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名义上、实际上都承认共产党与统一战线的存在。中国从前有一个圣人，叫做孟子，他曾说：“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这句话，形容现在的阿Q主义音，是颇为适当的。
（二）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在1945年4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讲到“治病救人”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有好的态度。家庭里是很少有开除家籍的事情的。阿Q到底姓什么虽不清楚，但也没有听说他曾被开除家籍。阿Q斗争起来也算英勇。他的缺点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加党八股，毫无自我批评精神。人家的疮疤他要揭，他的疮疤人家揭不得。至于教条主义和党八股，那厉害得很。长凳一定要叫长凳，不能叫条凳，叫条凳是路线错误，那样教条主义，那样党八股！但是，写阿Q的作家，还是喜欢阿Q的，因为反革命把他枪毙了。所以对于有缺点的人，我们要团结一致。
（三）毛泽东对《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的印象特别深，认为他的性格特点是不准人家革命。1955年10月11日在中共中央七届六次全会上谈到怎样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时，毛泽东说：要准许别人革命，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又说：要读《阿Q正传》，鲁迅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1959年夏季的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几次讲话中提到鲁迅。他说：鲁迅是马克思主义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年”，两句话合乎辩证法；对犯错误的同志要给条路走，不要像《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不许别人革命；要给人出路。阿Q要准许革命，阿Q不做自我批评，人家就越讲，打架打不赢，就说儿子打老子。鲁迅描写不觉悟的劳动人民，本质是好的。
93。他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读鲁迅《鲁迅诗集》）
［原文］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字，于无声处听惊雷。
——鲁迅1934年5月30日《无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你们到中国来，我们感谢，所有的中国人民都感谢。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们，就把我书写的一首鲁迅的诗送给你们。鲁迅是中国黑暗时代的伟大革命战士、文学战线的领导者。他写的是一首旧体诗，有四句，原诗为：“万家里面没篙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景黑暗的年代里写的，说明他在完全黑暗的统治下看到了光明。诗不好翻译，可以请郭沫若翻译一下。
——摘自毛泽东1961年10月7日会见日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日本民间教育家代表团等日本外宾的谈话（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84页）
［解析］
毛泽东喜欢旧休诗，不大谈白话新诗。对鲁迅创作的诗歌也是这样。1957年1月14日约见袁水拍、臧克家时，他说：鲁迅的散文诗不大好记，而旧体诗却流行很广。
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七卷中收进的鲁迅的新诗、旧体诗，毛泽东都曾用心地读过。1959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著作单行本《集外集》、《集外集拾遗》中的诗作，不少诗的题目旁都画了圈。1959年3月，文物出版社刻印了一册线装本的《鲁迅诗集》，共收诗47题54首。这本诗集，毛泽东从头至尾读过，有的诗篇他读过多少遍，不少的诗他能背下来。
诗集中有一首叫《湘灵歌》的诗，是1931年3月5日，鲁迅写赠给日本友人松元三郎的。“湘灵”是古代楚人神话里的湘水女神。据史书记载：“湘灵，舜帝的妃子，在湘水里溺死，成为湘夫人。”鲁迅借用这个神话中的传说人物表达了自己对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强烈憎恨，以及对死难者的哀思。毛泽东在读完这首诗的末句“太平成象盈秋门”后。在旁边批注：“从李长吉来”。李长吉就是唐代诗人李贺。李贺《自昌谷到洛后门》中有“九月大野白，苍岑竦秋门”。
毛泽东还很爱书写鲁迅的诗。他生前有一段时间，每次练习书法，差不多都要书写鲁迅的诗句。他为什么这样爱好书写鲁迅的诗句呢？一次他在书写鲁迅诗句时曾这样说过：书写鲁迅的诗句，既可以进一步理解诗的内容，又可以进一步了解鲁迅。平时有友人请他题字、题词时，他也常书录鲁迅的诗句赠毛泽东最喜欢鲁迅于1932年10月2日写的七律《自嘲》中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他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以鲁迅为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45年10月在延安时，他就书写过鲁迅的这一诗句。1958年，在武昌召开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随团应邀为全会演出，演出结束，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登台接见的时候，红线女请求毛泽东给她写几个字，毛泽东高兴地答应了。当晚。他书写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第二天，叫工作人员将此题词转交给了红线女。毛泽东在书写的鲁迅诗句前面写了一段类似小引的文字：“1958年，在武昌，红线女同志对我说，写几个字给我，我希望。我说：好吧。因写如右。”最后落款是“毛泽东，1958年12月1日”。1959年夏季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还说：“鲁迅是马克思主义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两句话合乎辩证法。”
毛泽东读鲁迅的诗，也乐于改写鲁迅的诗。50至60年代，他曾改写有鲁迅的好几首作品，借用鲁迅诗作的平仄意蕴及其战斗性来表达自己对现实问题的看法。鲁迅作于1932年的《亥年残秋偶作》中的颔联：“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毛泽东便改写为：“喜攀飞翼通身暖，苦坠空云半截寒”。
1961年10月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日本以黑田寿男为团长的日中友好协会祝贺国庆节代表团10名成员、以三岛一为团长的民间教育代表团10名成员等共24名日本朋友时，非常高兴地将鲁迅1934年5月30日的著名诗作“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字，于无声处听惊雷”，书赠给日本朋友。他对日本的朋友们说：“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他怕日本朋友看不懂鲁迅的这首诗，还特意让郭沫若帮助翻译一下。郭沫若在《翻译鲁迅的诗》（1961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中说道：“鲁迅这首诗，是在去世前不久，写赠给一位日本的社会评论家新居格的。新居格访问中国在上海拜访了鲁迅，鲁迅写了这首诗赠他。其用意是：当时的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民不聊生，在苦难中正在酝酿着解放运动；希望来访的客人不要以为‘无声的中国’真正没有声音。”毛泽东那奔放流畅、刚劲潇洒的书作，既充分表达了对日本朋友的笃厚情谊，也真挚地表达了对诗作者鲁迅的敬仰和思念。后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局长白土吾夫说过：“40年前，鲁迅写那首诗给日本友人，15年前毛主席书赠鲁迅的诗给日本朋友们，这些，在今天都有伟大的现实意义，也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日本人民团结起来，走同中国友好的道路，继续前进。尽管在斗争的道路上有曲折，但我确信，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见1976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
一直到晚年，毛泽东也时常吟诵和书写鲁迅的诗。1975年，毛泽东的保健大夫请来了北京著名的中医和西医的眼科专家为他会诊。其中有一位是广安门医院的眼科大夫唐由之，他40开外，身材高大，但看上去却是位名符其实的白面书生。主席边同他握手边问他叫什么名字。唐大夫以洪亮的声音告诉毛泽东他叫：“唐由之。”这三个字读音刚落，毛泽东的兴致即刻表现出来，他认真地又费力他说：“这个名字好，你的父亲一定是位读书人，他可能读了鲁迅先生的诗，为你取了这个‘由之’的名字。”此时毛泽东双目虽然呆滞，但背起诗来抑、扬、顿、挫，富有感情。他背诵鲁迅悼杨铨的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他虽然年逾古稀又在病中，但记忆仍不减当年。他竟出口一字不漏地背出这首诗，令在场的专家们惊叹不已。毛泽东读时湖南口音重，加上讲话不清楚，要完完整整的听清这首诗，是很难的。因此，在大夫们的要求下，毛泽东在一张白纸上亲手写下了鲁迅的这首诗。
94。艺术上也需要统一战线（读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原文］
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在理论上，如《文学界》创刊号上所发表的关于“联合问题”和“国防文学”的文章，是基本上宗派主义的；一个作者引用了我在一九三○年讲的话，并以那些话为出发点，因此虽声声口口说联合任何派别的作家，而仍自己一厢情愿的制定了加入的限制与条件。这是作者忘记了时代。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我提议“文艺家协会”应该克服它的理论上与行动上的宗派主义与行帮现象，把限度放得更宽些
——摘自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徐志摩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银针在幽谷中怎样响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那时像他这样主张的人很多，他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另一方面是鲁迅先生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论者。他们在艺术论上的争论，有长期的历史，现在不能去细说它。艺术至上主义是一种艺术上的唯心论，这种主张是不对的。但现在为了共同抗日在艺术界也需要统一战线，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不管他是写实主义派或是浪漫主义派，是共产主义派或是其他什么派，大家都应当团结抗日。
中国文艺界还曾有所谓“第三种人”，在今天我们也并不排斥他们。今天第一条是一切爱国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条才是我们自己艺术上的政治立场。艺术上每一派都有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方面的，但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不是统一战线。但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你们鲁迅艺术学院要遵循鲁迅先生的方向。
——摘自毛泽东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1—122页）
［解析］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鲁迅晚年的一篇重要文章，它是抗战前左翼文学阵营“两个口号”论争的产物。
为了适应当时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和国际上广泛要求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形势，1935年始，在革命文乞界由周扬等人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随后叉相应产生了“国防戏剧”、“国防音乐”、“国防电影”等口号。1936年经鲁迅、茅盾、冯雪峰、胡风等商量，拟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同年5月胡风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的文章中将这一口号公之于众，随之出现了两个口号的激烈论争。论争双方在要不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意见是基本一致的，分歧发生在如何建立统一战线，特别是在统一战线中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上。鲁迅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同时批评了“国防文学”倡导者们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思想，特别强调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的责任。
1936年8月1日，时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负责人之一的徐懋庸（1910—1977），给鲁迅写了封信，认为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说成是“普洛文学到现在的一发展”，进而到统一战线中去要求领导权，“是不对的”。信中还说鲁迅近半年的言行，是受了身边的人的蒙蔽，“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8月3日至6日，时在病中的鲁迅写了这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发表于8月15日出版的《作家》第1卷第5号上面。该文重申了他对建立统一战线的观点，批评了左翼文艺阵营中一些同志的宗派倾向，着重论述了两个口号的关系，肯定了两个口号的一致性。这篇文章实际是对两个口号论争的总结，此后，大规模的论争基本平息。这场论争使文艺界逐渐统一了认识，扩大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推动了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
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早在1935年12月27日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便明确指出：“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还一直强调，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不能放弃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关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文艺领域的运用和发展，在毛泽东的论述中则稍后一些。
1937年到1938年初，许多文艺团体来到延安。为了纪念“一·二八”上海抗战6周年，决定在延安举行一次隆重的文艺晚会。为此，抗大、陕公等单位的青年艺术家排演了四幕话剧《血祭上海》，公演20天，观众上万人。在一次《血祭上海》座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