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对韩文反复熟读，会背大部分。并细心揣摩，加之原就有很好的古文基础，毛泽东很快改变了文风，写得一手很出色的古文。所以，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还特别提到：“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所以，多亏袁大胡子（即袁仲谦），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引按：1952年，毛泽东还应原一师历史教员罗元级之请，为袁仲谦写了墓文。事实上。他当时写给黎锦熙、萧子升的信，大都气势沛然。情感炽烈，义理跌宕。也可以说很得韩愈笔意。
我们可从1915年8月毛泽东写给萧子升的信所抄录的自己的一段日记里，窥知他的古文造诣及其审美风格，因知者不多，我们全文引出：
“客告于曰：若知夫匏瓜乎？阳动土暖，茁乙布■，缠牵成蔓，不能自伸。苟无人理，则纵横荆棘之颠，□播蓐草之内，时序■至，间吐疏苞，若明若灭。人将指曰：是亦蓐草之类而已。然而秋深叶萎，牧竖过往其间，剔茸疏榛，则累累之物，大者如瓮，乃是蔓之瓜也。反而观之，牧丹之在园中，绿萼朱葩，交生怒发，高室光晶，争妍斗艳，昧者将曰：是其实之盛大不可限也，而孰知秋至凉归，花则枯矣，实不可得。吾子观于二物，奚取焉？
应曰：牡丹先盛而后衰，钝瓜先衰而后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匏瓜乎？
客曰：虽然，吾观于子，一伎粗伸，即欲献于人也：一善未达，即欲号于众也。招朋引类，耸袂轩眉，无静澹之容，有浮嚣之气，■■自悦，曾不知耻，虽强其外，实干其中，名利不毁，言欲日深，道听涂说，搅神丧日，而自以为欣。日学牡丹之所为，将为实之可望。猥用自诡曰：吾惟钝瓜之是取也，岂不诬哉！
予以无答，逡巡而退。■然汗出，戚然气沮。”
这无疑是一篇充满想象和哲理的散文。比托恰当，文采斐然。文中以匏瓜和牡丹比托粗野有实和妍艳无果这样两种人格境界，形象生动，跃烈纸上设立客与我的问答、让对方提出问题，层层推进，从而真诚地解剖自己身上存在的那种“耸夫轩眉”的“浮嚣之气”，义理力透纸背。最后“我”“■然汗出，戚然气沮”，自然地暗示了”我”的真实选择。这一文风，明显透露出庄子、孟子、韩愈、苏轼之类擅长雄辩而重气势的散文大家的风格痕迹。这样的文风训练，对毛泽东后来写出议论，煽情和气势上都十今出色的政论文章。是有影响的。
建国后，毛泽东也注重读韩愈的文章。1965年8月10日，他指示工作人员替他找《韩昌黎全集》。《新唐书·李汉传》说：李汉“少事韩愈，通古学，属韩文，辞雄蔚，为人刚略，类愈，愈爱重以女妻之”。毛泽东读至此。特意批注说：“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以流传，厥功伟哉。”足见他对韩愈文集的编辑情况的熟悉，把韩愈文集得以传世视为了不起的事情。
在读到《新唐书·姚崇传》叙姚崇向唐玄宗上书论佛教一段：“梁武帝身为寺奴，齐胡大后以六宫入道，皆亡国外家。近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婴夷戮，为天下笑。”毛泽东又批注说：“韩愈佛骨表祖此。”元和14年，唐宪宗派人将凤翔法门寺内藏释迎文佛指骨迎入宫内供养三日，韩愈上《论佛骨表》谏诤。其中有这样一段：“梁武帝在位48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故毛泽东说其继承了姚崇上唐玄宗书攘佛的观点。如果不是对韩愈文章读得精熟，就不会有如此即兴而妥贴的批语。
16。见篇中人物，皆一时之豪（读牛运震《游五姓湖记》）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读《游五姓湖记》，则见篇中人物，皆一时之豪；吾人读其文，恍惚与之交矣。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当识得其名人巨子贤士大夫，所谓友天下之善士也。
——摘自毛泽东1913年10—12月《讲宝录》（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587页）。
［解析］
牛运震（1700—1758），字阶平，一字真谷，号空山。滋阳（今山东兖州县）人。历官甘肃两当、秦安、平番等县知县，曾主讲皋兰、晋阳、河东等书院。有《空山堂文集》留世。其《游五姓湖记》见该文集卷六，据该文所云，五姓湖“汇泳济、临晋、虞乡三具之交”，“输于涑水”，“周环六七十里”，游湖时间在“蒲郡太守周侯既浚五姓湖之三年”，同游者除牛运震自己外。还有周侯、浙东胡稚威、永济令张君、万泉令毕君。“记”中对周侯将“淤且涸者百有余年”的五姓湖重新疏浚，使“鱼虾之产岁千万石，湖之民裙而戈其利者倍禾稼之入”的政绩予以充分肯定，故《讲堂录》沈“见篇中人物，皆一时之豪”。毛泽东接下来的发挥，是把读书与“读”人结合在一起，把游览山川同友天下善士结合在一起。
17。文贵义法，力避气单（读方苞《与翁止园书》、姚鼐《范蠡论》）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与瓮止园书》，戒淫也。淫为万恶本，而意淫之为害、比实事尤甚，当懔懔然如在深渊，若履薄冰。
作文有法，引古以两宗为是。一是病在气单。
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当其出伏而转注也，千里不止，是谓大屈折。行文亦然。作史论当认定一字一句为主，如《范蠡论》重修身而贵择交句，《伊尹论》之任字是。
文贵颠倒箕［簸］弄。
桐城、阳湖，各有所胜。言其要道，可以一言蔽之：桐城发而阳湖朴。
——摘自毛译东1913年10—12月《讲堂录》。
（见《毛泽东早斯文镐》第2版，第584、587、588页）
［解析］
方苞（1668—1749）和姚鼐（1733—1815），是清代桐城派古文的主要作家。他们是安徽桐城人，因此得名。该派继承归有元的“唐宗派”古文传统。方苞提出“义法”的主张，“义”就是“言有物”，“法”就是“言有序”，一个是主题思恕，一个是形式技巧，包括结构、素材和语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是桐城派立论和选文的基础。方苞编了一部《古文约选》，在序中提出他推崇的风格标范：“古文气体，所贵澄清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无精，则《左传》、《史记》之瑰丽浓郁是也。”到了姚鼐，进一步把义理、考据、文章合而为一，既反对质木无文的学究文章，又反对拖泥带水的虚浮文章。他编选了一部《古文辞类纂》，在序中提出：“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姚鼐的创作虽偏于阴柔，但他却向往阳刚的风格：“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桐城派有一支流名阳湖派，以恽敬为代表、其古文理论同桐城派大同小异，可视为桐城派的补充。恽敬的主张和创作，是向往一种既醇粹博雅又有恣肆浑厚气势的文风。乾嘉进代，由于考据家的排斥和骈文家的对抗。桐城派古文的影响减弱。但近代以来，由于梅曾亮、曾国藩的提倡，桐城古文又扩大影响，形成中兴局面，被视为唐宋古文之后的“正宗”，和学子追踪古文道统的典范。
在“一师”时期，桐城派古文是毛泽东学习的一个重点。《讲堂录》里所记阅读方苞《与瓮止园韦》和姚鼐《范蠡论》的体会，便是一个例子。翁止园，名荃，金陵人，究心三礼，亦能诗文，与方苞友善。方的《与翁止园书》，见《方望溪先生全集》卷五。方在这封书信中说：“近闻吾子与亲戚以锥刀生隙，有烦言，布流朋齿，虽告者同辞，仆坚然信其无有。然苏子有言，”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毋吾子之夙昔。尚有不能大信于彼人者乎？仆位在京师，几时辈有公为吾■■者。青阳徐诒孙曰：‘若九害，彼不知其不善而为之也。吾■有此，则天厌之矣。’仆自与人交，虽素相亲信音，苟一行此。必造怒而逢尤；仆每以自伤，然未敢以忖吾子，于前所闻。即信吾子之必不然，于后所陈，又信吾子必心知其然，是以敢悉布之。”故毛泽东读后说此书是“戒淫也”。这显然是一种发挥。毛泽东不进一步说，“意淫之为害，此实事尤甚”，这是律已慎独的人生修养方面的引申。
姚鼐的《范蠡论》，见《惜抱轩文集》卷一。该文讲范蠡之子杀人，系干楚，蠡在营救其子的过程中，由于所托非人，结果失败。于是作老得出结论：“旦暮之交，君子弗与。故必内行备而后可友天下之士：友天下之士，而后为之谋则忠信而不私，当真事则利害而不渝，故君子重修身而贵择交。”毛泽东读后。护这最后一句什为“文眼”来推崇，认为是作史论文章在结构上的典范，此外，青车毛泽东还认真研读了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中，把它同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作了比较。
青年毛泽东还在文章观念和技法上受到桐城派散文的影响，他很强调艺术技巧和行文义法，《讲堂录》说：“文章须蓄势”，“文贵颠倒簸弄”。所蓄之“势”，就是“颠倒簸弄”一类的结构义法。所谓“蓄”，就是对诗文气势进行欲纵故收的积累。即康宋古文家和清代桐城派散文家着力讲求的抑扬顿挫、吞吐曲折、神气酣畅、浩浩沛然的行文气势，对这种文章气势，《讲堂录》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属，又一泻至铜瓦；再东北属，一泻斯入海。当真出伏而转注也，千里不止，是谓大屈折。行文亦然。”这段比喻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姚鼐在《复鲁■非书》里对那些具有阳刚之气的作家风格的描述：“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弄骐骥。”
《讲堂录》还记有关于裤敬的介绍及其文集《大云山房集》，并评论说：“桐城、阳湖，各有所胜。言其要逗。可以一言蔽之：桐城发而阳湖朴”。“发”和“补”可分引理解为明亮简切和自然浑厚。青年毛泽东强调散文在于“村”与“法”的统一明显是出自桐城的“义法”之说。《讲堂录》又云：“作文有法病在气单”，也多少透露出姚鼐之论。
桐城派试图总结散文创作规律，是可取的。对此，毛泽东后来一直持肯定态度。即便是后来他实际上成为革命的新文艺的指导者，强调大众化的时候，也告诫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清代桐城派作文章讲义法，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讲技巧，这也是要学的。因为没有良好的技巧，便不能表现丰富的内容。（1938年4月28日在“鲁艺”的演讲记录）
18。其痛惭之意见于诗中（读吴伟业《赠愿云师》等）
寄身苍崖巅，危苦秋失脚。
万化皆虚空，大事惟一著。
再拜诵其言，心颜抑何作。
未运初■■，达人先大觉。
劝吾非不早，执手生退却：
留连白社期，惭负青山约。
君亲既有愧，身世将安托？
——摘自吴伟业《赠愿云师》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王士祯，字贻上，号阮亭，山东新城人。诗为前清一代正宗。吴、王并称。吴伟业之诗，雄于一时。吴以官清故，每对苍雪（王瀚）若有痛惭者然，其意常于其往来诗中见之。然吴亦有所逼耳。母老一也，清洁严二也。始盖与苍雪约同玩者。——摘自毛泽东1913年10—12月《讲堂当》（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582—583页）
［原文］
吴伟业（1609—1671），明末清初诗人。字骏公，号梅村，自署鹿樵生、灌隐主人。太仓（今属江苏）人。崇祯进士，官左庶子，南明弘光朝任少詹事，因与马士英等不合，乞假还乡。入清被迫出仕，为国子监祭酒，三年后借母亡辞官归，病亡于家。曾受学于复社领袖张溥，并为复社成员。学问渊博，诗与钱谦益、龚鼎孽合称“江左三大家”，久负祷坛盛名。早年诗歌风华绮丽；明亡，身经丧乱，则多写哀时伤事、故国之思和对自己“失节”的悔恨，诗风一变为激楚苍凉。尤长七言歌行体。著作有《梅村家藏稿》等。其《圆圆曲》一首颇有名。毛泽东说“吴伟业之诗，雄于一时”，当是承前人定评。
毛泽东在《讲堂录》里提到的苍雪、王瀚（即愿云），是吴伟业的好友。苍雪，字读澈，号南来，云南呈贡县人，为南京名僧雪浪法徒，卒于顺治十三年（1656）正月，有《南来堂诗集》。据《梅村先生年谱》卷二引《娄东者旧传》：“王瀚，字原达，受业于张采，为诸生有名。明亡后为僧，号晦山大师，名戒显，字愿云，庚寅（1650）夏人庐山，遂主席江右。”吴伟业《赠愿云师》之《序》后有其子吴■关于王瀚的一小注：“先大夫同学友也。”苍雪与王瀚都与吴伟业相友善，但他们对吴这样一位晚明名士，明亡以后出仕清朝的行径颇不以为然，因此或劝他保持晚节，或劝其出世。
《梅村诗话》载：“师（指苍雪——引者）和余《西田赏菊诗》有‘独擅秋容晚节全’。”在《赠愿云师》一诗之《序》中，吴伟业谈到他和愿云“甲中闻变，常相约入山，予牵帅不果，而师已悟道受法于云门具和尚，今夏从灵隐来，止城西之太平庵，云将远游庐岳，贻书别予，以两人年逾不惑，衰老渐至，世法梦幻，惟出世大事，乃为真实，学遁一著，不可不勉。感其言，因作此诗赠之，并识予愧也。”由此可知，青年毛泽东读、评吴伟业之诗，对其生平交往也是熟悉的。吴在《赠愿云师》中说自己“寄身苍崖巅，危苦愁失脚”，“流连白社期，惭负青山约”，确实微妙地向朋友吐露了“若有痛惭者然”的矛盾心境。那么，吴伟业为什么要屈节事清，事清之后又为什么不及早归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