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小册子。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有狂生夜坐的故事。有一天晚上，狂生坐在屋子里。有一个鬼站在窗外，把头伸进窗内来，很难看，把舌头伸出来，头这么大，舌伸得这么长。狂生怎么办呢？他把墨涂在脸上，涂得像鬼一样，也伸出舌头，面向鬼望着，一小时，二小时，三小时，望着鬼，后来鬼就跑了。
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
我们的策略是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劳动人民得到一次教育，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学会不怕鬼。
——摘自毛泽东1959年5月6日同苏联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和驻华使节的谈话（见《毛译东外交文选》第374—375页）
你的问题我现在才回答你（指何其芳请他审阅的《不怕鬼的故事》序言稿子——引者注）。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韦（指《不怕鬼的故事》。——引者注）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谆害死了。还有《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直。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
——摘自毛泽东1961年1月4日约见何其芳讨论《不怕鬼的故事》“序言”的谈话（见《毛泽东之歌》，载《何其芳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解析］
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大跃进”之后的天灾人祸，中国进入困难时期。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国际局势趋于恶化，反华势头增大。如何克服困难，怎样看待日趋紧张的中外关系，对人们的意志信念是一个考验。在这期间，毛泽东经常谈论古代小说中描写的不怕鬼的故事，以鼓舞人们的志气。在他看来，一切敌人、对手和困难，都属于“鬼”，只有不怕它，才能战胜它，克服它。
据笔者读到的文字，毛泽东在50年代末谈到“鬼”的问题，是1959年2月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之后。这个会议着重讨论了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些问题，接着各省相继传达这个会议的精神。3月30日，毛泽东读到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关于山西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在上面写了一些批注。其中说到：“有些地方不是这样，他们怕鬼，不敢将郑州要点立刻一杆子通到生产队、生产小组和全民中去。”“群众一到，魔鬼全消。本来设有鬼，只在一些同志的大脑皮层里感觉有鬼，这个鬼的名字叫着‘怕群众’。”看来，起初，毛泽东说“鬼”，主要还是指国内问题，特别是批评一些领导同志，在如何对待党中央提出的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的某些措施的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不良作风。
1959年4月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国际国内形势时，又举“鬼”为例，还详细讲了《聊斋志异》里那个“狂生夜坐”的故事，明确提出此后多次谈到的观点：不要怕鬼，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我们都不怕。
5月10日，在接见民主德国议会访华代表团时，毛泽东再次谈到：我对朋友们说，不要怕鬼，鬼是这样的，越怕它，它就越多，不怕它，就没有了。你们德国文学中有没有材料，说明有人怕鬼，有人不怕鬼？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指示当时的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找有关部门从古代各种笔记和文言小说中编选一本《不怕鬼的故事》。这位领导同志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并由所长何其芳具体负责。到这年夏天，《不怕鬼的故事》便基本编成了。
该书主要选自晋人作的《列异传》，晋朝裴启的《语林》，刘宋时刘义庆的《幽明录》，唐朝戴孚的《广异记》、牛僧儒的《玄怪录》、裴铡的《传奇》、段成式的《西阳杂俎》，五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宋朝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张师正的《括异志》、郭象的《睽车续志》、上官融的《友会丛谈》、洪迈的《夷坚志》，明朝郎瑛的《七修类稿》、钱希言的《狯园》、朱国祯的《涌幢小品》、浮白斋主人的《雅谑》、王同轨的《耳谈》，清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子不语》、钱泳的《履园丛话》、黄钧宰的《金壶七墨》、程麟的《此中人语》，等等。所选篇目，短则几十字，多也不过千字，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各种各样的人不怕鬼并且有智有勇战胜鬼的故事。
例如，选自《夷坚志》的《漳州一士人》，里面的那个人物什么怪异都不怕，他说：“天下无可畏之事，人自怯耳。”选自《阅微草堂笔记》的《鬼避姜三莽》，说一个叫姜三莽的人听别人讲到一个捉鬼的故事，就天天晚上潜行在坟墓间，像猎人等待狐兔一样，准备捉鬼；然而却一直没有碰到鬼。这个故事的作者评论道：“三莽确信鬼可缚，意中已视鬼蔑如矣，其气焰足以慑鬼，故鬼反避之。”选自《子不语》中的《陈鹏年吹气退缢鬼》，写一缢鬼“耸主张口吹陈，冷风一阵，如冰。毛发噤，灯荧荧青色将灭”。陈鹏年这时想：“鬼尚有气，我独无气乎？”于是他鼓气吹鬼，鬼最后被吹得如轻烟散尽。选自《金壶七墨》的《陈在衡》，里面的一个鬼作了这样的一个表白：“鬼实畏人。”这很像这些故事的总结。至于前面引述的《耿去病》和《宋定伯捉鬼》两篇，更是表现了人依靠自己的勇气或智慧战胜鬼。
何其芳把这个基本编成的小册子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是看了的。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选了其中的一部分故事，印发与会者。大致在1959年夏季的庐山会议以后，考虑到国内形势的一些变化，又决定将本书初稿加以精选充实，遂成70篇，共6．3万字。因是文言，每篇还相应做了不少注解。全书定稿后，何其芳请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个序言，以说明在这个时候编选出版这本书的用意，引导读者结合现实更好地阅读。毛泽东指示，先让何其芳起草一个，再给他看。这样，何其芳几易其稿，写了一篇近1万字的序言。其中说道：从前，“许多人相信有鬼，而且怕鬼。这是无足奇怪的。”“今天看来，值得我们惊异的，倒不在于当时有鬼论者之多，而在于当时有鬼论者占优势的时候，还是有主张无鬼论的少数派。”此外，过去的笔记小说的作者，很多都是喜欢谈鬼的。“他们之中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虽然认为有鬼，却对这种大家以为可怕的鬼表示不敬，认为没有什么可怕，并且描写了一些敢于骂鬼、驱鬼、打鬼、捉鬼的人物。这类故事是很有意义的。它们机智地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的大无畏精神。”“序言”又说：“我们编这个小册子，目的不在于借这些不怕鬼的故事来说明我国古代的唯物主义的思想。我们主要是想把这些故事当作寓言、当作讽喻性的故事来介绍给读者们。如果心存怯懦，思想不解放，那么人们对于并不存在的鬼神也会害怕。如果觉悟提高，迷信破除，思想解放，那么不但鬼神不可怕，而且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一切实际存在的天灾人祸，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都是不可怕的，都是可以战胜的，都是可以克服的。”此外，“序言”还认为，“世界上又确实存在着许多类似鬼的东西”，大到帝、修、反，严重的天灾，小到一般工作中的困难、挫折等等，“都可以说是类似鬼的东西”。因此，“彻底扫除这种落后的‘怕鬼’思想，对于每个革命者来说，是严重的斗争任务”。正像编选这本书的起因具有明显的政治性一样，这篇序言也很有点像政治论文。
何其芳把这篇序言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1961年1月4日上午11时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了何其芳，谈了上面引述的那段话。其中特别强调除在战略上不怕鬼，藐视鬼外，还要讲战术上重视，才能战胜鬼，还举了该书选入的《宋定伯捉鬼》和《聊斋志异》中的那篇《妖术》为例，后者写一个叫于公的人不信街上算卦人说他三天就要死的预言，但他回家后也不是毫无警惕。第三天晚上，他关门点灯，带剑坐着等待动静。那个会妖术的算卦人果然派了一个“小人”来害他，于公挥剑砍断了它的腰，原来是个纸人。接着又来一个狰狞的怪物，他用剑砍断了它，原来是个土偶。后来又来一个屋檐高的巨鬼，它一推窗户，墙壁便震动欲塌，于公就开门出去和他搏斗，并打败了它，原来是个木偶。如果这个于公不是既对妖术和鬼怪无所畏惧，同时又充分加以警惕，而且有武术和武器的准备，他或许是会被算卦人施妖术派来的鬼怪杀害的。所以毛泽东举这个故事来说明要在战术上重视是恰当的。
何其芳回去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序言作了修改。1月16日，他将修改的序言又寄给毛泽东，并附上一信，说“《不怕鬼的故事》的序文，按照您的指示，作了修改，送上请审阅、批改。”又说“自己觉得增加的部分”写得不甚满意，“缺乏警策之处。自己又没有能力改得较好一些，只有请您审阅后加以删改”。何其芳在这个修改稿上增写的部分，大概是后来发表稿中的这样一段：“这些故事都说明了这样的道理：总的说来，鬼并没有什么可怕，人是完全能够打败它、制服它的。但对每一个具体的鬼，对于每一个同鬼相周旋的具体的场合，人又必须采取谨慎态度，必须有智谋，然后才能最后取得胜利。这个道理是含有深刻的意义的。虽说世界上并没有鬼，我们古代的传说和迷信既然把鬼描写成为一种能够害人的东西，这些故事的作者就会根据人在实际生活中的经验，根据人同有害的事物作斗争的经验，这样去虚构他们的故事，并从而表现出这样的道理来。当然，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高度的理论上的概括，如果没有他的思想的指引，我们读这些故事是不容易看出这样的意义和教训的。”
毛泽东收到这个修改稿时，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1月18日的会议讲话中，他向与会者谈到了这本书，说：我也60多了，我就是不怕鬼，我们很快要出版一本不怕鬼的书。
与此同时，毛泽东读了何其芳的这个序言修改稿后，据何其芳说，毛泽东又亲自执笔在结尾处以何其芳的口吻增写了一些话。查1961年公开出版的《不怕鬼的故事》的“序言”里，其结尾一段的内容是：“这本书从一九五九年春季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就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着手编辑，到这年夏季即已基本编成。那时正是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决定将本书初稿加以精选充实，并决定由我写一篇序。一九六○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垮。但是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也就显得很有必要。当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作出了拥护莫斯科会议的声明的诀议和对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制定了今后的政策，目前条件下的革命斗争的战略战术又已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的时候，我们出这本《不怕鬼的故事》，可能不会那么惊世骇俗了。”
这段话尚不知是如何定稿的，但大致反映了毛泽东指导编选《不怕鬼的故事》的基本过程和思路。
此外，据何其芳在《毛泽东之歌》长篇回忆文章里介绍，毛泽东还有两处重要修改。一处是在“序言”稿子谈到对一切表面上可怕但实际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事物，“难道它们有气，我们反而没有气吗？难道按照实际情况，不是它们怕我们，反而应该是我们怕它们吗？”毛泽东写道：“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另一处是在序言稿子谈到：一切革命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都是可以克服、可以扭转的”，毛泽东写道：“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着它的对方变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
1月23日下午，毛泽东又约见何其芳。见面后，他对何其芳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他把那段话念给何其芳和在座的其他同志听，像是征求意见，然后又传给大家看。大家传阅后，毛泽东又对何其芳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在谈了些别的事情之后，毛泽东又谈起序言，他让何其芳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的问题，并说：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何其芳临走时，毛泽东又嘱咐把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后，再给他看看。
当天回去后，何其芳连夜根据毛泽东对“序言”的修改誊清并嘱人打印出来，也做了些文字改动。1月24日一早，他让通讯员把稿子送到中南海转交毛泽东，并附上一信：“主席：《不怕鬼的故事》序根据你修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出来了。只有一二处作了一点文字上的变动，对‘半人半鬼’的人也提到几句，不知合适否？送上请您再审阅。1月24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