劢逃闹匾滩摹！堵哿心饕寤 酚�1927年由瞿秋白翻译，长江书店出版，是斯大林著作在中国最早的中文译本，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把它列为干部的必读书目。
托洛茨基主义是以托洛茨基思想为代表的一种思想体系，其理论基础是所谓的“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认为，在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主革命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工农民主专政”，才能取得胜利，因而主张跳过农民运动，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以陈独秀、彭述之、刘仁静为代表的拥护托洛茨基主义的中国托派，即“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员，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洛茨基对中国问题的错误意见，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只能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从而主张取消武装的暴力革命，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革命斗争。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被开除出党。与此相反，分别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冒险主义则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一举夺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们不承认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马上就要到来了，似乎从一省或数省开始，取得全国胜利是垂手可得之事，并立即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两种错误倾向，在当时受到毛泽东等党内一些同志的批评。
1937年5月，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为了适应国内和平已基本实现的新形势，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中国共产党于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5月3日，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明确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回答了民主共和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指出其阶级性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其前途可能是走向社会主义。要求全党在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执行共产党的任务时，要继续同冒险主义和尾巴主义作斗争，指出，“我们的要求是实行坚决的革命政策，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强调在全党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针。在5月8日所作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中，毛泽东进一步回答了关于革命前途的问题，毛泽东第一次把两个革命阶段的关系比喻为两篇文章，认为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认为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
13。党要“布尔什维克化”（读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
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至少必须具备若干基本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根本是不可能的。
（一）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品，像社会民主党在实际上把自己看成的那样；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工会的兔费附加品，像某些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有时反来复去所说的那样；而必须使党把自己看成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即负有领导无产阶级组织的其他一切形式（从工会到国会党团）的使命的形式。
（二）必须使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完全精通与革命实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
（三）必须使党在制定口号和指示的时候，不是根据背熟的公式和历史的比拟，而是根据对革命运动所处的国内外的具体条件的仔细分析，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各国的革命经验。
（四）必须使党在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烈火中检查这些口号和指示的正确性。
（五）必须按照新的革命的方式来改组党的全部工作，特别是当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在党内还没有清除的时候。这样，党的每个步骤和每个行动就能自然而然地使群众革命化，使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受到革命的训练和教育。
（六）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不能和宗派主义混为一谈！）和与群众最广泛的联系及接触（不能和尾巴主义混为一谈！）结合起来。不然，党不但不可能教导群众，而且也不可能向群众学习；不但不可能引导群众并把他们提高到党的水平，而且也不可能倾听群众的呼声和预料到他们的迫切需要。
（七）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不可调和的革命性（不能和革命的冒险主义混为一谈！）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及机动性（不能和迁就行为混为一谈！）结合起来。不然，党就不可能掌握各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可能把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工中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配合起来。
（八）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使它不怕批评，使它善于用自己的错误来提高和教育自己的干部。
（九）必须使党善于把先进战士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集团中去。因为这些优秀分子十分忠诚，足以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意向的真正表达者；他们有丰富的经验，足以成为能运用列宁主义的策略和战略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
（十）必须使党经常地改善自己组织的社会成分，清除那些腐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便达到最大限度的团结一致。
（十一）必须使党制定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这种纪律的基础是思想的一致性、运动目的的明确性、实际行动的统一和广大党员群众对待党的任务的自觉态度。
（十二）必须使党经常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的执行情况。不然，这些
决定和指示就有变成空洞的诺言的危险，而空洞的诺言只能破坏广大无阶级群众对党的信任。没有诸如此类的条件，实行布尔什维克化就是空谈。——摘自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斯大林的第一条讲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毛泽东指出：执行这一条，就要领导一元化，承认中央的九一决定，党要领导军队、政府和民众团体。斯大林的第二条讲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必须完全精通与革命实践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指出：十年内战时期，有马列主义对非马列主义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的政治路线、思想战线和组织路线是比较正确的，但党内还有很大的缺点，党内产生了一种自由主义坏倾向。遵义会议以前，在党内关系问题上，主要偏向是过火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内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义，而不是过火的斗争。现在我们要增强理论，党校的同志每人要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这次高干会后我们应当有一个学习，每人选读几十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斯大林的第三条讲党在制定各种口号、指示时，应根据对国内和国际具体条件的分析。毛泽东指出：这一条讲方法论、思想方法问题。制定口号、指示时，国际条件、外国的经验固然要考虑，但主要的是对我们国内的具体情况加以周密的研究和分析。斯大林的第四条讲党要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检查自己的口号、指示是否正确。毛泽东指出：理论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从客观实际得到证明的。实践是考验真理的标准尺度。斯大林的第五条讲党的全部工作、每一个行动，都要走向使群众革命化。毛泽东指出：这一条的原意是党不要有社会民主党的作风，要有布尔什维克的作风，不要有改良的作风，要有革命的作风。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我们党有两种缺点，一个是“左”，一个是右。现在我们党内自由主义相当浓厚，我们应该反对自由主义，同时当然也要反对过左的。斯大林的第六条讲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和同群众最大限度的联系相结合，毛泽东指出：这一条是讲群众工作的原则。我们对群众的关系，是一方面要教育群众，一方面要向群众学习。要把党的最高的原则性同群众的当前的日常要求联系起来，最高原则不要变成了关门主义，联系群众不要变成了尾巴主义。斯大林的第七条讲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不调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结合。毛泽东指出：这一亲是讲统一战线原则，革命与妥协的关系。列宁写了一本书，叫“左派”幼稚病，就是讲的这个第七亲。这里有一个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问题，我们的“三三制”就是最大的灵活性、机动性，要灵活地用各种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达到革命的目的，不调和的革命性不要同冒险主义混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不要同迁就主义混淆。斯大林的第八条讲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怕批评，要善于在自己的错误中改进和教育自己的干部。毛泽东指出：如果党害怕承认自己的缺点，害怕及时地公开地承认和纠正自己的缺点，那末党就不免于灭亡。
——摘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中卷，第412—414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解析］
《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是斯大林1925年2月初会见德国共产党党员、记者威廉·海尔佐克时的谈话，发表于同年2月3日的《真理报》第27号。后收入《斯大林全集》第7卷。
斯大林发表这篇谈话时，正值资本主义世界摆脱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出现稳定局面的时期。为此，斯大林在谈话中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局部稳定条件下各周共产党所处的地位和任务。他认为，各国共产党只有实现布尔什维克化，才能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他强调，一个党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必须具备他提出的12项基本条件，后来，人们把斯大林这个谈话简称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它实际上成了衡量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程度的基本尺度。按照这12项条件，就是要建设一个完全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就是要以列宁建设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设各国的共产党。此次谈话后不久，同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所属各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提纲，认为没有一个坚强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无产阶级要想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是不可能的。
社会民主党最早出现在19世纪40年代的法国。当时，“民主党”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社会党”指对无产阶级表示同情、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两者的联盟则称“社会民主党”、“民主社会主义党”等。以后，1869年建立的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爱森纳赫派）沿用了这一名称，叫社会民主工党。从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欧美各国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也以社会民主党命名。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个名称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不科学的，因为它没有表达出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参加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和一些国家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外，大多数都放弃了社会主义，走向改良主义。他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目标，奉行一种迎合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政策，由主张革命的政党变为“和平的党”、“改良的党”。鉴于这种情况，列宁提出，要摈弃社会民主党这一被第三国际修正主义所玷污的、不科学的名称，应该像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那样，改称为共产党。俄共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的提议。从那时起，社会民主党成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政党的别名。因为这些党主张阶级调和，颂扬资产阶级民主，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后，各国右派社会民主党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1919年，在列宁的领导下，在第二国际许多党的左翼纷纷从党内分离出来成立共产党的基础上，成立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参加第三国际的党，都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此同时，第三国际还帮助许多国家建立了不同于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帮助下，以俄国共产党为榜样建立起来的，一成立就是一个新型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与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建立和进行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产生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它是在特殊的国际条件下和国内条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新的时代要求“必须有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没有这样的党，就休想推翻帝国主义，就休想争得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60—261页）。在这个新时代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然而，一个党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也需要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需要在党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思想素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毛泽东很重视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早在1939年10月4日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他就指出：“要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个问题，考察一下我们党的历史，就会懂得。”他认为，“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抗战开始后，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