲过多次。除前面引述的1960年12月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那段谈话以外，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如果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我就没有看过，在遵义会议上，凯丰说：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我就问他一句：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他答不出来。我说：你也没看过，你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凯丰他自己也没看过《孙子兵法》，却说我用的是《孙子兵法》。”
毛泽东还说，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从那以后”，便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1936年10月22日给当时代表中国共产党在西安做统一战线工作和派往东北军做联络工作的叶剑英、刘鼎的信中，便指明要一部《孙子兵法》，并认为它符合自己所要研究的“战役指挥和战略”的标准。在稍后一系列军事论著中，毛泽东对这部书中的一些观点的引用，更是得心应手。后来，他又对斯诺说：“我确实读过许多中国古代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一类的著作。”
当然，从我们所看到的材料来看，毛泽东在长征以前也并不是一点也没有接触过《孙子兵法》，至少，在青年时代他是间接读过的。1913年10月至12月在湖南第四师范（翌年并入第一师范）就学所做的读书和课堂笔记《讲堂录》里，便有好几段前人记述和发挥《孙子兵法》的内容。我们不妨分别引述如下。
（一）“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非理，以赫赫之功为耻，岂徒谈兵之祖，抑庶几立言君子矣。”这段话是黄震（1212—1280）《黄氏日钞》卷58《读诸子》中《（孙子）兵书》一节的大意。在这段话后面，毛泽东又记有：“百战百姓，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毛泽东还标明，出自“孙武《谋攻篇》”。前两句确为《孙子·谋攻篇》中的原话。后几句出自《孙子兵法·形篇》，原文是：“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
（二）“苏沟论曰，按言以责行，孙武不能辞三失：久暴师而越衅乘，纵鞭墓而荆怒激，失秦交而包胥救。言兵则吴劣于孙，用兵则孙劣于吴，矧祖其余论故智者乎？”这段话出自苏洵（1009—1066）《嘉■集》卷三《权书下》《孙武》，其原文是：“若按武之书责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于敌，则其支不得合’，而武使秦得听包膏之言，出兵救楚，无忌吴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者》曰，‘久暴师则钝兵挫锐，屈力弹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还，可谓久暴矣。越人能无乘间入国乎？其失二也。又曰，‘杀敌者怒也。’今武纵子膏、伯■鞭平王尸，复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敌，此司马戊、子面、子期所以必死仇吴也。勾践不颓旧家而吴服，田单稿燕掘墓而齐奋，知谋与武远矣。武不达此，其失三也。”
（三）“孙武越羁旅臣耳，越不能尽行其说，故功成不受官。”“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生于孝子。”“杀人以生人”。“恩生于害，害生于恩。微观子五行相生相克之原，天地间无往而非兵生，无兵而非遁也，无道而非情也。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天之道也。使世无害则恩不去，世而无弱昧与乱亡，又奚用兼之取之哉，故曰恩即生于害也。世有诸强以灭人之国为事，灭国则害矣，然强者灭人之国为己国，而殖其民，己之民则恩矣，故害生于恩也。”以上诸段，多为魏源（1794—1857）《孙子集注序》中的原文。
这几段笔记说明，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便对《孙子兵法》有所了解，但只是一般的和间接的阅读，谈不上研究。到延安后，毛泽东确实花了相当功夫研读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军事学著作。对此，1959年4月5日，他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有过回忆。毛泽东说，“左”倾教条主义者说他照《孙子兵法》打仗的那些话，“倒激发我把《孙子兵法》看了，还看了克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看了‘战斗条例’，还看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总之，激发我来研究一下军事。”看来，毛泽东在延安写出大量的军事理论论著，并不是偶然的。除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积累外，也与他下功夫研读古今中外的军事学论著有关。
2。灵活用兵乃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读孙武《孙子兵法》）
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情，暮气归。敌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情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气，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
——摘自《孙子兵法·军争篇》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怯，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而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摘自《孙子兵法·虚实篇》
［毛泽东读东的笔记和谈话］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侯，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特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罩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情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摘自毛泽东1936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08—209页）
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摘自毛泽东1938年5月《论持久战》（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493页）
［解析］
孙子是一位军事家，又是一位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往往是以军事概念和范畴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军事和哲学水乳交融。孙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战略战术原则中。在战略战术原则上，孙子强调三点：一是强调机动灵活。认为“兵元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要针对不同的敌人，采用不同的作战方法战胜它。二是善于避实击虚。认为“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去虚”。要“避其锐气，击其情归”，攻击敌人要拣虚弱的地方打，这样才容易获胜。在部署具体作战计划时，可采用“以十攻一”的打法，即“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三是力求掌握主动。认为“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要能在战场上左右敌人而不为敌人所左右，“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地给敌人以攻击。
毛泽东把上述孙子战略战术原则中关于动与静、实与虚、主动与被动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经过革命改造，汲取到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之中，在我国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十分重视主动性和灵活性。认为主动性是军队行动的自由叔，灵活性是实现作战主动性的保障。他说：“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论持久战》又说：“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这就把主动和灵活问题提到了决定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毛泽东对孙于战略战术原则的批判继承的实质在于：不是简单地生搬硬套，而是从敌强我弱的实际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作战指导原则。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就是毛泽东根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经验运用辩证分析的方法，批判继承古代军事思想，正确解决军事领域里客观矛盾运动的光辉范例。这些原则集中反映了战役指挥要解决的十对矛盾，而正确分析和解决这十对矛盾，也就解决了战役指挥的基本问题。比如，十大军事原则的第一条讲“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就是对孙子“避实击虚”原则创造性的发展。第六条讲“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性、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