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特别强调一点，我们这里评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三大群体，较为偏重于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整体思想状况，而对于像胡适他们那一代人的情况就不多说了，从出生年龄上来说，主要是1910年到1920年前后出生的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可以这一代知识分子人生中最具特征的三个历史现象为基础，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分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延安知识分子群和“一二·九”知识分子群。
关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和衰落，我曾在《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书中作过一些分析，而延安知识分子的情况，我在最近一篇论文《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以〈学习〉杂志事件为例》中，也有涉及。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抗战爆发以后，集中在昆明的北方三校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教授和学生两部分人。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非常复杂，但大体可以说主要是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它的传统延续，如果我们一定要以一个人的历史命运来说明的话，可以后来到了台湾的殷海光为代表；而延安知识分子主要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走向延安的“左”倾知识分子，它的传统延续，可以胡乔木为代表；“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指那些在“九·一八”以后，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献身革命的青年学生，它的传统延续，可以韦君宜为代表。殷海光、胡乔木和韦君宜虽然同出于清华，但他们最终的思想状况却代表了不同的方向。
高：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和“一二·九”知识分子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前者有留学欧美的经历，而后者则没有；前者的选择在学术，而后者的选择则在政治。他们早年的人生经历有许多是重叠的，有些人甚至可以说是既出身于清华，又参加过“一二·九”，还选择了延安。
丁：也不能说完全是这样。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主要在抗战期间和以后形成，而且那基本上是以一个学术为主的群体，到了四十年代，他们中的优秀者像杨振宁、李政道、杨联陞、邹谠、何柄棣他们，当然就有了留学的可能。“一二·九”知识分子却不同。他们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候起来救亡的，国家都快要亡了，还谈什么留学，就这一点而论，“一二·九”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是很感人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就是“一二·九”知识分子当中，特别是当年那些思想倾向居中的学生中，还是有一些在运动之后去外国留学了。千家驹在他的回忆录《七十年的经历》中就说过运动之后，蒋梦麟虽然开除了一些学生，但暗中又给那些人送了一些钱，好多人就是拿了那笔钱去留学的。还有参加“一二·九”的一些学生，最后是去了西南联大，像王瑶。当然“一二·九”的领导人物，如黄敬、蒋南翔、姚依林、杨述、李昌和韦君宜他们是不可能再有留学的经历了，因为他们走上了通向延安的道路。“一二·九”的学生领袖虽然没有留学的经历，但他们确实是很优秀的一批人。韦君宜在《思痛录》中就说过，八十年代初，一些当年留学美国成了科学家的人都说：“我是‘一二·九’那时候的学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
谢：这三个知识分子群体，大体是在同一时空中活动。他们的出身和教育背景也大体相同。从时间上排序看，“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在前，延安知识分子形成稍后，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则是在抗战以后才引人注目的。我要再说一次，这种概括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是从那些知识分子最后的理想和思想状况上着眼的一种观察方法，而不是说只有那些历史事件发生以后才出现了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或者还可以这样来观察，这些知识分子本来是一个群体，而在三十年代初期以后，表现出了不同的人生追求，不是说直接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才是“一二·九”知识分子，同样道理，也不是只有到了延安的才是延安知识分子，到了西南联大的才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而是注意他们的思想倾向。吴世昌就认为，“九·一八”是“一二·九”的前奏，没有“九·一八”，就没有“一二·九”。吴世昌是“九·一八”后青年学生中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我们也可以把他算作是“一二·九”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和人生命运中，最中心的事件是抗战，是救亡。一九四九年以后，这三个知识分子群体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是不同的，虽然个别知识分子的情况有例外，但从整体上来说，这三个知识分子群体是有明显差异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这时已从中心退向边缘，而延安知识分子则由边缘走到了中心，特别是在思想文化、科学、外交、新闻和教育部门（包括高层的秘书人选），可以说主要是延安知识分子和“一二·九”知识分子，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和完善，主要是通过他们来完成的。“一二·九”知识分子虽然最后有许多人走向了延安，但他们并没有完全变成延安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早年的教育背景和延安知识分子还有较大不同，延安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是当时的延安马列学院（后改为中央研究院）、陕北公学和鲁艺，直到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源是欧美自由主义，而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源主要是马列主义。这就是“一二·九”知识分子群的复杂性。他们本来是一群有理想的青年学生，在抗日救亡的民族生存关头，选择了较为激进的革命方式，他们的理想和勇气，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永远令人感动。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最终选择的历史道路和他们的理想追求出现了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在四十年代延安的抢救运动中已很突出。到了五十年代初期，“一二·九”知识分子与延安知识分子在知识背景和生活态度上也有很大不同，像蒋南翔，他是“一二·九”知识分子，但在他身上，还有早年清华的影响。“一二·九”知识分子和延安知识分子的不同，主要不是政治立场，而是人生态度和知识眼光，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九十年代以后，“一二·九”知识分子群当中出现了较强的反思历史的思潮，像韦君宜、李锐、李昌、李慎之、王瑶、赵俪生等，我们在他们的回忆录中看到更多的是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否定性评价。对于当年“一二·九”运动中的“右倾投降主义者”，赵俪生、韦君宜等人，都有重新认识。赵俪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就说过，对于像徐高阮这样的学生，“大家伙不要用过分‘恶劣’的印象和言词，去追忆他们”。比起蒋南翔、杨述五十年代回忆“一二·九”运动时对徐高阮、王永兴他们的认识和评价，已完全不同。晚年“一二·九”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大体有一种返回自由主义原点的倾向，这从他们对胡适的重新认识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前年五月间，在上海，李慎之先生曾对我说过，他们年轻的时候，是根本看不起胡适的。这一点，从“九·一八”之后，吴世昌写给胡适的信中完全可以得到印证。
丁：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真正的学生运动有两次，第一次是五四，第二次就是“一二·九”。而每次学生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是长远的。五四开启了中国新文化运动，“一二·九”可以说是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新时代，大量青年知识分子走向延安，为她注入了新血液，特别是提高了她的文化水准和道义力量，因为青年的理想总是很诱人的。毛泽东也说过，“一二·九”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不过，“一二·九”知识分子和五四知识分子并不相同，五四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源比他们要复杂得多，因为五四的领袖是大学教授，而“一二·九”的领袖主要是青年学生。五四知识分子重视的是思想革命，而“一二·九”知识分子则倾向于暴力革命，这与他们深受俄国马列主义的影响有关系。参与“一二·九”运动较深的大学教授如张申府、杨秀峰都是有革命经历的。这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五四的启蒙，最后被救亡压倒了。
智：五四以降，特别是“九·一八”以后，中国社会是激进的思想抬头，胡适他们那时已对青年没有什么太大的吸引力。“九·一八”以后，因为胡适低调，受到了很多青年的批评，这可以吴世昌给他的那封信为代表。还有一件事可以看出青年的思想倾向。千家驹大学毕业的时候，胡适帮了很大的忙，但他后来在《独立评论》上写文章，都不敢署自己的真名，可见那时的青年学生的思想倾向。我要特别说一句，五四是没有组织的，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说到“一二·九”知识分子的留学问题，可能与清华1925年改制有关。过去的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她的学生肯定是要出去的，而改制以后，就没有这个便利了。当时有一种倾向是，认为清华改制以后，就不必留学了。
高：“一二·九”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过去我们注意不够，其实我们后来许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都可以从“一二·九”中找到源头，比如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相结合才能有出路的思想，“到农村去”的口号，就来源于“一二·九”南下扩大宣传团。
丁：“九·一八”以后，国共态度不同。那时高唱抗日的声音很吸引青年学生，在这一点上，国民党是失败了，他没有吸引住爱国的青年学生。当时的青年学生中，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那些不同的声音最后被一种声音压倒了。像徐高阮、王永兴当时的那些观点，现在看来，还是很有远见的。王永兴那篇《北方青年的回响》，今天读来，也是一篇好文章。当时《大公报》的王芸生写了六寄《北方青年》，都没有改变青年学生的思想倾向。特别有意思的是，他在三寄《北方青年》的文章中，全文引了顾准当时以吴降枫署名的一封信。那年顾准二十二岁，王芸生三十六岁。顾准的信主要是对西安事变的理解上和王芸生有不同的看法。王芸生在文章中说：“吴先生这封信是由上海寄来的。这封信的主要意思是在说明，中国共产党和苏俄都未参加西安事变，都未曾施用开后门拆烂污的手段，而且共产党也是爱民族爱国家的。我希望吴先生在信中所写的就是共产党的态度。”顾准的写信时间是1937年1月7日，他当时已是共产党员。他给王芸生的信，可以说是有组织背景的。
高：就当年顾准和王芸生对西安事变的认识而言，近年随着俄国档案的解密，我们对于西安事变的了解也多了起来。从陈立夫的回忆录和现代史研究专家杨奎松的一些研究中可以看出，青年顾准在对历史的见识上，还是比不上王芸生，因为顾准是受难以后才成为思想家的。还有一个现象是，“一二·九”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学生，多数走上了学术道路，特别是徐高阮和王永兴，后来都成了陈寅恪的学生。王永兴1957年成了右派，在山西受难二十多年，晚年才回北大重操旧业，在学术上做出了许多贡献。而王永兴对自己当年“一二·九”的经历极少谈起，可见伤害之重。
高：不过，徐高阮到了台湾以后，和殷海光也发生了矛盾，而且冲突很激烈。
谢：对“一二·九”知识分子的评价，吴宓的一个看法对我们有启发。1936年8月8日《吴宓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夕，独坐气象台观晚景，遇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何炳棣。谈甚洽。宓为何君述对于中国近世历史政治之大体见解：（一）每期，每事，右（改革，或维新Reformation）派败而左（革命Revolution）派胜，然右派之学识较深宏而主张较正确。（二）日本之一贯政策，为破坏中国之统一政府与中央集权。中国人则为虎作伥，自坏其纲纪规律与忠诚之信念。昧于以上所言二事，而号呼救国，殊类南辕北辙。何君以为然。其见解颇超俗，有望之青年也。宓力述寅恪学识之崇博，何君拟即从寅恪请业云。”这个何炳棣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到了美国，成了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学术生涯中就有陈寅恪和吴宓的影响。中国现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数取的是吴宓这种态度，比如胡适等人。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出，抗战前夕，陈寅恪也是主和的，他的这个认识与胡适可谓不谋而合。吴宓在日记中说：“晚饭后……与陈寅恪散步。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寅恪之意，盖以胜败系于科学与器械军力，而民气士气所补实微。况中国之人心士气亦虚骄怯懦而极不可恃耶。宓按寅恪乃就事实，凭理智，以观察论断。但恐结果，徒有退让屈辱，而仍无淬厉湔祓耳。”
智：赵俪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过，在当年清华学生中，有左中右三种倾向，那些左的学生，大体上就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参加者，“一二·九”运动的主要人物，后来差不多都成了接管高等院校的第一批领导者。而徐高阮、王永兴他们，大体上是过着学者的生活。赵俪生和王瑶是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但他们又不同于蒋南翔、黄华那样的参加者。他们在骨子里还都有着自由主义的天性。在学生时代，他们对于革命的热情，现在看来，都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赵俪生在回忆录中就说过，“一二·九”后期，蒋南翔曾想让他参加中共，而赵俪生却说：“我走不成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我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王瑶在回忆他早年的清华学生生活时，也说过几乎是相同意思的话。1948年，有人拉王瑶加入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