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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驻英公使，郭嵩焘有足够的机会近距离考察英国的宪政、商业、科技、教育、学术和风俗人情。他发现，英国之强并非只强在它的船坚炮利上，它的政体——即它的根本——同样勃勃有生机。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
英国之强，始自国朝。……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会）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能辨此者鲜矣。（其一）
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共主之国，其定法、执法、审法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催科不由长官，墨吏无所逞其欲；罪名定于乡老，酷吏无所舞其文。人人有自主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其二）
圣人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乱。德者，专于己者也，故其责天下常宽。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其法日修，即中国受患也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也。（其三）
他认识到，西洋之所以能享国长久，是因为君民兼主国政，使用法治，因此民气得通，民情得达，民志得伸，民才得展，无抑郁挫伤之弊，对此他不禁感慨系之，“西洋能以一隅之地”为“天地精英所聚”是“良有由然”，中国朝野人士若不幡然醒悟，急起直追，革故鼎新，除残去害，则势必西洋日强，中国日蹙。“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郭嵩焘洞幽烛微，能平心静气地看清这一层利害关系，勇于承认中国之“无道”（政治腐败），寻找病症的内因，这才真正是先知先觉者的独到之见。他主张向西方学习，首先要学习西方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找准自己正确的定位。他认为，世界各国按进化程度可分为三个层次：文明、半开化和野蛮。中国落在第二层次，很难顾盼自雄。为何清朝士绅的自我感觉异常良好？郭嵩焘的答案是：“中国人眼孔小，由未见西洋局面，闭门自尊大。”他的话显然是针对国内洋务派领袖们而言的，他们对洋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犹如瞎子摸象，盲人把烛，各得一偏，与实际相去甚远。郭嵩焘对中国浪费人才的现状尤其痛心，认为“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中国收召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之不实之言，高者顽犷，下者倾邪，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而“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因此要挽回一世之心，兴办实学乃是当务之急。可是天朝上国的办事效率实在教人不敢恭维，郭嵩焘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即有此议，可延宕至九十年代后期中国官方才创办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难怪郭嵩焘为中国的发展前途开列进度表时悲观中有乐观，乐观中也有悲观，他认为中国至少得用四百八十年的奋斗和努力才可望成为世界上的富强之国：学习西方军事，三十年可初见端倪；学习西方的制造工业，五十年可稍见成效；兴办学校，一百年方能树艺人才；再用一百年荡涤旧习；再用一百年砥砺精英；再用一百年趋于大成。有趣就有趣在，郭嵩焘是一位出了名的急性子，然而这一回他居然变得如此从容不迫，如此低调，如此有定性，真令人刮目相看，而且煞费思量。
郭嵩焘办理外交事务，处处不失汉官威仪，觐见英王，不亢不卑，进退合度。同时，他勇于遵守国际惯例，递交照会，均用西历；与洋人打交道，一律行握手礼；听音乐，看曲目单；游甲敦炮台，穿西装；见巴西国主，起立致意；使馆开茶会，让夫人（梁氏）出面接待。郭嵩焘公使这些通权达变的行事方式却都是刚愎自负的冬烘先生刘锡鸿副使看不惯的，他在寄给满清朝廷的报告中屡屡贬斥郭嵩焘的言行，还公然诟骂自己的顶头上司为“汉奸”，似乎只有他这位处处乜斜着眼睛看洋人的刘锡鸿副使才是天朝尊严的坚强卫士。
郭嵩焘的言行思想的确不合乎“天朝上国”的规矩尺度，在朝野名士的眼中，他始终是个异端。比如洋务派领袖们忙于造船制器，他却主张正本清源；朝野清流一致主战，他却认为在敌国环集的危局面前，“无可战之机，无可战之势，直亦无可战之理”，只可随机应付，切忌不顾后果的浪战；洋务派领袖们认为当务之急先要强国，他却认为先要富民；朝野清流一致认为列强亡我之心不死，他却认为洋人以通商为制国之本，意在求利，我们不妨因势利导；洋务派领袖们主张工商业官办，他却主张工商业民营。他对这些关键问题的看法与各路“神仙”如此格格不入，大相抵牾，得不到朝野各派系的鼎力相助，以至于孤立无援，便毫不奇怪了。
光绪四年（1878年），郭嵩焘兼任驻法公使，他基于“公使涉历各国，正当考求其益处”的认识，将自己出国途中备述所见所闻的日记整理成册，名为《使西纪程》，寄回总理衙门。对国外的政治、军事、科教和民俗多有赞语，相比之下，对国内情形多有微词，这下可就惹恼了那些天朝完美论者。须知，朝廷中不乏嗅觉灵敏而又“深明大义”的铁笔御史，他们早就看得郭嵩焘鼻歪眼斜，正愁手头没有上好的题材，这下他自动撞进网来，还能不严章弹劾？不说“叛臣贼子”，单是一个“有二心于英国”的罪名，就足以让郭嵩焘吃不了兜着走。就这样，清政府勒令将此书毁版禁印不说，这年年底还解除了郭嵩焘的英、法公使之职，派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前往接替。
很奇怪，像郭嵩焘这般既知本末又知情势的通变之士，李鸿章却屡屡说他“有些呆气”，一向以慧眼识人自许的曾国藩也认为郭嵩焘只是“著述之才”，不是“繁剧之才”，即指他干不好实际事务。然而，归结起来，要说他不会做官，测不准宦海几级强风几级巨浪，那倒是真的。郭嵩焘颇具诗人气质，喜欢危言危行，在主调为因循苟且的晚清官场上自然是处处受到排挤。他一生在官场浮沉起落，真正拎得起的“风光岁月”不过寥寥数年。1859年，他曾在诗中喟然感叹道：
人生都是可怜虫，苦把蹉跎笑乃公。
奔走逢迎皆有术，大都如草只随风。
郭嵩焘置身官场，既非蒙满贵族，又不愿削尖脑袋钻营，自然是难以冒顶。他生性戆直，心地开爽无城府，长于思考短于行事，的确更像个理论家，不像个实干家。曾国藩知人论世的功夫颇深，他始终只将郭嵩焘视为承明著作之才，从未推许他为治世调羹之人，因此当李鸿章在江苏巡抚任上有意起用郭嵩焘时，曾国藩屡次三番写信给他，要他多听郭嵩焘的建言，至于实际公务，则尽量少让他沾边，以免误事。这种观点也影响到了曾纪泽，他在写给九叔曾国荃的信中，竟以“花拳练步”四字来酷评这位有通家之谊的父执，曾国荃则欣然允为确评，回信说：“以‘花拳练步’之说喻筠老（郭嵩焘号筠仙），极为有识。筠老之取憎于一世在此，而吾之敬重筠老亦在此。与其交举世诟病筠老之一班朋友，则不若交筠老，以其犹有文字之知识也。”在中国，要成为一位实干家，首先必备的才干便是要能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这显然不是郭嵩焘的长项。
同治元年（1862年）秋，江苏巡抚李鸿章召郭嵩焘前往任职。郭途经安庆时拜访了湘军大帅曾国藩，盘桓一月之久，两人相处融洽，无话不谈。临别之际，曾国藩书联一副赠郭嵩焘：“好人半自苦中来，莫图便宜；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对于这样的箴告，郭嵩焘同样是知其意而不能行。
同治二年（1863年），郭嵩焘得两广总督毛鸿宾举荐，署理广东巡抚。“署理”只是代理，并非实授其职，这就使他多少有点尴尬：少做事吧，尸位素餐，他觉得愧对百姓，多做事吧，容易越权，又会惹恩主毛鸿宾不开心。但他还是依着性子无所顾忌地拿出了当行本色，在广东办厘金，力行劝捐，手段十分凌厉。由于自信心强，求治过急，好似涸泽而渔，一时间粤商怨声载道，甚至有人作了一副嵌字联咒骂郭嵩焘和毛鸿宾：“人肉吃完，惟有虎豹犬羊之廓；地皮刮尽，但余涧溪沼沚之毛。”“廓”与“郭”谐音，骂的是郭嵩焘，“毛”是直指毛鸿宾。毛总督见大势不妙，便处处诿过于郭巡抚。清朝督抚不和是常事，没什么好奇怪的，可郭嵩焘管不住自己那张嘴，竟在人前放出丑话：“曾涤生（曾国藩）保人甚多，惟错保一毛季云（毛鸿宾字季云）。”向自己的恩主开炮，这违反了官场的游戏规则，第一个不高兴的人便是老友曾国藩。曾氏反唇相讥道：“毛季云保人亦不少，惟错保一郭筠仙。”此言一出，闻者无不大噱。郭嵩焘抚粤三年，用“焦头烂额”四字形容最为恰当，先是他在征取厘捐上操之过急，得罪了粤商；其次是与两广总督不和（先是毛鸿宾，后是瑞麟）；然后是他被太平军余部折腾得够呛，因而对曾国藩、左宗棠二人“驱匪入粤”深致不满。此外，他的私德也牵动时议，遭到抨击，那就是他违反尊卑礼数，让续弦谢氏地位屈居于老妾之下，谢氏愤而大归（分居）。前庭遭溺，再加上后院起火，郭嵩焘想不丢官都不可能，最终左宗棠一纸弹章便将他送回了老家。
郭嵩焘出生于湖南湘阴，祖父是富甲一方的大商人，多财而不吝，“然诺一语，千金不惜”。县令某公借了重金，人死在任上，欠家愿用两位漂亮的丫环抵债，郭嵩焘的祖父却烧掉借据，一笑置之。他还爱好诗文，闲暇时以吟咏为乐。应该说，这种豪迈家风和诗书气息对郭嵩焘的影响很大，因此他并不像一般读书人那样轻视“商贾末业”。郭嵩焘十七岁入岳麓书院就读，十八岁与曾国藩、刘蓉义结金兰，十九岁中举人，三十岁（1847年）中进士，点翰林，与李鸿章、沈葆桢是会试同年。他有两个弟弟郭崑焘和郭焘，都是湘军大体系中极有才干的能人，合在一起号称“湘阴三郭”。对他们三兄弟，曾国藩有一个堪称公允的评价：“论学一二三，论才三二一。”意思是，在三兄弟中，大哥郭嵩焘的学问最好，小弟郭焘的才干最高。
郭嵩焘一生最得意之处，并非三年使西，更不是三年抚粤，而是他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居丧的曾国藩墨糲从戎，说动了大傲哥左宗棠欣然出山，说动了负气而走的李鸿章重返曾氏幕府。他在《玉池老人自叙》中曾颇为得意地说：“其出任将相，一由嵩焘为之枢纽，亦一奇也。”当年，曾国藩居母丧，咸丰皇帝敕令他在湘省主办团练，他为了表明自己尽孝的决心，已写好奏章，恳请终制（守墓三年），让湖南巡抚张亮基代为呈递，奏章正在誊抄，还未送出，已是夜半时分，恰巧郭嵩焘来到湘乡荷叶塘曾国藩家致唁。宾主坐定后，谈及此节，郭嵩焘力劝曾国藩接下这付担子。他说：“您素有澄清天下的大志，现在机会来了，千万不可错过。况且戴孝从戎，古已有之。”曾国藩的思想工作可没那么容易做通，郭嵩焘又将“力保桑梓”的大义跟曾老爷子说了，然后由太翁出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曾国藩君命可抗，父命难违，这才硬着头皮应承下来，赴省城去尝试一项自己先前做梦都未曾想到过的艰难事业。其后，这位湘军大帅历尽艰险，成为“中兴第一名臣”，郭嵩焘当年苦口婆心的敦劝之功自然不可抹煞。左宗棠一向以“今亮”（当今的诸葛亮）自居，可他多年受困于闱场，三次进京会试，均名落孙山。左宗棠一向恃才傲物，胡林翼不遗余力地保荐他，他都婉言谢绝了，而郭嵩焘出于同乡之谊，当面向他陈说利害，“贤者不出，其奈天下苍生何”，左宗棠被其至诚感动，于是告别隐居生活，走马上任，先佐湖南巡抚张亮基，后佐湖南巡抚骆秉章，最终出将入相。只可惜这两位好友加亲家，后来因为政见相乖而反目成仇。李鸿章与郭嵩焘都是丁未（1847年）科的进士，这层同年关系在科举时代是非比寻常的，李鸿章一度因意见不合与恩师曾国藩怄气，离开了大帅府，前程顿时趋于黯淡，正是郭嵩焘劝他及早回头，才有了曾国藩保举李鸿章为江苏巡抚的下文，也才有了往后李鸿章飞黄腾达的好戏。
湘军的最终取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后防稳固，粮饷充足。郭嵩焘曾不无自豪地说：“湖南筹饷，一皆发端自鄙人。”虽说在官民交困的情势下征厘金（征商业税）不是郭嵩焘的发明，但他有宣传推广之功。为此郭嵩焘曾戏称自己是个“化缘和尚”。此外，郭嵩焘还创议兴办湘军水师，使湘军水陆并进，两翼齐飞，实力大大增强。
然而，不管郭嵩焘早年对湘军作出过多大的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