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
可见，没有专制政治就不可能维持假主政治，因为所有的势力都会奋起反对，有了专制政治也不可能维持僭主政治，因为专制政治本身并不能持久，因而僭主政治不可能持久。
无疑，法兰西为我们展示的景象令人大失所望。在那里，我们看到僭主政治洋洋得意，它装备了一切可怕的回忆，继承了所有邪恶的理论，自以为凡是既成事实都能为它提供辩护，擅长利用过去的一切暴行、一切错误，显示它对人类的蔑视和对理性的玷污。在它周围聚集了所有卑鄙的欲望、所有精明的算计、所有挖空心思的堕落。那些在革命暴力中已被证明是破坏性的激情，又以其他方式再次亮相。过去，恐怖和虚荣拙劣地模仿着党派精神中最不宽容的态度。现在，它们的愚蠢表演超过了最卑下的奴才。无处不在的利己心看到，只有卑鄙无耻——恐怖寻求它的包庇——才能大功告成。贪婪已不加掩饰，以它的寡廉鲜耻为暴政提供保障。诡辩拜倒在暴政脚下，热情得令它惊诧不已，喧嚣得让它忘乎所以；它混淆了一切概念，把所有试图批驳自己的声音都称作蛊惑人心。智慧本身也开始提供服务。而智慧一旦与良心分道扬镳，将是一种最令人作呕的工具。所有背信弃义的人聚集一堂，在他们过去的教条中，只保留了他们对声名狼藉的手段的爱好。狡猾的变书者依靠传统的邪恶出人头地，昨天有多么富足，今天依然多么富足。宗教成了权力的喉舌，理性只是在为暴力增光添彩。所有古往今来的偏见，每一块土地上的非正义，都被集中起来用作新社会秩序的原料。通过追溯以往的世纪，通过漫游遥远的国家，它们以千百种稀有元素构成了一种堪称典范的奴性。一个耻辱的字眼，口口相传却又找不到真正的出处，不能给任何地方带来信念；一种讨厌的喧嚣，无聊而又荒唐，没有给真理和正义留下任何未受玷污的表达方式。
这种状况比最暴烈的革命更具灾难性。我们有时可能憎恶罗马的煽动性论坛；但对我们形成压制的，是我们感受到的悄撒统治下元老院受到的蔑视。我们可能会认为查理一世的敌人严酷无情，理应受到谴责，但是我们也会深深憎恶克伦威尔的奴才们。
当社会中的愚昧势力犯罪时，知识阶层仍会完好无损，他们身处逆境会使他们免遭腐蚀。事物的力量迟早会使权力回到他们手中，所以他们能够比较容易地修复舆论遭受的破坏，因为舆论只是被误导，并未腐败。但是，如果这些阶层抛弃了自己的古老原则，把惯常的谦逊置诸脑后，屈从于令人憎恶的榜样，那还能有什么希望？我们还能到哪里去寻找荣誉的萌芽、美德的踪迹？只有污秽、血迹和尘埃。
在所有的时代，仁爱之友的命运都是那么悲惨！不被承认，受到怀疑，周围全是些不相信勇气和无私信念的人，轮番受着义愤感和怜悯感的折磨——为压迫者更为强大而愤慨，为这些压迫者成了牺牲品而同情，他们始终在这个地球上到处徘徊，不为一切党派所容，在时而喧闹、时而堕落的几代人中间一直形单影只。
但是，人类的希望总是寄托在他们身上。我们应当把跨时代的伟大的共同感情归功于他们，他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文字，反击一切使暴君得以复活的诡辩。多亏了这种感情，苏格拉底的文字才在群氓的迫害中活了下来，西塞罗的思想在臭名昭著的奥克塔维厄斯放逐令之后没有完全死去。但愿他们的后来人永远不要泄气！愿他们再次提高他们的嗓门。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被人忘却。他们不需要赎罪或抵赖。他们拥有清白无暇的声望，这是一笔完好无损的财富。让他们大胆表达对崇高思想的热爱吧。这永远不会使他们遭到明目张胆的指责。当专制政治鄙弃它所认为无用的矫饰、标榜自己的立场、厚颜无耻地炫耀早已众所周知的旗帜时，时代已经得到了自己的补偿。与其为盟友的暴行而羞愧，还不如遭受敌人的压迫！在那种情况下，一个人会得到世间一切有识之土的认可。在全世界面前为一项崇高事业辩护，所有好心人的善意都会与他为伴。
一个民族决不能抛离真正的自由。如果抛离了这种自由，那就等于说它喜欢屈辱、苦难、贫困和悲惨，等于说它会毫无痛苦地任人夺其所爱，打断其活力，吞噬其财产，摧残其心志，把它最隐秘的思想拖入地牢和推上断头台。建立起保障自由的制度，恰恰是为了反对这些罪恶。这使我们追求自由的时候不至于遭到惩罚。那都是人民所害怕、诅咒和痛恨的惩罚。无论在哪里，无论是什么样的统治，人民面对这些惩罚都会胆战心惊、畏缩不前。那是人民所厌恶的奴隶制，而压迫者却称之为自由权。如今奴隶制已经原形毕露。如果说人民已不再对它十分厌恶，谁又能够相信呢？
如果道路受阻，真理的传播者会来重振你们的热情，强化你们的努力。要让光明普照四方。如果它被遮挡，就要让它再现；如果它被塞蔽，就要让它复原。要让它再生、增殖、改进。要让它坚持不懈，因为迫害也会坚持不懈。要让一些人勇猛前行，其他人则相机渐进。要让真理本身四处传播，有时大张旗鼓，有时窃窃私语。让所有的理性都联合起来，让所有的希望都苏醒过来，让每一个人都尽心尽力、整装待发。
专横暴虐、道德败坏、戕害正义，是如此与自然背道而驰，以致一个人的单独努力、一个人发出的勇敢声音，都足以把人类从这个深渊里营救出来。他将回归道德——他曾因忽略道德而遭受不幸。他将回归自由——他曾因忽略自由而遭受苦难。没有一个民族的事业会真地毫无希望。英国的内战提供了不人道的榜样。而这同一个英国看来已从只能导致奴役的狂乱状态中恢复了过来。而且，它已经重返明智、公正与自由国家的行列，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已经认识到它既是这些国家的楷模，也是这些国家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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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11月＇1＇本书开始印刷以来，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作为有目共睹的证据，使我打算证实的真理得到了支持，这使我不禁想利用一下这些事例，尽管我本来的愿望是尽可能谈论一般原则。
那个十二年来不断自称注定要征服世界的人，已经体面地修正了他的主张。他的言论、他的打算、他的所有行为，都比我所能够汇集起来的一切论据更加有利于否定征服体制。同时，他的举止很少让人联想到那些经受过类似逆境的合法君主，在我所强调过的、使僭主政治不同于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的所有那些差别上，又增添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差别。看一看康布雷联盟时期的威尼斯或遭受路易十四威胁的荷兰吧，人民是多么充满自信，地方行政官又是多么的镇定自若、坚韧不拔。事实是这些统治都是合法的统治。看一看晚年的路易十四本人吧。他不得不向整个欧洲开战。他被时间蹂躏得虚弱不堪。他屈尊承认了需要向命运低头。然而他的语言仍然十分高尚。他不顾危险，确定了他不会做出让步的界限。他在身处逆境时的高贵表现，几乎让人原谅了他在顺境时所犯下的错误。而且，就像以往常见的那样，既然他的错误受到了惩罚，他的心灵的高尚也会得到报偿。一次体面的和平拯救了他的王位和他的人民。当代的普鲁士国王曾丢掉了他的一部分领土。他不可能经得起一场并非势均力敌的斗争。他顺从了命运，但他在逆境中保持了一个男人的坚定和一位真正国王的姿态。欧洲尊重他；他的臣民同情和爱护他。来自四面八方的由衷祝愿和他自己的心愿汇合在一起，只要他一发出信号，一个慷慨的民族立刻就会为他复仇。对于那个即使放在各民族的编年史中也是无可匹敌的伟大榜样，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我们这里谈论的不再是几个被敌人占领的边远省份，而是正在侵入一个庞大帝国心脏的敌人。你听到过一声令人泄气的喊叫吗？你能察觉到一点软弱的迹象吗？侵略者在前进，所有的人都保持沉默。他发出威胁，却无人屈服。他把他的旗帜插上了那个首都的高塔，得到的答复是这个首都被化为灰烬。
与此相反，他甚至在自己的领土受到侵犯之前，就受着无法平息的焦虑的折磨。他返抵自己的国界之时，他的所有征服成果便已丧失殆尽。他强迫自己的一个兄弟退位，批准把另一个兄弟驱逐出境。没有人提出要求，他便声明要放弃一切。
我们怎样才能说明这种区别？既然国王们甚至在被征服时都不会公开放弃他们的尊严，为何全球的征服者遭到第一次挫折就会屈服呢？这是因为这些国王知道，他们王位的基础建立在臣民心中。而僭主者心怀恐惧地坐在非法的王位上，就像坐在孤零零的金字塔上一样。没有人同意支持他。他已经把一切都化作尘土，而且那松散的尘土被狂风卷着向他扑去。他告诉我们，他的家人的哭泣撕碎了他的心。那些在俄罗斯死于创伤、寒冷和饥饿三种痛苦的人们，不也都是同样家庭的成员吗？但在他们垂死之际，却被自己的统帅，那个自以为安然无恙的统帅抛尸荒野。现在，他面临的同一种危险却突然恢复了他的情感。
恐惧是个拙劣的顾问，对于那些没有良心的人来说尤其如此。无论逆境还是顺境，只有道德观念能够衡量。没有道德观念的约束，就会因愚蠢而丧失顺境，就会因堕落而陷入逆境。
这种与我们所经历过的所有风暴无法比拟的盲目的惊恐、突然的懦弱，它们必然会给一个勇敢的民族造成什么后果？那些因为严重的暴行而受到了公正谴责的革命者，至少还能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属于他们的事业，意识到没有做好对抗欧洲的准备就不能向它挑衅。无疑，法兰西在沉重而残酷的暴政压迫下已经遭受了十二年苦难。最神圣的权利遭到侵犯，一切自由都被蚕食。不过还有一种荣耀。民族的自豪感只是从一个战无不胜的领袖的压迫中发现了（尽管是不恰当的）某种酬报。如今还剩下什么？不再有威望，不再有胜利，只剩下一个支离破碎的帝国，全世界的诅咒，还有一个御座——它的壮观景象已黯然失色，它的胜利纪念碑已被推翻，它的全部侍从只是在昂吉安公爵、皮什格吕以及众多为建造御座而被屠杀的人们的阴影里徘徊。自豪的君主制保卫者们，难道你们会忍受圣路易王室的军旗被一面沾满罪恶血迹的旗帜取而代之，所有的成就都被劫掠一空吗？你们这些希望建立共和国的人们，对于这个辜负了你们的希望，摧残了那些桂冠，用自己的身影掩盖了你们的国内纷争，甚至于使你们的错误也令人羡慕的主子，你们又能说些什么呢？
《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邦雅曼·贡斯当著 刘满译
第四编 再论征服的精神和僭主政治
1．论革新、改革及制度的一致性和谐与稳定
有些人似乎认为，我是在建议人们尊重过去，同时又谴责一切革新，拒绝观念的进步，没有认识到时间必然会给舆论，从而也必定会给人类制度带来不可避免的变化。然而，我所尊重的过去并不包括所有非正义的制度。我承认没有任何传统可以使非正义合法化。但是，如果事情只是有待完善，如果预期的变革并非严谨的衡平法所急需，而只是受到想像中的功利性目标的刺激，那么我认为毫无疑问的是，人们只应缓慢而有节制地进行那些革新。
如果权力告诉舆论，就像赛义德告诉穆罕默德那样，
“我已经提前执行了你的命令。”舆论则会回答，就像穆罕默德回答赛义德：
“你应该等待命令。”如果权力拒绝等待，舆论就会采取报复行动。
希望提前行动的人——也许没有意识到——将会陷入一种奇特的矛盾之中。为了证明他们早产的企图合情合理，他们告诫自己，一定不能让现在这一代人失去得自新体制的利益；而当现在这代人抱怨成了这个体制的牺牲品时，他们却又打着未来几代人的利益的旗号，为这种牺牲进行辩护。
任何改良，任何改革，任何弊端的清除，只有在它们符合国民愿望的时候才有益处。如果它们超前于国民的愿望，它们就会变成邪恶。它们将不再是善举，而是暴政。平心而论，重要的不是如何迅速完成善举，而是制度是否合理。如果你忽视这一规则，你将永远不会明白应当在哪里止步。所有的弊端都息息相关，个别弊端甚至与社会大厦的基础紧密相连。如果舆论尚未把它们识别出来，你在攻击它们的时候，将会摧毁整个大厦。
有人可能会反对说，很难精确了解舆论的动态以及它的要求；把选票数得一清二楚也不可能；往往是采纳了一项看来符合民意的措施之后，反对意见这才露面，但要往回收缩已经为时太晚。
我的回答是，首先，如果你允许舆论自由表达，你就不难了解它的感情。不要煽动舆论；不要用各种希望去刺激它，怂恿它表达你所喜欢的观点。如果你这样做，舆论为了讨好权力，就会采取阿谀奉承的表现形式。如果让敌视宗教的君主统治一个虔信的民族，那么最驯顺的奉承者将是最怀疑宗教的人。如果让狂信宗教的朝廷重新骑到一个文明民族的头上，朝廷中的无神论者也会换上苦行僧的装束刻苦修行。但是，如果权力只是沉默不语，个人就会畅所欲言，思想的碰撞就会带来启示，而误解舆论将不复可能。你这里拥有一个既可靠又便宜的手段——出版自由；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恢复这种自由；它对政府就像对人民一样必不可少。在这个意义上说，侵犯出版自由无异于叛国罪。
其次，舆论实际上会不知不觉地修改那些妨碍它的法律和制度。让它自行其事吧。培根说，时间是个伟大的改革家。不要拒绝时间的帮助。让它走在你的前面，它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