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译《伦理学原理》，分“序论”、”本论”。“本论”包括：导言“关乎纯理学及心理学者”，第一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第二章“至善快乐论与势力论之见解”，第三章“厌世主义”，第四章“害及恶”，第五章“义务及良心”，第六章“利己主义及利他主义”，第七章“道德及幸福”，第八章“道德与宗教之关系”，第九章“意志之自由”。全书共约10万字。
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教授伦理学，采用的课本便是这本《伦理学原理》。当时多数同学对于哲学不感兴趣，听裸甚不专注；唯有毛泽东等少数人，用心听讲勤作笔记。他极爱读这本书，曾根据其中一些论点加以批判和发挥，写过一篇《心之力》的文章、被杨先生大加称赞，打了100分。
杨昌济将此书作为教材，只教了原文的一部分。毛泽东仔细通读，在上面一共写了12100余字的批语。全书还逐句用墨笔加以圈、点，打上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批评是用工整的行楷写在天地头空白处及行距间，小者如小七号铅字，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楚。批语最多的是第四章“害及恶”、第五章“义务及良心”，共5900余字；次为第六章“利己主义及利他主义”，约1500余字；再次为第一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约为1100余字。批语的内容，绝大部分是毛泽东抒发自己的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以及对原著的各种批判与引申；小部分是对原著的简要的赞同语和章段的提要。凡原著中合乎自己观点的地方，不论唯物或唯心，必浓圈密点，眉批则往往有“切论”、“此语甚精”、“此语甚切”、“此说与吾大合”等语。对原著的否定与怀疑之处很多，常见这类批语：“诚不然”，“此不然”，“此节不甚当”，“此处又使余怀疑”，“吾意不应以此立说”，“此说终觉不充满”，等等。其中许多地方联系到中国的历史，墨子、孔子、孟子、宋明理学、王船山、颜习斋、谭嗣同、梁启超诸家思想，以及“五四”运动前夜的国事与思潮。总之，处处充满着追求真理、真知和改革国家社会、重塑人心道德的精神。
毛泽东读这本书是在1917年下半年到1918年上半年。这时他还不曾接触马克思主义，所以他的有些批语“也不那么正确”。他这时的思想，还没有脱离唯心主义的范畴。因此他很注重从改造人心入手寻求救国之道，习惯于用抽象思辨的方法来思考问题。但他这时思想毕竟处于新时代来临前夕的转型期，因此，正像他后来说的那样：“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伦理学原理》心物二元论的调和基调，恰恰吻合了毛泽东这个时候的思想特征。这就是他当时如此下功夫阅读这本书的思想基础。
值得人们重视的是，除开批语的内容外，还可以从中来了解他的读书方法。人们从这些批注中得到第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不是被动地接受书中的观点，而是一面读一面想。遇到他以为能够同意的观点，就表示接受，有时还加以发挥或大做文章；遇到他不能同意的观点，就提出自己的意见来。《伦理学原理》上的全部批语无不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下面的条目，便着重介绍批语中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
25。吾国先儒之说与康德同（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人类初无所谓普通之道德也，各民族所持以为普通之模范者，恒自有其特殊之道德。据昔贤之说，如康德辈，皆以为道德之本义，即在人类理性，必有其普通无异之实质。苟道德可以因地而异，则将男之与女，美术家之与商人，亦将因其体性及职业之不同而各异其道德耶？答之曰，道德之因人而异也，诚然，然不必以此而有妨于具足生活之理想也。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以广义言之，人类无普通之道德。
康德之意见。
吾国先儒之说亦然。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序论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28页）
［解析］
毛泽东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常以他接受的我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来进行对照、比较、发挥。泡尔生是康德派哲学家、伦理学家，故毛泽东的中西对比，有时便具体为儒家思想同康德思想的对比。
上面的引文，说的是据康德观点，人类所谓道德的本义，在于人类理性，这是共性。但这种道德本性又因人困地以及因职业不同，又有不同的特点。毛泽东说这与中国儒家之说相同，是指孔子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即认为人初生时，本性上并无多大差别。孟子认为人初生就具有“仁义之心”，毛泽东当时认为，孔孟的这种人性论与“康德之意见”是一样的。
毛泽东认为《伦理学原理》一书中所阐述的一些观点，与儒家之说相同，还有好几处。
“序论”里谈到：“持直觉论者，以伦理学为无关于经验之知识，以为设道德之条目者，不可以恃经验，且亦无待乎经验焉。伦理学中之命令，出于人类之良心，是即天命之性，本具有立法决事之能力者也。且为之说曰，凡人屏除一切经验，而尚有善恶之观念者，事实也。”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此举直觉论者之说”；“孟轲之义内，王守仁之心即理，似均为直觉论”。直觉论是西方伦理学中的一派观点，认为对于原始的道德范畴（如善、价值、义务等），无法用理性或经验观察证明它的存在，而只能通过心理体验、直觉意识到它。《孟子·告子》篇记载，孟子反对告子关于“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的观点，认为仁义礼智“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王守仁则认为“心即理”，“理也者，心之条理也”（《书渚阳卷》）。毛泽东认为，这些看法也属直觉论。
第五章“义务及良心”说：“康德之视义务意识也过重，而其徒非希的（Fichte）尤甚。”读至此，毛泽东批道：“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我国宋代理学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所谓“天理”，不过是人心中的一种国有的先验的理性。康德认为道德原则是先验的，它来自人的意，乞自身，与社会生活和外部事物毫无关系，人必然会遵守这些道德律令，而遵守道德律令就是尽义务，并提出“为义务而尽义务”的公式。宋儒的“天理”，廉德的“先验理性”，在支配人们道德义务方面，确有相似之处。非希的，今译费希特（1762—181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批判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否定“自在之物”的存在，认为唯一的实在是“自我”。在唯心主义方面发展了康德的思想。
第六章“利己主义及利他主义”说：“余之义务，以余职务地位之所属者为第一，由余与他人特别之关系而生者又次之，由余与他人因偶然之关系而生者又次之。若后者之利害，视前二者为重大，则余当自离于重心之己，而特别为之尽力。此吾人于事实界所易决者也。”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此即儒家之义”。泡尔生的观点是，尽义务的轻重缓急，依人与我的关系轻重缓急而定。泡尔生还打了个比方，说其他人就好像环列于“我”的四周，“我”对他们的义务，“则视其去我中心点之距离，而定其动所及之率。”毛泽东说这与儒家之义相同，大致是指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些逻辑推论。
第七章“道德及幸福”说：“善者得福，恶者受祸，是一切国民所据为第一原理。斯弥得（L·schmidt）所著《希腊伦理学》第一章，凡希腊人之俚谚及文词，关于此义者，网罗无遗。且为之序曰：人类之运命，至公至正，善人受赏，恶人受罚，此希腊人最确实之信仰也。”读至此，毛泽东批道：“吾国人亦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斯弥得，今译施密特，19世纪德国哲学家，泡尔生引用了他的《希腊伦理学》第一章所收希腊的有关善人受赏、恶人受罚的论述。毛泽东则引用我国《尚书·伊训》中同样论述，来加以对照。
以上几例，表明毛泽东青年时代，是以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作为基础，来接受西方近代伦理学思想的。
26。道德实践先于道德哲学（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直觉论者之说如此，然核之于实际，则人类非以判别善恶之故，而有待于道德哲学。所谓道德者，夙已先道德哲学而发见。苟其初无所谓道德，则决不能有道德哲学。以道德哲学，必以现在之积极道德管理吾人之生涯及意志者，为其思考之对象而后能建设也。吾人内有其心，诚若有何事当行何事不当行之命令，于是命之曰良心。良心之起原，及其与人生正鹄之关系。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序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言道德起于道德哲学之先，故道德哲学之成，成于经验，下更畅发之。
善恶生于利害，利害生于快苦，快苦生于生死，生死生于成毁，成毁生于吸拒，吸拒生于小大，小大生于有无，有无生于心理。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序论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19—120页）
［解析］
化理学（即道德哲学）与人们的道德实践的关系，是伦理学研究首先要碰到的问题。泡尔生的观点是，道德先子道德哲学而存在，道德哲学可以反过来规范“吾人之生涯”。对此，毛泽东是肯定的，但在道德哲学产生的基础问题上，他强调的侧重点，与泡尔生有所不同。
譬如，善恶，是道德哲学两个最基本的范畴。原书中说：“何者为利，何者为害，诚待经验而后知。而何者为善，何者为恶，则子未经验之前，固已知之。”泡尔生这是说，利害属于现实的范畴，是客观的，而善恶属于道德的范畴，是先验的，分明显出唯心论的色彩。毛泽东批道：“殊未必然。”为什么，他认为“善恶生于利害”，即是说，善恶与现实中的利害关系是不能分割的。
对于道德实践及准则，毛泽东也强调其受社会时代实践特点制约的一面。原书说，“道德何以必随时代而不同，既已随时代而不同，而又何以仍无失其为道德，此则虽圣哲犹难言之。”毛泽东批道：“此并不难言”，“道德因社会而异，因人而异。”
泡尔生书中有儿处谈到伦理学是“实践科学”，毛泽东对这个说法很感兴趣，批道：“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伦理学示人生正鹄之所在，有裨于躬行。”
毛泽东当时的思想是很复杂的。有唯物论色彩，也有唯心论色彩。因此，最易受泡尔生二无论思想的影响。在善恶生成等问题上，他虽然肯定了其实践性，强调了“成于经验”，但是，正像前面引述的批语所说的，善恶生于利害，利害生于快苦，最后，绕了一圈，又回到“生于心理”。仍属于唯心论范畴。
27。精神之个人主义（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且一切杀身成仁之事，亦皆含有保存小己之义，即所以保存其观念中之小己者也。彼列格路何尝不以生活为鹄，惟其听鹄者，非形质界之生活而精神界之生活耳。其效力国家，无论和战，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1章“善恶正鹄沦与形式论之见解”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语甚精。
观此语始知泡氏亦以个人主义为基础，此个人主义乃为精神的，可谓之精神之个人主义。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太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或曰个人依团体而存，与团体之因个人而容其事相等，盖互相依容不可偏重也。是不然。事固先有个人而后有团体，个人离团体固不能独存，然团体无意思，其有意思仍系集合个人之意思也。社会乃集许多个人而成，国家乃集许多社会而成。当其散则多，乃其成则一。故个人、社会、国家皆个人也，宇宙亦一个人也。故谓世无团体，只有个人，亦无不可。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1章“善恶正鹄沦与形式论之见解”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51—153页）
［解析］
毛泽东这大段批语，无疑是借题发挥，反映出他当时的主导思想。他把小我与大我结合在一起，认为，从宇宙和个人的关系来说，宇宙是由无数自我构成的，自我是宇宙的基本单位，因此，自我即是宇宙。它们是基础和整体的关系，没有自我，就没有宇宙，所以，个人、自我，“有无上之价值”。同样的道理，在国家、社会、团体这样一些具体的组织结构中，个人、自我的价值，也高于一切，它们无非是个人、自我的结合形式，或表现形式。在另一处的批语中，毛泽东还说：“社会为个人而设，非个人为社会而设也。”据此思路，凡是“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自然是“恶”，“罪莫大焉。”
毛泽东的这段批语，明显是对当时由《新青年》引发的个性解放主张的极端响应。中国的传统观念就是忽视个人价值，所谓三纲，也就是确定人身依附关系的伦理道德规范。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出现的反封建、反宗教束缚的人文主义思想，比起中国的封建主义伦理道德来是先进的。毛泽东在强调个人的极大价值的时候，提出“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表示他在“五四”运动前夕，已经感觉到在意识形态方面彻底反封建的必要性。
28。人类一大我，利己为基础（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余以为是说（按：指利己主义）也，苟欲以事实证明之，恒不免牵强附会。利己心之冲动，以自保为鹄，诚人生所不可少者。人亦未尝无偏重利己而无暇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