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批语：“予思吾儒家之说，乃是以利己主义为基础，如‘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妇’之言，‘先修身而后平天下’，‘先亲亲而后仁民爱物’可以观之。”这三句话，第一句出自《中庸》，原文为：“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第一句出自《大学》，原文为，“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第三句出自《孟子·尽心上》，原文为：“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是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毛泽东引这些话，是要阐明他的这样一个观点：人们讲求良好的道德行为的基本出发点，是利己，然后，“由利己而放开之至于利人类之大己。”
19l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便开始从事大量的社会活动，此后的言论中，引用“四书”、“五经”的话就大大减少了。在“五四”运动中，受时风影响，也发表了一些反孔言论。但这并不是说，他读“四书”、“五经”所受的影响便烟消云散了，或者对孔儒的思想观点和国学就此持一味的批判态度。
他当时的观点，很受杨昌济的影响。
据李锐在《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一书中分析：杨昌济国外留学10年，以西方所得的民主与科学思想，来批判中国封建伦常，决心改造中国的旧思想、旧学术；曾明确提出要用“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吾国之旧学”，然后，“合东西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不过，杨昌济仍是一个理学家，他的学术思想仍以国学为主导地位，可说是一位从戊戌维新到“五四运动”这个时期欲融合中西而为一种新儒学的学者。他曾同黎锦熙谈过：“有宋道学其能别开生面，为我国学术界开新纪元者，实缘讲合印度哲学之故。今欧学东渐，谁则能如宋贤融铸之，而确立一新学派者？”（黎锦熙：《瑟侗斋日记》（未刊稿），转引自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第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14年10月，长沙创刊的《公言》杂志，曾发表过他的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劝学篇》，其中所述可代表此种思想观点。文章以为“吾国固有文明，经、史、子、集义蕴闳深，正如遍地宝藏，万年采掘而曾无尽时，前此之所以未能大放光明者，尚未谙取之之法耳”。“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善治国者，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合，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文中还谈到自古以来国学的源流派别，儒术为国家之正宗，有宋学、汉学之分，宋学有程朱与陆王之分，汉学有今文与古文之分。“各树一帜，互相非毁。今将合东西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此等门户之争，早已不成问题矣。余本服膺孔子之道，然既不欲为专宗孔子、罢黜百家之愚，复不欲为攘斥佛老，驳击那回之隘。余本自宋学人门，而亦认汉学家考据之功；余本自程朱入门，而亦认陆王卓绝之识。此则余对于各派所取之态度，可为海年人士正告者。子思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庄子曰：‘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陆象山曰：‘各尊所闻，各行所知。’约翰·穆勒曰：‘言论自由，真理乃出。’吾愿承学之士各抒心得，以破思想界之沉寂，期于万派争流，终归大海。”杨昌济在文中就此谈到他的热切期望：“在吾国人能输入西洋之文明以自益，后输出吾国文明以益天下，既广求世界之智识，复继承吾国先民自古遗传之学说，发挥而光大之。此诚莫大之事业。非合多数人之聪明才力累世为之，莫能竟其功也。”无论从弘扬学术或救国之道而言，杨昌济的这些见解，尤其这个期望，是十分卓越而中肯的，在今天也没有完全失去其意义，我们决不能因为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对此予以轻视。
毛泽东当时是非常看重教师的这些见解的。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长信中，反映了教师的哲学和伦理学思想。他并不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尽管他反对儒家的三纲五常封建伦理观，《新青年》“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时已震动整个知识界，他还是尊孔孟为得大本之圣贤，以儒家大同世界为自己的理想，关于中西文化互有长短的看法，包括留学问题，毛泽东是完全同意教师的意见的。1917年8月23日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留学与否的问题，杨昌济在《劝学篇》中，曾介绍过吴稚晖的见解：“苟无普通科学与外国语言之准备，则不必急急西游，苟求学之志坚，则虽左国内，凡西洋之学问，皆可曲折而求得之。”1920年2月在北京时，毛泽东给新民学会一会员的信中说：“必将古今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
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后眼界大开，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狂飚骤起的“五四运动”更是一大冲击，使他对孔孟学说的看法发生急促的转变。这在他主办的以传播新思潮为职志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1919年7月14日出版），有很多反映。“创刊宣言”说：“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最后大声疾呼：“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彭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在两篇只有三两句话的短文上，直接指斥康有为的维护孔子尊严的可笑。广州修马路，要拆毁明伦堂（孔庙大殿），康有为打电报给政府，指为“侮圣灭伦，遍游各国，未之前闻”。短文中说：“遍游各国，那里寻得出什么孔子，更寻不出什么明伦堂。”康电报中还说：“强要拆毁，非民国所宜。”短文中说：“这才是怪！难道定要留着那‘君为臣纲’、‘君君臣臣’的事，寸算是‘民国所宜’吗？”
接着，7月21日出版的“临时增刊”第一号上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首先对自己曾经接受过的戊戌变法以来的维新思想，予以彻底的批判：“那时候的思想，是自大的思想”（指欲师夷长技以制夷）：“是空虚的思想”，“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国的礼教甲于万国”；“是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甚至盛倡其‘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语”。对健学会的“公约”中有“自由讨论学术”一条，极为称赞：“很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即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1920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往上海途中，这时他已经进一步接触马克思主义，很想走俄国的道路。他还是中途下车，到曲阜游览了孔子的陵庙和故居。此事他在记忆中印象很深，1936年在保安同斯诺谈到：“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灌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这表明他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带着倾慕之心的。孔子的学说，经过苟子、孟子，尤其是宋明理学家程朱陆王的发展，早已不是原貌了。颜习斋早指出过这一点。“五四运动”时所要打倒的孔子，其实就是宋儒所塑造的孔子。诚如李大钊当时说的：“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以上见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157—163页）
不管怎样，由于熟读“四五”、“五经”等国学著作，构筑了毛泽东深厚的文化思想背景，即使他后来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以后，这些书里的话，也常常成为他习惯的语言表达工具。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先生说，“文革”时他在秦城8年，长期手头只有《毛选》四卷，曾就此作过一个粗略统计，四卷书中成语典故来源于古籍的：30条以上者有《左传》，2030条者有《论语》、《孟子》、《史记》、《汉书》、《朱子语类》等，其他10条左右者有《大学》、《中庸》、《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孙子兵法》、《诗经》、《晋书》、《尚书》、《老子》、《易经》、《国语》等。
13。博学于文，学者所宜遵循（读“四书”、“五经”）
子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恩之，明辨之，笃行之。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摘自《中庸》［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仆读《中庸》，日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日：即几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于其极。表里糟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吉，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
——摘自毛泽东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1页）
［解析］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骂行，是《中庸》提出的关于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的重要命题。意在强调多学深思来增广知识、提高素养。1915年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恰处于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的时期，读了《中庸》后，很推崇其所言的治学之道。
在9月6日致萧子升这信封中所说的朱子补《大学》诸语，是指朱喜《大学章句》传五章里“释格物致知之义”一段。《大学》里有“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一段。“格物致知”，是儒家经学中的一个认识论命题，历来解释颇多分歧。简单他说，就是即物穷理，通过接触事物（格物）来获得知识（致知）。朱熹所补的原文是：“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几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于无明矣。”毛泽东在信中引用朱嘉这段话的大意，也是强调广泛学习研究，求得深刻道理，辨别事物表里粗精，提高心性修养。因此，博学不仅是为了求知，也是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所说的：“为学美假乎是？是须有条理有秩序，紊之则无以为条理秩序，以■吾心而缮吾性，为学之道孰大焉。”毛泽东接下来所引的孔子“博学于文”之语，见于《论语·雍也》，是说君子要广泛地学习文献。信中还引孟子“博学而详说”之语，见于《孟子·离娄下》，原文是：“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意即广博地学习，详细地解说，在融会贯通之后，回到简略地述说大义的地步。毛泽东认为，博学的方法，是天经地义的，读书的人应该遵循。
为了说明“博学”之必要性，毛泽东把《中庸》、《大学》、《论语》、《孟子》有关论述都引了。一则说明他读“四书”之仔细，一则说明他当是以“圣人”之言为准的。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从“博学”出发，进一步提出了“通识”的命题。所谓“通识”，就是在“观古今之群籍”的基础上，贯通各方面的知识，诸如地理、历史、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在毛泽东看来，缺少通识，做起事情来很容易出现错误乃至失败。他在信中还举了王安石变法为例，说他“欲行其意而托于右，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由此，毛泽东表示，自己“系其心于学校，惟通识之是求也。”
14。气节之士，帝王之师（读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三《逸民列传·严光》）
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恩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乃备安车玄■，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
司徒侯霸与光素旧，遣使奉书。使人因谓光曰：“公闻先生至，区区欲即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获。愿因日暮，自屈语言。”光不答，乃投札与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炙持家炀！卑缘檬椋庾嘀５坌υ唬骸翱衽侍病！背导菁慈招移涔荨９馕圆黄穑奂雌湮运Ч飧乖唬骸斑瓦妥恿辏豢上嘀硇埃俊惫庥置卟挥Γ季茫苏拍渴焓樱唬骸拔籼埔⒅拢哺赶炊Ｍ凉视兄荆沃料嗥群酰 钡墼唬骸白恿辏乙獠荒芟氯晷埃俊庇谑巧咛鞠⒍ァ�
——摘自范晔《后汉书》专八十三《逸民列传·严光》［毛泽东读书笔记和谈话］
光武曾游于太学，习《尚书》。
严光，东汉气节之士也。光武既立，征之，不就。访之，以安车迎至。帝坐匡床请出，光卧应日，尧舜在上，下有巢由。当光之至也，大司徒（首相也）侯霸（光学友）迎之。光与书日：君房足下，致位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该顺指要领绝，侯以书览帝。帝曰：狂奴故态也。后世论光不出为非。不知光者，帝者之师也。受业大学时，光武受其教已不少。故光武出而办天下之事，光即力讲气节，正见俗而传教于后世。且光于专制之代，不屈于帝王，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