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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首诗，逐字加了旁圈，对其文采颇为赏识。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一次会上特意念了这首诗，称赞有加，用以说明文化不高的人也可以写出好诗。
对本传里所述曹景宗的劣处，毛泽东也有批注。本传载，曹景宗随梁武帝起兵初，攻破一个县城，“景宗军士，皆桀黠无赖，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财物，略夺子女，景宗不能禁。及武帝入顿西城，严中号令，然后稍息。”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曹孟德、徐世勣、郭雀儿、赵玄郎亦用此等人。”曹孟德即曹操，陈琳在《为袁绍檄豫州》一文中，说曹操用了盗坟的无赖兵士，“所过隳突，无骸不露”。徐世勣，即唐初大将李勣，《新唐书》本传说他纵人抢掠。郭雀儿即后周太祖郭威，新、旧《五代史》均说他起兵入汴京时，纵兵大掠。
本传又载：“景宗在州，鬻货聚敛，于城南起宅，长堤以东，夏口以北，开街列门，东西数里。而部曲残横，人颇厌之。二年十月，魏攻司州，围刺史蔡道恭。城中负板而汲，景宗望关门不出，但耀军游猎而已。及司州城陷，为御史中丞任昉所奏。帝以功臣不问。征为右卫将军。”毛泽东读至此批道：“使贪使诈，梁武有焉。”这就从曹景宗的贪、诈中，看出梁武帝对部下养痈遗患的失误。
总起来看，毛泽东认为曹景宗不失为豪杰之人，特别是他追求金戈铁马铿锵有力的人生风格。前面引述的那段原文就表明了曹景宗粗犷、豪放的性格和气概。本传载曹景宗“性躁动，不能沉默。出行常欲褰车帷幔，左右辄谏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于是他说了一番他过去在乡里飞马拓弓，击鸱逐獐，饮血茹毛，从而“不觉老之将至”的人生作风。毛泽东对这段记载很感兴趣，在许多地方密密地加了旁圈，由衷的赞赏和同情，因而禁不住批道“景宗亦豪杰哉”。
的确，曹景宗贵为公侯、刺史、将军，对标志权贵身份的繁文缛节和车马排场，不是刻意追求，而是十分蔑视，强烈向往叱咤风云、自由自在的生活，是难得的。他引起毛泽东的深深共鸣，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追求的人生方式，和他内在的豪迈狂放的性格。正像人们所知道的那样，毛泽东是个不愿束缚自己的个性去循规蹈矩的人。但是，建国后，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因为没有警卫部门的批准，他出不了中南海，不能像一般人那样逛街、游园等等，出门也是汽车、火车、飞机。这对一个在金戈铁马中打出江山的领袖来说，不啻是一种违背个性的制约。这种感受，毛泽东在1965年1月9日会见他的外国老朋友斯诺时，便有过自白。他说：与其说我是写文章的，不如说我能同反对我的人打仗更合适。不打仗了，有时候病也来了，出门也不骑马，坐汽车、飞机、火车每天走10里路，骑20里马，非常舒服，又说：简单一点的生活，对人反而好些。以毛泽东这种性格和处境去理解曹景宗的上述自白，很自然会产生特有的思想感情上的沟通。
29。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读李延寿《南史》卷五十八《韦睿传》）
［原文］
普通元年，迁侍中、车骑将军，未拜，卒于家，年七十九。遗令薄葬，敛以时服。武帝即日临哭甚恸，赠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严。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于儒者，虽临阵交锋，常缓服乘舆，执竹如意以麾进止，与裴邃俱为梁世名将，余人莫及。初，邵阳之役，昌义之甚德睿，请曹景宗与睿会，因设钱二十万，官赌之。景宗掷得雉，睿徐掷得卢，遽取一子反之，曰：“异事”，遂作塞。景宗时与群帅争先启之捷，睿独居后，其不尚胜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贤之。
——摘自李延寿《南史》卷五十八《韦睿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使曹景宗胜
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
──摘自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五十八《韦睿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04页）
［解析］
韦睿（442—520）是梁武帝时的名将。齐末为上庸太守，从萧衍（梁武帝）起兵。梁初任豫州刺史，天监五年（506）率军破北魏军，取合肥。次年又与曹景宗救钟离，又大败魏军。他体弱不能骑马，乘板车督战，善抚士卒，而军法严明。魏人畏惧，称为“韦虎”。他“多建策，皆见用”，深受梁武帝器重，是梁武帝征讨四方、平定天下的得力助手。
前面引述的原文，是《南史》作者李延寿在记叙韦睿死时，对其生平行为特点的概述。毛泽东很赞赏，提出“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作者还补叙了韦睿的轶事，以说明他深受世人推崇的为人风尚。在邵阳之战后，有次曹景宗与韦睿玩掷骰子赌输赢的游戏，韦睿赢了，却故意让给曹景宗。毛泽东批道：“使曹景宗胜”。本传又说，曹景宗等在破敌之后，时常计较功劳，而韦睿却总是在后面。毛泽东又批道：“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韦睿的肚量和谦虚朴实，确实是值得学习的。
毛泽东很爱读《韦睿传》。《南史》卷五十八包括韦睿、裴邃二人的传，毛泽东在这卷开始的天头上，用粗重的笔迹画了四个圈，标写道：“梁将韦睿、裴邃传”。在《韦睿传》文内，更是密加圈点，批注达25处之多，这大概是他读史书人物传记批得最多的一个人物了。有些批注中还加有旁圈、套圈。
那么，党的干部应该学习韦睿的那些方面的作风呢？从毛泽东的批注来看，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他的军事才能和英勇果敢的无畏精神，一是他的仁厚的品格作风。
毛泽东对韦睿英勇善战的事迹的批注情况，本书“军事篇”《韦睿为将，有刘秀、周瑜之风》一条专述。本条只说几则毛泽东对其品格作风的推崇。
《韦睿传》载，韦睿“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批道：“仁者必有勇”。
梁武帝天监四年，韦客率军攻北魏所占合肥。本传载：“睿素赢，每战，不尝骑马，以板舆自载，督励众军。魏兵凿堤，睿亲与争。魏军却，因筑垒于堤以自固。起斗舰，高于合肥城等，四面临之。城溃，俘获万余，所获军实，无所私焉。初，胡景略与前军赵祖悦同军交恶，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啮其齿，齿皆流血。睿以将帅不和，将致患祸，酌酒自劝景略曰：‘且愿两虎勿复私斗’。故终于此役得无害焉。睿每昼接客旅，夜算军书，三更起张灯达曙，抚循其众，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争归之。所至顿舍，修立馆宇，藩篱墉壁，皆应准绳。合肥既平”
毛泽东对这段记载很感兴趣，在文句旁密加旁圈，写了不少批语。在说到韦睿每战“以板舆自载，督励众军”，和“魏军凿堤，睿亲与争”，毛泽东逐字旁圈，分别写了两处“将在前线”，推崇他身先士卒的领兵作风。在说到韦睿攻克合肥时，“所获军实，无所私焉。”毛泽东又逐字旁圈，批道：“不贪财”。韦睿能团结部下，在胡景略和赵祖悦闹矛盾时，他亲自调解，晓以利害，避免了不利后果。毛泽东于此处批道：“干部需和”。说到韦睿治军，通宵达旦，操劳各种事宜，设立法度那一段，毛泽东也是逐字旁圈，批道：“劳谦君子”。
这些批语，涉及领导干部所应有的垂范、廉洁、勤政、团结诸方面的作风素养，确实值得当今理政治军的干部学习。
《韦睿传》还说到韦睿的儿子韦放的事迹，毛泽东也批道：“韦放有父风”。
韦睿有古之儒将之风，有武人之胆略，有儒者之雅量。自古以来，但凡以文人掌兵者，莫不追求这种境界，但由于个人素质的差异，能近似者已稀，况如韦睿者乎？
30。再读此传，为之神往（读李延寿《南史》卷六十一《陈庆之传》）
［原文］
大通元年，隶领军曹仲宗伐涡阳，魏遣常山王元昭等东援。前军至驼涧，去涡阳四十里。韦放曰：“贱锋必是轻锐，战捷不足为功。如不利，沮我军势，不如勿击。”庆之曰：“魏人远来，皆已疲倦，须挫其气，必无不败之理。”于是与麾下五百骑奔击，破其前军，魏人震恐，庆之还，共诸将连营西进，据涡阳城，与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数十百战，师老气衰。魏之援军，复欲击垒于军后。仲宗等恐腹背受敌，谋退。庆之杖节军门曰：“须虏围合，然后与战。若欲班师，庆之别有密敕。”仲宗壮其计，乃从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庆之陷其四垒。九城兵甲犹盛。乃陈其俘馘，鼓噪攻之，遂奔溃，斩获略尽，涡水咽流。诏以涡阳之地置西徐州。众军乘胜前顿城文。武帝驾焉，手诏慰勉之。
——摘自李延寿《南吏》卷六十一《阵庆之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在武昌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六十一《陈庆之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05页）
［解析］
陈庆之是南朝梁武帝手下出身寒门的著名将领，为人忠正耿直，有胆识，建有赫赫战功。毛泽东在《南史》卷六十一封面上用粗重的黑铅笔画了读过两遍的圈记。在目录“陈庆之”三字旁，画了两条着重线。在传记开篇的天头上，连画四个大圈，又用他苍劲的笔迹，醒目地标写着“陈庆之传”四个大字。在第一段介绍陈庆之生平的地方，毛泽东充满深情地写了上面的批语。文内许多地方，毛泽东又圈又点，画满了着重线，足见他阅读之专注和深情。
毛泽东一读再读的陈庆之，有什么事迹使他“神往”呢？《南史》本传记载：梁武帝普通元年（502），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梁，梁武帝派陈庆之去接应，又让他率军队护这豫章王综入镇徐州。魏10万大军抗拒，都被陈庆之挫败了。后豫章王投奔了魏，陈庆之及时地“斩关夜退”，保全了军队的实力。
大通元年、魏国大乱，北海王元颢来降，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他回魏国为帝。陈庆之又屡挫魏军。魏军将领丘大千以精乓七万，分筑九垒抗拒陈庆之，陈庆之从早到午仅半天的时间就攻陷了三垒，魏兵退。魏济阳王元晖业以两万人来救，被陈庆之击败，晖业被擒。魏又派出大量援军，据守荥阳。陈庆之军中很恐慌，他对众人说：“我等才有七千，贼众四十余万。今日之事，意不图存，须平其城垒。”在他鼓动下，战士们勇敢地攻下城池，入城后，又被围，陈庆之率精兵3000人大破之，魏军逃散降服。陈庆之护送北海王元颢以来，“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无故”。
陈庆之破关斩将所向无敌的战绩，充分体现了他的果敢机智和军事才能。《南史》作者李延寿用简洁生动的文笔刻画了陈庆之其人其事，再现了一场场威武壮观的战争场面。毛泽东对此用粗重的黑铅笔画着一条条着重线和曲线，流露出极大的关注。
陈庆之不仅是一名骁勇善战的武将，还是一位刚直不阿的政治家。魏北海王元颢即帝位后，荒于酒色，不理政事，听信谗言，对陈庆之很不信任。陈庆之不计个人得失，及时敦促北海王元颢不要放松军事。有人劝他：“将军威震中原，声动河塞，屠颢据洛，则千载一时。”陈庆之听后，严词拒绝、并将元颢有叛梁之意报告给梁武帝。在楚州击破侯景时，正值灾年，陈庆之开仓赈济灾民，八百多人上书为他树碑颂德。《陈庆之传》记载：“庆之性祗慎，俭素不衣纨绮，不好丝竹。射不穿扎，马非所便，而善抚军士，能得其死力。”毛泽东在这些记载处，也都画着着重线，非常重视。
毛泽东是政治家，同时也是军事家。1969年，毛泽东已是76岁的老人，远离战争年代也已20多年，万籁俱静，深夜读史，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他自己的这种经历，为陈庆之的事迹所引发，从而心驰“神往”古战场，产生“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共鸣，这是毛泽东读史为一般人所难以产生的感受。
31。王建庸人，不知政治（读李延寿《北史》卷二十《王建传》）
［原文］
破慕容主于参合，帝（魏道武帝）乘胜将席卷南夏。于是简择俘众，有才能者留之，其余欲悉给衣粮遣归，令中州之人咸知恩德。建以为宝覆败于此，国内空虚，获而归之，纵敌生患，不如杀之。帝曰：“若从建言，非伐罪吊人之义。”诸将咸以建言为然。建又固执，乃坑之。帝既而悔焉。
——摘自李延寿《北史》卷二十《王建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王建庸人，不知政治。
——毛泽东读李延寿《北史》卷二十《王建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12页）
［解析］
王建是北魏初年魏道武帝拓跋珪手下将领。初为左大夫，后迁散骑常侍，为冀、青二州刺史，封真定公。东晋太元二十年（395），王建随拓跋珪在参合陂（今山西大同市东南）大破后燕慕容宝的军队。开始，拓跋珪想留下有用的人，遣返数万俘虏。王建则坚决反对，认为是纵敌养患，应全部杀掉。拓跋珪采纳了这个建议，全部坑死，可不久又后悔了。毛泽东读史的批语中，一贯反对屠杀俘虏，因此，他认为王建的建议，是“不知政治”，王建是个庸人。后来，拓跋珪又在中山城打败慕容宝，慕容宝弃城逃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