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战争——作为自由意志的人类的历史中的普遍现象，其产生根源固然有人类意志的非理性的因素，同时也有理性的因素，对于战争的诠释只能从人类生存的存在论出发。就西方而言，在古希腊罗马以来的历史中，人类的理性贯穿着这样两个情结——“毕达哥拉斯情结”和“恺撒情结”。所谓毕达哥拉斯情结是西方人欲以数理逻辑为自然世界“立法”——建立数学决定论的世界模型的情结，自古希腊欧几里德几何学开辟严密的逻辑方法到现代理论物理学都是这一情结的反映；所谓恺撒情结，就是西方人的英雄主义和欧洲一统情结，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的作为都可看作是这种情结的反映。当然人类的科学理性也需要一定的热情支撑，也需要比喻意义的恺撒情结。然而比喻不可过分，理性的热情不是理性的狂热，狂热的理性已经是对理性本身的否定。英雄主义也需要理性，人类任何一次成功的远征都需要统帅和智囊团对地理环境、行军路线、汲水和补养等进行研究和计算，通过这样大规模的研究计算工程，人类的知识也得以增长。亚历山大以后，统一的欧洲帝国的理想只有恺撒基本上实现了，他建立了与古希腊和恺撒以前的古罗马的城邦国家截然不同的空前庞大的帝国。尽管恺撒削弱了共和制而实行独裁，但罗马恺撒（还有他的养子屋大维）开辟的帝国在环地中海地区通过战争实现了高度统一，而且统一后实现了长时期的繁荣（不同于昙花一现的帝国）。直至现代，“欧洲一体化”、“欧元”、“统一的欧洲”以至今日“欧盟”已基本制定完毕的《欧盟宪法》都与这个理想有关，甚至现代德国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也认为国家化的统一的欧洲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10〕。当然恺撒情结之于欧洲统一当诉诸战争来实现，在二战后已经根本不符合世界发展潮流，所以哈贝马斯向往的欧洲统一和欧洲宪法是要经过平等协商的形式才能实现。对于我们中国来说，统一的帝国是历史中的现实，尽管分裂时期亦不少。对应西方人的毕达哥拉斯情结和恺撒情结，中国人的理想是建立名垂青史的“文治”与“武功”。对于皇帝和官员来说，“文治”意味着德政传布天下，出现尧舜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在文人是立言、立德；“武功”则是征伐叛逆、开辟疆土、抵御侵略，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都是实现了“武功”的典范。
“统一的帝国”、“征服世界”，自古以来这种英雄主义的理想澎湃于无数青年人的心中。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的善是先在的，是天性——上天赋予的本性，所以他们生来不喜欢流血、野蛮、杀戮。可是当恺撒大帝的身影召唤起内心的激情时，拿破仑和他的将领们就会一往无前，不怕流血牺牲、马革裹尸了，他们希望重复恺撒在泽拉（Zelu）会战告捷文书上的话：“我来了，我在了，我胜了（Veni，Vidi，Vici）。”〔11〕不过这种英雄主义对于铁蹄下的埃及平民来说肯定是“恶”，对于当时法国以外的许多欧洲人，尤其对俄国人来说，对战争的发动者的人性他们大概更相信荀子的“性恶论”。像黑格尔那样以德国人的身份却能站在超然的立场上指着法国统帅拿破仑的背影说——“世界精神在马背上”，那是拿破仑称帝以前的事。不过毕竟不同于匈奴、鞑靼铁骑对于欧亚的屠戮，拿破仑的战争使“贵族”们不再高贵，世袭的荣誉威风扫地，因为战争本身就是显示“民”对于“君”的蔑视，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就在埋葬士兵尸骨的欧洲土地上生长起来。例如，传说埃及金字塔的狮身人面像的鼻子是拿破仑的士兵用炮轰掉的，不过拿破仑对于伟大的埃及古老文明是心怀敬意的，他运回的“罗赛塔石碑”〔12〕被法国学者商博良破译，使失传了千年的埃及象形文字重新被解读，被埃及人早已遗忘的埃及古文明史因此重见天日。因此，对于战争中的善恶事件之于历史的作用恐怕还是应该用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来思考——美妙之花生于粪土，血光之恶亦植善因。
通常，在战火突起的某个激烈的历史情节中，眼见民族遭受涂炭，人性会超越对琐碎的功利主义算计，从平庸的生活中解脱出来，土气的农夫转眼间羽化为立马横刀的英雄。战争对于人性的升华与猛兽对于食物的贪婪是有区别的，所以即使将来世界统一成一个国家，对于使用汉语的人来说，“精忠报国”的岳飞也将与荷马史诗所歌颂的英雄一样不朽。黑格尔认为，战争能激发起民族高尚的精神，这种观点却遭到理性主义者波普尔的严厉批判。如果贯彻“彻底的人道主义”的话，那么的确人不应该以任何名义杀人，我们应该以法律对待犯罪，所以波普尔是对的；可是当法律已经被战争淹没的时候，“伐无道”的杀戮就并不违反理性，黑格尔似乎也没有错。其实，黑格尔与波普尔都可能是正确的，他们的区别仅在于对应不同的历史状况。
罗马早期，萨宾的妇女终止了一场战争的事件是人类文明史中一个有趣的现象。罗马人用计谋抢劫了萨宾的妇女后又与她们结婚并生了许多孩子，此时萨宾男子聚集起力量试图通过战争夺回本来属于自己的妻子们。在罗马人与萨宾人即将展开战斗的时刻，被罗马人劫掠的萨宾妇女却奔来了，她们不愿意发生战斗，因为战争双方都是她们的丈夫或父兄——对萨宾人来说。她们怀抱着孩子把就要开战的双方推开，这样，罗马人和萨宾人即将燃烧起来的战火也就被萨宾妇女们的泪水扑灭了，战争没有爆发。这个事件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即战争的受害者是妇女儿童，以耶稣基督的思想——凡信我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姐妹，因此战争中杀戮的“异邦”人其实就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人类应该尽力避免战争，即使发生战争也应该表现出尽可能多的人道精神。战争如果有明确的军事目的，能够达到目的时就应尽量避免太多的伤亡，因为军队双方的两个陌生士兵相遇了，把一个自己并不仇恨的人变成尸体其实也没有什么意思——这种认识的产生是人性的力量使然。
战争是否也可以“文明”起来呢？古代战争是惨烈的，战争与杀人曾是必然性的因果关系，可是到罗马的恺撒时代却已经发生某种转机。恺撒对庞培战争以前，罗马第二次奴隶战争曾有六千名战俘被钉十字架的记录，其惨烈程度难以想象。普鲁塔克叙述恺撒在高卢作战的情景是这样的——像旋风和闪电攻下八百城池，三千部族土崩瓦解，三百万人激战天昏地暗，百万尸体横陈荒野（可能有些夸张）。但恺撒胜利后却解散了投降的军队，赦免被攻陷的城市居民，取消了“公敌宣告名单”。“恺撒的宽恕是西方人道主义的根源，也无形中影响了基督教的教义——博爱精神。”〔13〕
当鹰鹫吞食战场上的尸体，呐喊厮杀声被阵阵阴风取代，不久，雨水冲刷出裸露的白骨像狰狞的花朵一样在夕阳的余辉中竞相开放，所有胜利的凯歌都因此黯淡幽冷，因此拿破仑感慨万千地说：“胜利是除失败而外的最大悲剧。”人类的战争毕竟不是虎豹的狩猎，理应表现得更文明些。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过反复思考，鲜血和白骨给悲伤的后辈以启示，人类终于在1949年8月12日制定了《关于保护受难者的日内瓦公约》，公约共四个，分别对战地武装部队的伤者、病者、被俘者等实行保护。当然其中部分条款可追溯到1907年的《海牙公约》。如果把地球人作统一观，那么战争好像没有胜利者，但《日内瓦公约》可看作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人类用两次世界大战收获的果实。比农夫在秋天的收获显得可怜，文明成果的点滴，需要在大地上种植千万颗人头才能获得，以致意象派诗人T·S·艾略特在他的长诗《荒原》里发问：“花园里种植的尸体发芽了吗？”——发芽了，并已经开花了。
（四）
然而，两次世界大战并不仅仅是收获了日内瓦公约，最主要的是收获了深入人心的历史性真理——平等、和平与发展的观念。在哲学家的书籍中这些观念本来早就有了，可是如果没有战争的洗礼，理性的哲学在民众中总是枯燥、冗长、乏味的。民族—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观念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共识，可是如果你有幸“逆旅”到十八十九世纪和一个英国海军军官讲说这种观念时多半会遭到嘲笑。工业革命使英帝国迅速崛起，它的殖民主义在海外的“成功”造成了这样一种简单的达尔文主义逻辑：谁拥有强大的炮舰谁就可以拥有世界，而且贸易必须以强大的军事来维持。其实这种简单化的野蛮逻辑与工业革命后欧洲人的人文精神——平等理念是极不协调的。但是人文学者书籍里的理论是一回事，大众的一般“常识”性思维是另一回事。何止一般大众，要知道英国当年发动对华的“鸦片战争”也是经过两院辩论通过的，下院人士也都不是一般平民，上院人士更认为自己是比“贩毒集团”高尚得多的“贵族”。
施洗者约翰曾预言在他之后有人将不会用水给人施洗。用什么施洗呢？耶稣既然被超人哲学家尼采所代表的“你我”〔14〕又钉了一次十字架，人类就只好自己为自己施洗了。约翰的预言在二十世纪最初的五十年里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应验了——人类用自己的鲜血进行洗礼。发生在同一个世纪的两次“洗礼”，就其规模之大与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之巨超过了以往任何世纪。黑格尔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是绝对精神实现自己的必然过程。真的“必然”“进步”吗？科学进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弗兰西斯·培根早在十七世纪就发表了《论科学的尊严与进步》〔15〕，而且之后科学的确是迅猛地进步了。那么社会历史是否“必然”“进步”了呢？——许多哲学家对所谓历史进步说持否定态度。因为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世界大战中死的人实在太多了，似乎不是进步的迹象，原子弹的发明只说明我们人类用于屠杀同类的工具“进步”了，战争成了一架高效率运转的巨型杀人机器。就此而言，社会运动尽管不是完全决定论的，然而我们必须对于已经发生的历史悲剧有所反思，反思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如果说战争在未来依然不可避免，然而人类是否应该推迟它来临的时间、减少来临的次数呢？人类显然希望得到肯定的回答。战争既然内在于人类，那么人类的意志对于战争必然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问题是“人类的意志”如何体现出来，是否还有比国家、民族利益更高级的利益呢？显然，整个人类的安全应该超越于任何具体的国家主权。可是问题又接踵而至，原则上，即一旦某个国家危害整个人类的安全，如果用和平手段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应该用战争手段解除其武装。那么，用什么标准衡量某个国家的确危害了人类安全呢？如何防止“超越国家主权”观念确能起到维护世界安全的作用而不被滥用呢？人类脱离动物界越远其自由意志受自然律的约束越少，战争“教育”我们的结果是，人类的自由意志理应当尽力减少战争对文明的破坏。即使过去的战争的确“推动”了文明的发展，也不能成为肆意发动战争的理由，除非是“纣王无道”，威胁了人类安全，不得已而为之。对于衡量“有道”与“无道”的标准，世界似乎需要一部超越任何国家宪法的《世界宪法》。当然，这可以在目前的《联合国宪章》基础上制订。其实爱因斯坦曾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他甚至提出要建立“世界政府”〔16〕以代替可能是国际官僚主义和低效率的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政治问题也只有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才会被提出来，因为人类的认识总是不能超越自己的历史阶段的，一个奉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逻辑的世界只能是动物世界，而不应该属于人类世界。在这里，让我们先看看大英帝国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基础上的炮舰政策是如何在历史舞台上谢幕的。
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是人，不是牲畜。但是，一个英国绅士的文雅举止与他签署对殖民地的强制性命令的潇洒动作是不协调的。然而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似乎也认同了强权逻辑——谁让我们落后呢，落后了就要被奴役，有朝一日我们也要建成强大帝国，到时候看我们怎么对待你们。由此看来，“你们”与“我们”二者间尽管一个是殖民地统治者，一个是殖民地被统治者，其实都把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为铁律，这显然有悖于人类文明的“大道”，于是危险不可避免了。对英帝国的挑战首先来自欧洲世界自身，德国人强化了弱肉强食这种英国人视为常识化了的政治逻辑。既然英国认为炮舰等于正义，谁拥有强大的军事谁就拥有世界，那么英国人拥有的军事力量德国人为什么不可以拥有，英国超越了葡萄牙、西班牙，德国为什么不可以超越英国、法国、俄国呢，请来较量一番吧，古罗马的斗兽场看台上已坐满了全世界的看客。英、法、俄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呢，要么退让，要么用战争解决。这样，殖民地国家的幸灾乐祸、中立国家的坐山观虎斗，种种心态反映在外交上是各自怀揣着小算盘的算计，交织出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以英、德为首的两个集团国家夺取世界霸权的矛盾已经日益被激化起来，一种很小的因素都可能成为导火索。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因萨拉热窝事件爆发了，在战争的四年中有三十三个国家、十五亿人卷入，死伤三千余万人。
遗憾的是一战结束后，《凡尔赛和约》没有解决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加剧了矛盾。英国人并不认为自己的世界观有什么问题，英国依然是永远的日不落帝国，挑战有什么了不起，同盟国（德、奥匈、意）还不是被协约国（英、法、俄）战胜了吗？然而英国人的得意似乎显得过早了；法国人想得更天真——只要以战胜者的姿态压制、勒索德国人，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