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的新民歌集《红旗歌谣》写的序言，便提出文学史上历次创作高潮都滥觞于民间文学，“任何发展都是有本有源的”，由此寄希望于跃进民歌必然引起的“连锁反应和聚变作用”，号召诗歌工作者要好好学习这些新东西。这当是对毛泽东的建议的一个回应。
但是，伴随着他在经济建设上急千求成的心情，出于非文学方面的动因，他把至少需50年来探索的诗歌建设大大提前了，而且是采用运动的形式来推进。这就是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
艺术有艺术的规律。这次尝试，远远没有达到探索一条新诗发展道路的目的。
毛泽东并未因此丧失对民歌的信心。在1961年3月23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再次提到主持广州农讲所时发动学生写民歌的事情，认为“从民歌里面可以懂得许多东西”。1965年给陈毅的那封论诗的信中，仍然坚信：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收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毛泽东本人在1963年写的《八连颂》，是不是可以看作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呢？
此外，还可提到这样一件事：1942年8月新四军出版的《淮海报》上，曾发表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写的《清平乐·六盘山》一词的改作，看上去是易于谱曲的歌词：
天高云淡，望断南归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
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
六盘山呀山高峰，
赤旗漫卷呀卷西风，
今日得着长缨，
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
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
不知这样改写，是否出自毛泽东本人的手笔，抑或征得他同意。读起来，唱起来，效果确实更大众化了。
96。扫掉“党八股”的好文章（读高克林《鲁忠才长征记》）
［原文］
（四）一路生活情形：
鄜县城关区共去牲口28个，人14个，沿路自做自吃，每顿共需米7升，约25斤，大家一致感觉“出了门吃的多”。给店里柴钱多则8元，少则3元，全看你和店掌柜的关系弄得好或弄不好来决定。走路时唱戏，说古今——说相公招姑娘的很多，大家很高兴，满不觉苦痛。牲口的草是轮割的，草很多，吃不完。沿途群众都很好，寄粮寄草没问题——主要的靠自己。也有的会骂架，多因牲口吃了人家的庄稼。只有一个地方的店掌柜把寄的小米换成坏的。
（七）经验教训：
经验：
城关区这次运盐胜利回来，证明党和政府的运盐计划、估计、办法，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同志的怀疑，没有信心，认为是负担都是不正确的肤浅的看法。
打破部分干部及群众对于去三边驮盐的恐怖观念（“死人死牲口，一去不得回来”）。正相反，驮盐回来的牲口，反而肥了，人强壮了，就是晒黑了些。
3，证明驮盐可以赚钱，打破那些“一定赔本”，“每驴要赔本600元”，“是边区最大的一次负担”一类不合事实的瞎说。
证明区乡级特别是乡级某些干部，工作不负责（没有细心检查），包庇（村会长、乡长可以去坏牲口而不追究），舞弊（把坏高粱充好料），成为落后群众的尾巴。
干部的决定作用，城区因副区长鲁忠才有经验、灵活、负责，每到一地，遇一事，即开脚户大会讨论——连每个驴应驮多少盐都讨论过。结果，人与牲口不但没有损失，反而比去时强壮了，情绪高了。
教训：
四乡杨万保“耍死狗”，偷跑回来，造谣，我们区乡同志没有及时注意检查，没有和他谈话也不向上级报告，以致城区人民传说死了两个人——鲁副区长和王某，死了3个驴，弄得人心惶惶不安。
路上困难是有（有几站路难走，有一个站蚱蜢多，两站水少），但可以克服。坏路多小心，有蚱蜢地方晚上走，水少地方起身时多喝，带水亦可，再加忍耐，困难就都可以胜利的克服了。
驴子越好赚钱越多。例如这次驮了130斤的可赚75元，若驮150斤则可赚115元。驴子愈坏赚钱愈少，甚至赔本。例如城关区去了3条坏驴子（1条坏腰，1条坏腿，1条乏驴），结果没驮盐，每1驴白费路费165元，每人往返共损失1000元以上。同时也说明工作要细心，不能马虎。这次去的驴若区乡干部细心检查，认真的去做，不讲情面，也不致发生这种损失，因为坏驴大家都是晓得的。
4．若路上不住店，牲口放青不买草，则每驴可省50元以上。节省下的就是赚的。
对国家法律要多多注意。这次因不小心被税局没收了一条口袋，这是不该有的损失。
——摘自高克林《鲁忠才长征记》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毛泽东1941年8月26日为高克林《鲁忠才长征记》写的按语（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58页）
＇解析＇
盐运业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大一部分人民赖盐以交换外货，运盐、卖盐是边区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边区党和政府很重视这项经济活动，努力组织和管理民间运盐业。为推广典型，总结经验，当时在边区政府工作的高克林同志，于1941年8月13日找鄜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及王毓贤、孔照庆等人谈话，了解他们带领运输队驮盐至定边的情况。在这个基础上，写出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全文3000多字，分驮盐的牲口数量、时间路程、沿途的困难、一路生活情形、路上所发生的问题、用费和赔赚问题、经验教训，共七个部分。有实例，有概括，简明扼要，语言质朴，很好地反映了边区盐运状况，故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8月26日，毛泽东看到这个调查报告后，即为其写了我们在前面引述的按语，9月14日、1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鲁忠才长征记》，并把毛泽东的按语附在文前。
毛泽东重视这篇调查报告，不单是它的内容好，更在于它的文字风格。这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强调要研究实际情况，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在毛泽东看来，高克林的《鲁忠才长征记》，恰是“扫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一篇好文章。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篇按语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八股”这个概念。这可说是他1942年2月8日作《反对党八股》这篇著名报告的先声。
1942年12月，毛泽东接连几天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长篇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六个部分是“关于发展盐业”，其中便全文引述了《鲁忠才长征记》，作为“1941年人民运盐经验”的“材料”。
97。夸得过高，发表不好（读续范亭《赠毛主席》等）
［原文］
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
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
——续范亭《赠毛主席》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范亭先生：
你三月间的漫谈，到今日才复你，可见我的不对。我把你的漫谈当作修省录，但不同意你的夸赞，因为夸得过高过实了。因此我也不把这漫谈退还你，目的是使你不能发表，我觉得发表不好，如你尚有副本，也务请不要发表，就你的地位说，发表也有妨碍的。不自高，努力以赴，时病未能，你的诗做了座右铭。
即致敬礼！毛泽东五月十四日
——毛泽东1942年5月14日致续范亭信
［解析］
续范亭（1893—1947），名培模，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县）人。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国民军中任职。1935年因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卖国投降政策，在南京中山陵剖腹自杀，遇救。西安事变后，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回山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后，历任山西新军总指挥，晋绥边区行政公署主任、晋绥军区副司令员。1941年夏，因积劳成疾，赴延安疗养。这期间同毛泽东交往甚多，通信较频繁。毛泽东1942年5月14日给他的信，便是答复他此前寄送给毛泽东的一篇“漫谈式”的文章和诗作《赠毛主席》的。其文现已难确定是哪一篇，但基本内容是“夸赞”毛泽东的，故毛泽东特意叮嘱他不要公开发表，愿意把它当作“修省录”。其诗即见前引，毛泽东也是把它当作“座右铭”的。一诗一文，题旨相同，毛泽东读后，都谦虚地把它们当作激励自己的文字，而不愿公开，这说明他当时在处理个人宣传问题上，是相当谨慎的。
98。为什么会出现这篇文章（读王实味《野百合花》）
［原文］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有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至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有”吧？听候批判。
——摘自王实味《野百合花》［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如果没有整风，党就不能前进了。那时分歧达到这样的程度：有一个王实味在延安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野百合花》，很多人愿意看。一九四二年春季中央研究院整风时出了墙报，那墙报受到欢迎，桥儿沟、南门外很多人都到研究院去看墙报，引起我也去看了一次。当时我们没有东西吃，王实味挑动勤务员反对我们，他像是站在勤务员的立场上反对所谓“三等九级”、吃小厨房，因为那时大厨房没有什么东西吃，其实小厨房东西也不多。后来我们用发展生产解决了这个问题。
——摘自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42—143页）
整风前延安出了《野百合花》，是王实味写的，为什么出了这篇东西呢？就是因为我们缺少吃的东西，营养不够打瞌睡，缺少维他命，因此他就有了资本。现在就没有《野百合花》了，不单是因为经过整风，而且因为物质条件也好了。我在西北局同高岗同志谈过这个问题，我说我们要答复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要从物质上来答复，用发展经济、丰衣足食来答复他。
──摘自毛泽东1945年5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13页）［解析］
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从事翻译工作，也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到延安后，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在众所周知的延安整风中，王实味受到批判，在知识界甚至出现了反对王实味思想的斗争。王实味受到批判，除了《野百合花》以外，还有一些别的原因，诸如他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整风时办的墙报，弄到后来，还把他定为托派、国民党特务，把他关了起来，这样性质就起了变化，成了敌我矛盾，1947年陕北战局紧张时被杀掉了。前些年，经过调查，证明说他是托派组织成员和国民党特务的事，不能成立。这些，只是作为背景简单交代一下，主要还是谈谈王实味受到批评的文章及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及红军在陕北立下脚跟后，一些文化人陆续来到这里。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大批追求进步的文化人涌来延安。到1942年前后，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大致有成百上千，知识分子就更多了，大致有六七千人。这些人的到来，明显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自己同延安这一特殊的环境相融合，这当然不会是一蹴而就的。毛泽东早在1936年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在保安成立中国文艺协会的会上，他就提出，“亭子间”的人和“山头上”的人要互相结合，不要自以为是。此后，他一直关注这个问题。“亭子间”的人到了“山头”以后，除了在文艺创作上要适应环境外，恐怕主要的还是思想观念、看问题的方法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方面适应延安特有的政治、生活、文化特点。按那时的习惯说法，就是如何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同工农兵打成一片，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到了四十年代初，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上述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个方面是思想理论上的争论，诸如文艺的出发点是人类之爱；文艺作品从来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或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等等。毛泽东注意到这些争论，看了有关文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都一一列举了上述观点，作了批评。与此相应，再一个方面，反映在一些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对延安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现象，特别是一些不尽人意的消极面提出了批评，有些批评还是比较尖锐的。这当中，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引起特别注意，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是最有代表性的吧。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在1942年3月13日和3月23日的《解放日报》文艺栏上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