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官那里，也得到了回应。
黄仁宇去过缅甸前线，在驻印远征军中任过职。作为一位下级指挥官，他亲眼目睹过中日两个国家在残酷人肉作坊中无情搏杀的惨景，其腿上还留下了日本枪弹创造的伤痕。他因此恨日本人，认为那是一群野兽。但是，后来流亡美国并成为历史学家的黄仁宇，在二战之后参与代表国民政府的对日受降工作后却慢慢改变了思想，即有几件事给他带来了很大触动。他以参谋身份在监督已投降的日军六十一师团修复沪杭公路时，曾一度担心战俘与当地居民之间会起冲突，“不过，什么事都没发生”。有一次，一些日本兵在户外生火，不慎烧坏了一户民宅的茅草屋顶，结果，一整团的日军绝食一天，省下伙食费赔给屋主并相与和解。这件事使他意识到，这些战俘负起责任赔钱时，“善意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而另一次的“亲眼目睹”，则更令他生出无限感慨。他去看望作为“监工”的一位中国张姓上尉连长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位曾在战场上与日本人“分外眼红”的中国军人，竟然和三四名日本军官，勾肩搭背从旁边村中惟一一家餐厅中回来，呼吸间仍有酒气，那晚是张上尉自掏腰包，并可能花费了半月薪水。黄仁宇因此明白过来：“我深信这个受过不多教育的上尉心肠太好，我也了解到，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某些要素具有持久的活力，展现在老百姓的对外关系上。”回忆录的编译者也对黄仁宇作出如是评说：“他承认自己最初被教导恨英国人，后来恨日本人，再来是俄国人，但最后他全部与他们为善。在所有的人士中，他将他目前的心平气和归功于东北的俄国大使馆员，因为后者阻止他枪决一名行窃的中国士兵。”
芮恩施公使对中国社会的其他一些描述，也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这样的感想：不仅古希腊圣贤所说的认识自己有一定的难度，而且就是认识看起来熟悉无比、自己所处的国家民族，也都是一件无比困难的事情。他从中国军阀的低微出身中发现，“这的确是中国人的生活具有民主原则的强有力的证明”；他从北京居民即使在炮火声中也能保持悠闲的态度里，感觉到“中国本身是一个个人主义者的国度”，尽管这也造成了现代生活的缺陷，因为“在这些个人主义者中间还没有产生一致的民族意识，没有天生的爱国思想，也没有个人对他们的政府克尽责任的传统习惯”；他从中国人对传统仪式的迷恋里，醒悟出中国人“有着爱好音乐的本能”和在生活中充满了人情味，尽管这一点今天未必尤是；他还在与北洋政府要员的交往中，察觉中国人的处世在圆滑温和的同时，也并不是一味卑屈顺从，而是“在讨论时总是保持着自己完全独立的见解”，并说这种令人惊奇的态度“是几千年社会训练出来的”。
芮恩施的另一个“发现”还特别有助于澄清当下我们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大误解。在五四运动前夜，他在日本加紧控制中国，美国对此不闻不问的情势中观察到：“中国人民对这一切（指国内外纷争——本文作者注）感到厌倦。事实上，中国的分裂只是表面上的，政治上的纷争并没有渗透到人民生活中去。他们继续平静地勤勉地生活着，毫不关心政客们喋喋不休的争吵。中国的革命和独立宣言或许会传播于世，世人也许认为中国已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中央政府突然在大地上消失，中国也不会受什么影响。但是长期不断的政治冲突却使外国阴谋渗入国内纷争之中，其反应倒是很危险的。”这不能不说正是传统中国社会有着强大自主性的一个表现。在政府权力之外，传统中国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也许并非如我们现在所说的那样，国家和政府能统摄社会的各个层面，即使是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也可能与今天的理解相去甚远：“……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严格而坚强的国家主权和法律的观念。所以地方政府在许多事情上可以独立自主，但有些事情上又接受中央的指导。”这位美国驻华公使断言。
芮恩施是一位美国人，一位外国人在八十年前的中国认识对八十年后的我们已经有些生疏。什么才是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人的心灵，换言之，什么才是中国人？芮恩施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本”，这个“文本”不一定是准确的，但却无疑又富有启示，它使我们有理由质疑：所有我们现在对于中国的说法，都可能极可疑。我们已经过多地接纳了中国自身传统无法参与重建所谓“现代性”生活的说法，非难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因此也构成了我们的一种传统。对于这样一种传统，我时常感到无话可说。去年此时，在某一出版社举行的图书发行会上，我所尊重的资中筠前辈就说：中国道家文化及艺术生活，于当世仍有不少可取处，但中国文化中的其他内容，则皆已不足道、不可取。恕晚辈的冒犯，我是难以同意这样的说法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乃是一个整体，抽取其部分进行肯定而对其全局进行否定，那实在应该说，还是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有曲解、有误读，是还没有深入传统中国社会的生活世界和中国人的心灵去的。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也许，更为可怕的倒已不是诟病和非难，而是遗忘和冷漠。谁还愿意去思考“中国”、“中国人”、“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文化内涵呢？一方面，普遍的物质化、消费主义解构了一切认真的文化探讨，另一方面，翻译语言也统治了我们的头脑，我们已习惯于一套外来的言语方式，除此之外我们无法说话。我感觉这已几乎是我们的文化宿命。去年七月底八月初，在三峡一带徒步旅行，最后一天来到白帝城，在赤甲城上坐下歇息的时候，望着瞿塘峡随天际而去的滔滔江水，想到峡壁上抗日将军的大红刻字，连同一路看过的屈原祠、张飞庙、大溪文化遗址等，马上就将统统沉入水底而成为往物，那一刻，我再次重重地陷入了无话可说。我们就是这样在对待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文化遗产的！这也一直影响到了最近我在上海开会的情绪，邀请与会的许纪霖老师含蓄地说，在会议场合缄言的人，是“沉默的傲慢”——不巧我也是惜言如金中的一个。我是生来口拙、很不擅长用语言来表达想法，二来也是感觉说不出什么，只要是说出来的，就可能会是错话，会言不及义。所有关于公平、正义、自由的说辞，我越来越觉得它们都有些“异己”，与我们的生活好像不太相干，我故此难以对它们说出个所以然，只能不说。不说，也是因为我不断加深地意识到：对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度，这一块乡土，它自身本来就有一个对于自己的言说，它一直在无声地存在着，期待着我们用心去感受。
（（美）保罗·S·芮恩施著：《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黄仁宇著：《黄河青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世纪末的中国形象：莫名的敌意与恐慌
？ 周 宁
在二十世纪四个四分之一世纪中，西方的中国形象完成了四次极端化的转变，美好的中国形象取代了邪恶的中国形象，而紧接着新的邪恶的中国形象又将前一个时期的美好的中国形象否定。每一个时代，西方人都对他们构筑的中国形象确信不疑，而下一个时代，他们又对前一个时代的轻信追悔莫及甚至恼羞成怒。
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从莫名的恐惧开始，到莫名的恐惧结束。
一
美国一家报社的记者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虚构了一篇中国报道。事发之后，被老板炒了鱿鱼。莱斯的《中国阴影》就从这件事说起。他认为这位记者实在冤枉，即使他老老实实去了中国采访，又能看到什么呢？什么真实可靠、新鲜独特的东西都看不到。莱斯说，在中国，你看到的永远是中国官僚们布置好的，从你进入中国的那一刻起，你就像进入了一个高效率的“骗局”，你的旅行日程被安排得紧凑严密，几个星期下来，你感到非常紧张丰富，然后就该回去了，而且一定是带着丰富美好的印象回去。于是，一批批的西方记者被请进来，热情款待、紧张旅行，饱餐了各种中国菜与中国谎言之后，又被送出去，他们在中国看到同样的东西，回去又说同样的话，既无真实又无新意，这样，那些记者又何尝要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何不坐在办公室向壁虚构一番，反正都是谎言！〔1〕
莱斯1955年曾经访问中国，七十年代又作为比利时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来到中国。尽管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总是被隔离的，但是时间久了，他还是能够发现问题。西方人热情歌颂的富于乌托邦式的创造精神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空前的破坏行为，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而且是对文明本身的破坏。中国人目前生活在一种文化空洞中。全国只有四至五部小说，五至六部样板戏，七至八部电影，大多数博物馆图书馆都关闭了。除了批斗会、政治游行之外，没有什么集体活动；除了三顿饭之外，也没有什么家庭生活；除了生理特征外，没有个性。西方人赞扬中国创造了一个平等的社会、高尚的人。而莱斯发现，中国只有高尚的人的“标本”，没有人……〔2〕
《中国阴影》是一部标志性的、扭转潮流的著作。莱斯笔下的中国形象，完全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邪恶中国形象的继续。似乎那个邪恶的红色中国形象从来就没有改变，只是一度从西方视野中消失了，或者被涂上一层明丽的色彩掩盖起来。“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改变中国社会政治，反而将其极权特征发挥到极端。
《中国阴影》又是一部改变西方的中国形象的书。该书1974年在法国出版，1977年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同时《纽约图书评论》大段大段地摘发其中的章节，对西方世界影响极大。
一本书是否畅销，往往并不决定于该书是否具有独到的发现或独创的观点，而在于该书恰入其时、恰在其地、恰对其人地问世，所谓时势造英雄。仔细阅读《中国阴影》，从书名到内容，均无多少新见。《中国阴影》中谈到的种种问题，包括“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在五十年代邪恶的中国形象与同时代的报道中都出现过。而莱斯一再强调的中国官方的对西方旅行者严密的控制与精心策划的“蒙蔽与欺骗”，在西方也不是新发现。1956年美国医生A。M·丹莱普（A。M。Dunlap）出版他颇有影响的《竹帘之后》〔3〕，就试图根据自己的在华经历揭露被中国精心掩盖的某些“残酷的事实”。罗伯特·吉兰也谈到过隔在他与中国人之间的“竹帘”，他说自己在中国采访，一切都是中国官方安排好的。1964年瑞士记者斯塔奇在《大墙之内的国土》中沿用了丹莱普的比喻，他说中国除了那道著名的长城之外，还有层层叠叠的无数道无形的墙，将中国紧密地包裹起来，与外界彻底地隔离开来，那些无形的墙“委婉地说就是所谓的‘竹帘’，但这种‘竹帘’比铁幕更严密”。从签证、旅行社到陪同你的翻译、会见你的官员与群众代表，所有这些手段与人，实际上的作用都不是让你看到什么，而且是想方设法让你看不到什么，或者说，设法只让你看到他们希望你看到的东西。任何西方人只要一进入中国，就进入了一种真空，所见所闻的一切，都是为你导演好的〔4〕。
《中国阴影》既无多少新视角，又无多少新内容，它之所以能够畅销，并改变人们关于中国的印象，那是因为西方美好的中国形象又推到极端，越来越好的与越来越多的消息，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怀疑。
我们以接受主义的观点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演变，文本与大众的接受期待视野是互相创造的，而所谓的中国形象，就产生于文本与大众期待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尼克松访华将西方美好的中国形象在美国推向高峰，其间并非没有负面报道。随尼克松一同访华达八十七人之多的庞大的新闻代表团中，包括许多老中国通，其中就有著名的专栏作家、著名的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Buckley）与西奥多尔·H·怀特（Theodore H。White）。在随后美国媒体掀起的“中国风暴”中，这两个人的观点与报道内容就完全相反。怀特做的报道，如著名的“成就总统”系列，多是正面的。他报道红色中国取得的巨大的物质成就，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将中国描述成一个高贵纯朴、勤劳奉献、大公无私的道德理想国。怀特的报道影响广泛。而他的同伴巴克利就不那么幸运。巴克利与怀特的观点正好相反，他报道“新中国”最大的成就就是对人的奴役，中国依旧是世界上最大最恶劣的极权国家。遗憾的是当时没有人注意也没有多少人相信他的说法。美国读者们都在想象他们的总统前往访问的是一个无私无畏的民族，平等幸福的国家。没有人还愿意听巴克利重复五十年代邪恶中国的陈词滥调〔5〕。巴克利的报道受冷落是因为他不合时宜。在现代社会中，媒体报道或一般文化作品，都是大众趣味的消费品，只有那些迎合、实现这种趣味或表面奉迎暗中引导大众趣味的文化产品，才能被广泛接受。五年以后，美化中国的新潮达到高峰后迅速下落，人们开始注意那些“带回坏消息的人”，也开始听他们的话。《中国阴影》可谓是应运而生，因时而红。现在有人愿意听中国的坏话了，而且也发现，《中国阴影》说出了他们想说的而且愿意相信的东西。
在西方的想象中，始终有两个中国，一个是人民丰衣足食、社会安定团结、道德高尚纯朴的美好的乌托邦式的中国，另一个是饥荒动乱、暴政恐怖、堕落邪恶的中国。七十年代中后期，西方开始清算美好的中国形象，后一个中国再次取代前一个中国。
二
西方清算美好的中国形象，从经济与政治两个领域开始。经济领域的核心事件是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政治领域的核心事件是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