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被当时的官绅们看做“坏货”，必欲除之，这是思想理念上的偏见。然而也有些人对他不随流俗的表现，视为“奇”，目为“怪”。其实，金圣叹对自己的人生定位与追求，倒是十分清醒理智的，也是很本分的。他说：“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第五才子书·序三》）心之所好，业之所在，生命的意义全在“著书”二字。为此，他“深宵不寐，勤心从事”。“著”什么呢？比如对“六才子书”（《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的评点，便是他心中的规划。而且后二者业已完成刊行，《杜诗解》也完成了一部分，其他几种也有所涉及。关于他的“书”，虽有种种议论，然其独特的感受、领悟和审美体验，确也赢得了不少称誉，以致“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王应奎《柳南随笔》）。如此反响，实足以使他深信只要假以时日，心愿定成现实。他自己也正是这么说的：“诚得天假弟二十年，无病无恼，开眉吃饭，再将胸前数十本残书一一批注明白，即是无量幸甚。”（《答王道树学伊》）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金圣叹实在是一个“游”在中途，望见“彼岸”，而活活被人按入“水底”的。“一个人的临死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莎士比亚《查理二世》）是的，金圣叹在绝命的一刻，呼喊着“庄骚马杜待何如？”这种对事业的眷恋，更甚于生命结束之悲哀，不正是对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一种更高境界的升华与执著吗？其悲怆惨烈，自有一股撼人心魄的力量。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横祸，冤情，拷打，直至断头，都没有湮灭他“心头”的希望。这种“绝命”而不“绝望”的执著、痴迷，亦颇能反映这位“奇人”的心性。那么，希望在哪儿呢？这就要说到第二首《与儿子雍》（自注：吾儿雍，不惟世间真正读书种子，亦是世间本色学道人也）：
与汝为亲妙在疏，如形随影只于书。
今朝疏到无疏地，无着天亲果宴如？
题下“自注”不可忽视，要知道同是“读书”，各人的读法、领会、感悟、目的等等，未必相同。金圣叹在回忆幼年初读《西厢记》时说：“见‘他不偢人待怎生’之七字，悄然废书而卧者三四日……先师徐叔良先生见而惊问，圣叹当时恃爱不讳，便直告之。先师不惟不嗔，乃反叹曰：‘孺子异日，真是世间读书种子’！”这位塾师思想之开放、眼光之敏锐确是惊人，其鼓励和预言给金圣叹留下了意外而又难忘的印象。后来金圣叹又一再地、慎重其事地把“读书种子”四个字送给儿子，足见金雍之于“书”亦颇有乃父之风。这，正是金圣叹日后的希望之所在。诗的开头，首先回想往日，父与子只管各自与“书”相伴，父子亲情其妙在“疏”，亦可谓形疏而心惬。但也有形影相随之时，那原因也在于“书”。金圣叹虽有任性放旷的一面，然而对儿子的怜爱、期望却非一般。金雍十岁时，金圣叹便以《水浒》为范例给他讲授文法，也曾应金雍的“力请”而放下自己紧迫的著述工作，选讲唐人七律，还将金雍的笔录稿整理成《选批唐才子诗》。相疏相随皆因“书”，美妙的亲情，如今成了永不再现的往事，无可奈何的悲哀中，犹有一份难以割舍的舐犊深情。从今往后，生死两茫茫，“疏到无疏地”，没有了父亲你还能安然如故吗？无限关切，无可奈何，令人心碎。可是作为深爱儿子、寄希望于儿子的金圣叹，又怎能就此搁笔，甘心撒手呢？于是又写出了“必欲说出”的第三首诗——《临别又口号遍谢弥天大人谬知我者》：
东西南北海天疏，万里来寻圣叹书。
圣叹只留书种在，累君青眼看何如！
东西南北，山长水远，不辞万里来寻一个“罪人”的书，实可谓情真义重，直道而行，德配天地之“大人”。“临别”之际，作者只能向普天下这样的“知我者”深深地道一声谢谢！欣慰之情，感激之意，溢于言表。如果再进一层看，这情意之中，更深含了他对生命与“书”的独特的体认。临终前一年，金圣叹曾在与友人嵇永仁的信中说：“人生世间，乃如弱草，春露秋霜，宁有多日！脱遂奄然终殁，将细草犹复稍留根荄，而人顾反无复存遗耶？用是不计荒鄙，意欲尽取狂臆所曾及者，辄将不复拣择，与天下之人一作倾倒。此岂有所凯觎于其间？夫亦不甘便就湮灭，因含泪而姑出于此也。”（《葭秋堂诗序》）可见，他是多么渴望凝聚了心血的“书”，为他的事业、人生留下“根罧”。那“书”中的怨愤、爱憎、感悟和追求，能成为超越生命，与后人分享的一种独有的智慧和精神，而永不“湮灭”。
总之，在他的心中生命与“书”融为一体，而“书”尤重于生命。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他对“万里来寻圣叹书”的人是何等的感激！遗憾的是心中的“书”未能全部献给天下之人，还能留下来的只有“书种”（儿子金雍），望天下“知我者”能另眼相待，给他——我惟一的希望——一点关爱！“累君青眼看何如”，多少期盼，多少不安，多少哀情，催人泪下！
这三首小诗，各有侧重，但又是韵脚相同、心迹相连、情流如注的一组诗，合之则展现了金圣叹临难前的内心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只有两件事放心不下，两件事又围绕着一个“书”字，那就是“书”愿未了，含恨而去；“书种”尤在，心存希望。骨肉之情，托孤之意，亦与“书”紧紧相连。是的，倘若儿子安然无恙，自可读书、著书，成就他的事业，也了却自己的未竟之业。诚如培根所言：“创业者对子女期望最大，因为子女被他们看作不但是族类的继承者，又是所创事业的一部分。”（《论家庭》）一个看似玩世的金圣叹，实际上对自己的理想、观念、事业，却又是如此异乎寻常的钟爱、执著、至死不舍的。人们说他“复杂”，这，也可以算是一个侧面吧。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六月二十日圣旨下，不过圣旨中还点明了：“至秋用刑。”可是，七月十三日“哭庙案”十八人匆匆被斩，如此迫不及待，这又一次暴露了朱国治心中之“鬼”。随后，金圣叹家产抄没，全家流放辽东。父亡家破之悲，流放之苦，生计之艰，又岂能安然于“书”！纵有此心，也无此力，金雍恐怕也只能面对“庄骚马杜待何如”？喟然长叹！“无着天亲果宴如”，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如果说生前的忧虑、预感不幸而言中，那么，留在身后的一丝希望，也就永远、永远地“锁定”在“遗憾”二字上了。“遗憾”给金圣叹的事业留下了无法填补的“空白”，令人惋惜，但却为历史增添了沉痛的一页——一个实实在在的天大冤案，一出活生生的人间悲剧。在这个悲剧的舞台上，大清王朝上上下下一伙群丑的灵魂与嘴脸又作了一次充分地展示。因此，换一个角度来看，“空白”又非“空无”，“天下物无独必有对”，“空白”既昭示了黑暗、残酷与罪恶，也是无声而永在的血泪控诉。“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荀子·解蔽》）世事就是如此辩证，如此奇妙。是非各异，邪正分明，而又因果相生，正反互动，是非相形，一幕又一幕地演于世人的眼前，缺一则无以为“戏”，无以为“史”。所不同的是，一则遭人唾骂，遗臭万年；一则敬而立祠，时时祭祀（《吴县县志》载：“十八人祠在阳山，祀请初哭庙案金喟等。”）。历史又是公正的，民心也是不可忤的！
又据记载：“越明年，朱抚调去，代之者韩公心康，讳世琦，以别案亦斩任维初于江宁之三山街。朱国治后抚云南如故操，癸丑（康熙十二年，即公元1673），吴三桂反，以克减军粮，将士积忿，乃脔而食之，骸骨无一存者。”（顾公燮《丹午笔记·哭庙异闻》）这，就是诗人翁澍所唱的：“县令旋遭天命诛，抚军首被吴藩断。”（《今乐府·秀才冤》）也是百姓民谣中传唱的：“天呀天，圣叹杀头真是冤。今年圣叹国治杀，他年国治定被国贼（吴三桂）歼。”（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这是不是“恶有恶报”，是不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信亦可，不信亦可，反正任、朱二位“老爷”就是如此“落幕”的！此外，从这些对“落幕”的“追踪报导”和发为吟唱的文字中，似乎还让我们窥见到世人对于赃官、恶人、恶行，确也有一种“念念不忘”、难以“淡化”的情结。是不是？能不思乎，能不畏乎！
模范官僚的失败
？ 杨俊峰
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对海瑞冠以“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的事例再次彰显了一个道理，也即在古典专制体制下，模范官僚失败命运之不可避免。其原因正如黄仁宇所说：“个人道德之长，也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在古典专制体制下，如海瑞这样的“清官”，其清廉风节不仅无法在文官集团中推广，其治世主张也无法得到施行，而且其失败命运几乎不可避免。深究海瑞模范官僚之失败原因，可得如下几点：第一，正如黄仁宇指出的，我们这个帝国存在一个长期以来一直无法克服的治术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这也是文官制度的一个深刻的弊端，即文官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历代文官的出身，不外门第、科举、荐举、孝廉等几种，个人道德风范和对儒学的理解在此过程中却主要成为入仕的标准。文官集团的出身以及知识背景，决定了其施政风格与原则必然有以道德替代技术的倾向；同时，文官集团普遍缺乏组织与技术才能，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这在模范官僚海瑞身上得到体现。黄仁宇在著作中表示，人类的日常行为乃至一举一动，都可以根据直觉归纳于善、恶两个道德范畴之内；而且他充当司法官和行政官时采取的断案原则，也即是道德原则而非法律原则。海瑞主张，在出现不易裁断的纠纷时，“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这便是以道德伦理替代法律来断定是非曲直的明证。第二，中国古代文官政治在现实和理想、形式与实质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往往是说一套、做一套。这一点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已经明确指出：“官僚社会的矛盾的本质，在任一场合，都会加强讲形式，不肯过于认真，不能彻底地去掉官僚作风。”但是模范官僚海瑞不明白这一点，他“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善至美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模范官僚海瑞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这就不免打破了文官集团内部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自然为他人所不忿。完全依据法律来行事，海瑞还曾立呼对贪官污吏恢复洪武时代剥皮实草的极刑，其主张之残酷性大干众怒。结果在文官政治的二重性情况下，海瑞被冠以名誉上的极高地位，但却在实际政治过程中受到皇帝及绝大部分文官之冷遇与敬而远之，直到海瑞的死讯传出，文官们才大大松了一口气。第三，正如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论述的那样，在古典政治体制下，官僚的政治生活一般地体现为贪污生活。“以学干禄”的儒家思想，“做官发财”的政治实利思想，官职作为一种特权而非仅仅职业的现实，官制上不合理的规定，都给了文官以贪污的动力。王亚南指出，以地主经济为基础的专制官僚政治，一定要造出官、商、高利贷者与地主的“四位一体”场面，一定要造出集权的或官营的经济形态，一定要造出贪赃枉法的风气。而这三者又最可能息息相通，相互影响，相互结合。在这种情况下，贪污不仅是一种现实，也是维持文官政治运转的一种需要。因而，不了解这个秘密，如海瑞般的模范官僚想以道德伦理或严刑酷法来禁绝贪污，无疑不合时宜，也必然会失败。
议“慎独”
议“慎 独”
？ 任文祥
何谓“慎独”呢？《辞海》称：“儒家用语。谓在独处无人注意时，自己的行为也要谨慎不苟。”也就是说，不论何时何地，或明或暗，或在人群，或单身独处，都要小心谨慎，不可在思想和言行上稍微离“道”。“道”是衡量好与坏、对与错的标准。那么，“道”是什么呢？“道”有多种概念，多种解释。“慎独”作为道德修养方法，主要是指下面两方面内容：《辞海》曰，道，一定的人生观、世界观、政治主张或思想体系；道德，一定的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在封建社会，所谓“慎独”，主要是指人们的思想行为不可须臾离开“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等旧纲常道德。孔子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是要人们“慎独”。因此，那个时代，人被剪掉了想象的翅膀，折断了探索的触角，一个活生生的人，被纲常的缕丝缠成僵死的蚕蛹。
“慎独”者，“甚毒”也。其毒主要有三：
第一，“慎独”有利于帝王专制。儒家热心倡导“慎独”，就是要把人们培养成规规矩矩、谨小慎微、不敢想不敢做的、服服帖帖的奴隶。这样的国民自然容易统治，帝王们是很高兴的。如果卢俊“慎独”，他就不会提出“人民主权”思想。而孙中山不讲什么“慎独”，他才大胆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
第二，“慎独”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试想，如果哥白尼没有大胆的怀疑精神和思想解放，而一味“慎独”，他还能发明“日心说”吗？假若达尔文不敢怀疑“上帝造人”之说，他也不可能发明“进化论”。可悲的是，据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载，清初有一戴氏，曾创造一种鸟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