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画，主题是“伊卡洛斯的坠落”），而将毕加索与白石老人等量齐观的。如果完全遵照秦牧的指点理解西方现代艺术，我们的艺术观念将很难与现代艺术取得同步。秦牧的艺术感觉，显然还伫守在十九世纪，即使他笔下偶尔也会出现几位二十世纪的艺术家（以高尔基、法捷耶夫、萧伯纳等人为代表）。
秦牧的艺术鉴赏水准，偶尔会显得飘摇不定，有时竟会急剧下滑。为了教会我们在“为文章命题时，拒绝平庸的老套，力辟崭新的境域”，在《车窗文学欣赏》一文中，秦牧举出了这样一些例子，并赞不绝口：青春摄影院、万里鞋店、代代红儿童服装店、“春雷”、“飞歌”无线电器材商店、健民西药店等。他赞叹“红心柴煤店”的理由是：“这名字语义双关。除了赞美‘红心’之外，还表示所卖的煤质量很好，可以一直烧到透心。”——显然，对这类命名的推崇，只会使我们更加平庸，因为我根本不明白，“柴煤”有什么理由要将自身的含义“双关”到对“红心”的赞美上去。
作为“语重心长、诲人不倦”风格的代价，秦牧的文章经常会不自觉地显出对读者的不够尊重。秦牧一方面通过对恩格斯的援引告诉我们，“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一方面却在几乎每篇文章的末尾，都要对读者已经了然的东西再加“指点”，哪怕“指点”后再不好意思地缀上一句：“这种题外的话，我想是毋须多说了。”我们知道，点题成癖是当时文章的典型作派，它的一大害处是，将事物本来具有的丰赡特质给抹掉了，只剩下作者向你特地挑明的那一种；另一害处则是对读者的智力过于担心，总是惟恐读者把意思给理解岔了。除了篇末的习惯性点题外，在文章中不时加上些纯属蛇足的解释，也是秦牧笔下较为常见的景致，其常见和顽固的程度，正可借用小报记者喜用的滥语“一道风景线”来形容。在《鹩哥的一语》中，秦牧写道：“据说，法国有一个地方举行鹦鹉讲话比赛，每一头鹦鹉入场的时候，都讲一句最熟练的话，由裁判员加以评判。结果有一头鹦鹉讲的话特别受到了赏识，那就是‘天呵，这儿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鹦鹉！’”读者开始会心一笑了。文章如能在读者莞尔之际及时收束，那真是文士莫大的造化。谁知秦牧先生不以为然，他偏要向你再解释一下“这话的妙处”在哪里……苦口婆心之态，溢于言表。这倒好，只苦了咱们。我发现这一代青年人长成之后，常常便会不自觉地养成该死的“点题癖”。不必说，本人也无法幸免，即使我是那样地认为它“该死”。
不过说到“点题癖”，杨朔的影响无疑更大一些。回头再说说杨朔先生吧。
如果说秦牧《艺海拾贝》主要是通过私下阅读的方式被我们接受下来的话，杨朔就不同了，我敢说在那些年里，在中国方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间教室里，到处弥漫着杨朔的道德文章。由于杨朔的文章被大量选进统编教材，又由于杨文在教材里相对显得鹤立鸡群，操着不同方言的语文先生遂不约而同地在课堂上向全中国的娃子眉飞色舞地讲述杨朔的高明所在。挖掘杨文的每一寸意义，体会杨文的每一个结尾，既成了对老师教学能力的检验，也自然成为对学生语文水平乃至道德情操的严格考验。由于杨文的革命境界常常过于高峻，课堂也就相应蒸腾出教堂的意味，语文老师也便有了牧师布道的感觉。这样的气氛，会使我们无视真实的内心感受，只顾无条件地向杨朔投诚。于是，杨朔散文作为一种模式，便在孩子们心里牢固定型下来。相比较而言，秦牧先生的散文不太容易模仿，因为中学生们不可能具备秦先生的博学。杨朔就不同了，他笔墨章法上的相对程式化，他提炼中心、升华主题的高度可操作性，学生们若只追求得其形似，竟有点“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感觉。渐渐地，在作文里竭力仿效杨朔，成为学生们自然的冲动。显然，只有学着像杨朔那样写作，你的文章才最有可能得到语文老师的肯定，最有希望在课堂上作为范文得到老师声情并茂的朗读。
这样的机会，任何一个对文学有点爱好的少年，都是心向往之的。
作为当年语文老师还算偏爱的一位稚童，我不禁对自己充满悲悯。
概括一下，杨朔对我们最大的负面影响在于，它掀起了一股寻找意义的竞赛。杨朔是发现意义、创造意义的高手，教材中的每一篇杨文，都具有在篇末把境界急剧拔高的能力。比如《香山红叶》中有位老向导，自称在香山这么多年，就没闻到过香味。这事原可以有多种解释，最自然的一种是老汉嗅觉不太灵光，照古语“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的道理也说得通。你猜杨朔怎么看？他竟然发了这么通感慨：“我的老大爷……你的心过去（按：指旧社会）是苦的，你怎么能闻到红叶的香味？”今天重读这篇文章我当然气得大叫：这算哪门子逻辑？难道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国老百姓都不配有可以闻到香味的鼻子？难道“万恶的旧社会”居然有能耐剥夺大自然的芬芳？但当时，在语文老师抑扬顿挫的朗读声中，我们谁不是佩服得死去活来？由于学生们无法像杨朔那样老练地发现并创造意义，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在作文里疯狂地杜撰它。记得学完《荔枝蜜》之后，由于杨朔在篇末提到自己“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这下便捅开了马蜂窝，第二天交上来的作文中，竟十有八九写到自己昨晚梦见了某只动物。不必说，尽是些自然界的良禽益兽。
千篇一律的杨朔式结尾，实在令人泄气。杨朔登泰山没有欣赏到日出，爬香山没有看到红叶，上蓬莱没有撞上海市蜃楼，在这些常人会视为大虚此行的地方，杨朔都能别具只眼，另出机杼，让文章最终都“如日东升”般红彤彤一大片意义出来：泰山上几位道士种的一小片田，由于属于人民公社，所以杨朔断然认为它比真正的日出还要壮观；在香山没能一睹红叶杨朔也不觉得有甚美中不足，因为“那位老向导”乃是“一片更可贵的红叶”；在蓬莱没有发现海市蜃楼杨朔更无一丝遗憾，因为他自称早已看到了“真正的海市，就是长山列岛”。——说实话，虽然杨朔去过不少地方，也擅长（或热衷）写游记，但世人若都抱着杨朔式的观光态度，旅游业将是很难得到发展的。因为，既然目的在于看看“人民公社”和“翻身道情”的贫苦百姓，我们又何必亲迈双腿爬到南天门外去呢？
没法断言杨朔的“意义”均属虚构，也许这位革命作家的心理构造确有与众不同之处。但我们也知道，衡量作家是否伟大，不在于他的感情是否高出云表，不在于他是否总能通过自身的伟大来映衬他人的渺小（杨朔有此爱好，他在文章里经常会对“有些同志”的错误想法进行批评，如那种认为没有看到日出是一件遗憾之事的想法），而在于写出“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皆无”的东西。我得承认，杨朔的感情常常是我无法理解的，不仅当时无法理解，现在更感到十足的莫明其妙。我曾认真思考过那篇《荔枝蜜》，我太疑心那个梦的合理性了。我自命对梦学不算太外行，我认为，人梦见自己变成某种动物并非不可能，但那种动物应该与人的基本体态有一个可比性。除两千年前庄生以寓言笔法自称化身过蝴蝶外，这以后人类就没有再遇上此等奇事，比如我们当然不能将卡夫卡笔下格利高里·萨姆萨变成甲虫的事视为信史，故三岛由纪夫在长篇小说《金阁寺》里，也只能表达一下愿意成为蜜蜂的渴望，并不敢就此当了真。我对梦的肤浅理解是：人可以变成猴子、狮子或哪怕一头腌臢的猪，但绝不可能变成昆虫，人类经历了亿万斯年的肢体感觉，将本能地拒绝此种不伦不类的异化。附带提一句，本人曾有过在梦中成为豹子的愉快经历。
即使撇开梦的真伪（这问题还是让精神分析学家去探讨吧），单看杨朔赞美蜜蜂的依据，就颇为可笑。养蜂员告诉杨朔，他没必要为蜜蜂收拾尸体一事而发愁，因为蜜蜂“活到限数，自己就悄悄地死在外边，再也不回来了”。杨朔听说后“心不禁一颤”，随即眼疾手快地发感想如下：“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蜜蜂是渺小的；蜜蜂却又多么高尚啊！”且不说蜜蜂们会否同意杨朔为它们发明的意义（蜜蜂酿蜜，当然属于生命的自娱自乐，与人类何干），即使同意（就是说我们卑鄙地假设蜜蜂也和人类一样具有喜欢奉承的脾气），我们仍然可以提出质疑：让躯体在走向大限前神秘消失，这本是动物世界的集体秘密，即使庞然如非洲大象，做到它也非难事，这也是为什么最优秀的猎人都极少在野外看到动物自然死亡的缘故。如果杨朔想有所感谢，那受谢者要么包括自然界的所有阿猫阿狗，要么干脆赞美冥冥中的造物主。反正，让蜜蜂像中头奖那样单独领受赞美是说不过去的，阿猫阿狗会嚷嚷“这不公平”。
何况，杨朔的赞美也太不加节制了，在他的蜜蜂面前，人类将因羞惭而无立足之地。
一九八○年，一本名叫《金蔷薇：关于作家劳动的札记》的书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在国内公开出版，拿该书作者康·巴乌斯托夫斯基与秦牧比较，高下立判，这以后，《艺海拾贝》便不太有人愿意提及了。至于杨朔，我怀疑他都抵挡不住《读者文摘》（即现在的《读者》）的第一波冲击。虽然我对秦牧永远抱有感激，对杨朔也可说非常敬重（毕竟，他是因无法理解文革的暴政而“士可杀不可辱”地在一九六八年秋天服药自决的，毕竟，他没必要对自己那些文章被选入教材承担责任，何况，他也写过些较为出色的作品，只是教材编纂者视而不见罢了。我读过他一篇散文《铁骑兵》，与《泰山极顶》之类完全是两个路数），但既然两位前辈——应该还包括刘白羽，但他的影响要小得多——因历史的原因而事实上植入了一代文学青年的大脑皮层，我在此略加探讨，当然也只是出于尊重历史的目的。由于当时的环境只允许他们的文章存在，一代文学生命的苦出身，相当程度上只能由他们来决定。
安息吧，尊敬的前辈。请相信，我并没有清算的激情。
故事的事故·教育事故
？ 张远山
一、赛诗会的事故
一九七四年十月，我小学五年级，我就读的小学举行赛诗会。每个学生写一首诗，先参加班里的赛诗会。每个班级选出一个代表，再参加全校的赛诗会。
中国历来是个诗国，但文革时期的革命诗歌完全是非诗的文字垃圾，是句子整齐、大致押韵的空洞口号，其艺术水平比儿歌还不如。现在想来很是滑稽，非常打油，但那时是严肃的。班级的赛诗会开完，我被班主任选中做班级的代表。我之所以被选中，决不是我的诗写得好，而仅仅是因为我的诗又臭又长——我翻开字典，把同一韵部的大部分字都牵强附会地塞在韵脚里。班级里的赛诗会，不要求背诵，但选中参加全校赛诗会的人，却必须背出来。
那几天我随身带着诗稿，一有空就拿出来背诵，直到背得滚瓜烂熟为止。现在我不知道背的当时是否后悔过不该写那么长，我想大概不仅没后悔，而且踌躇满志地准备拿大奖。正式比赛的那天，我平生第一次穿上了中山装。
学校的大操场上用两个乒乓桌搭起了舞台，每个班级的代表都集中在后台，依次上台朗诵。有不少人背得格哩格楞，台下气氛热烈。谁背得越出丑，掌声越是响亮。有的人背到一半卡住了，干脆取出诗稿朗读起来，掌声就更响了。为了确保不出丑，我在后台又默诵起来。也许是因为紧张，我竟然有好几处卡住了，但停顿一下依然能顺利地背到底。不过我对卡住的地方有点失去自信，怀疑背错了，就想取出诗稿再看一看。
但是我翻遍想得到的所有衣袋和裤袋，就是找不到诗稿，急得我满头大汗。主持赛诗会的少先队辅导员见我急得团团转，问我怎么回事。我告诉她诗稿找不到了，但我肯定带在身上。大队辅导员说，也许你记错了，忘在家里了。我想我出门时换上了中山装，可能诗稿真的遗忘在换下来的两用衫里，于是我决定回家找诗稿。大队辅导员答应我，实在来不及，可以把我预定上场的时间往后挪一挪。
我跑步回家，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根本不见踪影。我只好又跑步回学校。坐在台下的班主任，发现到了预定顺序我却没上台，也到后台来问。大队辅导员告诉班主任，说我诗稿找不到，回家去找了。班主任不放心，焦急地等在后台，见我跑回来，问我找到没有。我说没找到。班主任知道我早就背熟了，就劝我定下心来，再慢慢背一遍给她听。我张开了嘴，竟然一个字都不记得了。班主任问我还能不能上台，我沮丧地摇摇头。班主任比我还要懊恼，她本来是指望我得全校大奖，为班级争光的。
就这样，我放弃了参赛。不料等赛诗会开完，宣布了得奖名单，回到教室，我突然猛醒过来，伸手一摸，我的诗稿好端端地放在中山装的左胸袋里。由于我是第一次穿中山装，所以我完全忘了这件衣服有两个胸袋。更妙的是，这时我的脑子突然管用了，不用看诗稿，我也能不打格楞地一口气背出来。这件事故，我始终没敢告诉班主任。
很多年以后，我知道了心理分析学说。该学说认为，遗忘常常是故意的，意识层次的精神事故，往往是潜意识层次的真实愿望在起作用。也许当时的我，宁愿出一个找不到诗稿、上不了台的丑，也不愿出一个上台背这种押韵口号的丑。由于我骨子里厌恶（但当时并未意识到）那种非艺术的精神垃圾，于是我适时地失语了。
二、尖子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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