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想像一个靠几代人的勤奋劳动富裕起来、在科学和艺术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的文明民族。如果权力在思想表达和精神活动方面设置障碍，那个民族在一段时间内，还可以靠它过去的老本生活，也就是说，靠继承下来的文明成果生活。但是将不再有观念的更新；它们的再生能力将会枯竭。用不了几年，虚荣心就会取代对知识的热爱。那些想起了以往文学作品所赢得的荣耀和敬意的诡辩家，将会致力于写作徒有其表的同类作品。他们会以自己的作品反对其他作品表现出的优点；而且只要哪里还有自由主义原则的踪迹，哪里就会出现某种文学运动，出现反对这些作品和原则的斗争。但这种运动本身也是已被摧毁的自由的遗产。一俟这种自由的最后痕迹和最后传统销声匿迹，战斗就会结束，因为作战者将再也看不见任何敌人，而胜利者和被征服者会同样保持沉默。的确，谁知道权力会不会断定强制沉默是有好处的？实际上，它们不愿意看到逝去的记忆得到复活，放弃的怀疑再被挑起。它们将压制过于热情的追随者，就像曾经压制它们的敌人一样。它们会禁止所有人——即使按照他们的观点——以人类为主题进行写作，就像某个虔诚的政府禁止任何人谈论上帝，无论坏话好话都不许说一样。它们会宣布人们在哪些问题上可以使用自己的头脑：它会获准自我消遣，但要处在监督之下，并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如果它试图偏离对它的限制，如果它拒不与自己的神圣起源断绝关系，继续从事受到禁止的思考，如果它鲁莽地认为，自己的最高贵的目的不是对琐碎题目做精巧的修饰，不是圆滑的阿谈奉承，不是毫无内容的夸夸其谈，而是上天和它的本性要它成为一个永恒的法庭，在这里对一切事物进行分析、检验并做出最终的判断，它就会惹来诅咒。因而，名副其实的思想历程肯定会被终止。文明的一代将逐渐消失；随之而来的一代，由于看到追求知识没有任何好处，甚至从中看到了威胁，将会不可挽回地远离知识的追求。
你会说，人的头脑仍然可以在消遣文学中发光，可以专注于精密的自然科学，还可以致力于工艺。然而这都是废话。大自然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并没有向权力请教；它规定我们所有的天赋应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中任何一个受到压制都会损害其他。甚至对消遣文学、科学和工艺而言，独立思考就像空气对自然界的生命一样，也是必不可少的。有人大可把人们置于一台气泵下劳动，争辩说他们没有被迫呼吸，只是在运动自己的胳臂和双腿，让头脑只运用于规定的目标，阻止它去思考那些能够唤起自己的尊严，从而给予它活力的许多重要事物。于是，被压抑的作家开始歌功颂德；但是，他们甚至连阿泱奉承的能力都会逐渐衰退，文学最终会丧身于字谜游戏和藏头诗之中。博学之土变成了纯粹的古董收藏家，而即使是这些古董，也会在被镣铐束缚着的手中退化和贬值。艺术家天才的源泉会同哺育自由的惟一手段——对荣耀的向往——一起日渐枯萎；由于他们以为可以孤立存在的事物之间有着某种神秘但却无可争辩的联系，那么人的灵魂一旦受到贬损，他们也就不再具有高尚地描绘人类面貌的天赋了。
不仅如此。贸易和最为必需的职业与行业一起，很快也会了无生气。贸易本身并不足以成为行动的动机；个人利益的影响通常总是被夸大；个人利益要想变成行动，需要意见的支持；一个人的意见遭到窒息，就会使他萎靡不振，他甚至不会再为自己的利益而长时间兴奋，他将陷入一种麻木状态。就像麻痹感会从人体的一部分向另一部分蔓延一样，它也会从我们的一种天赋蔓延到另一种天赋。
利益在不受意见左右的时候，它的需求是有限的，对它的享受也很容易满足：它只是满足于眼前的需要，并不为将来做什么准备。因此，那些想要扼杀舆论而鼓励利益的政府，会发现自己做了一次双倍笨拙的手术，把两者一同扼杀了。
毫无疑问，有一种利益是不会被专横权力碾碎的，但它不是激励人们付出劳动的那种利益，而是诱使人们乞讨、抢劫、依仗权力的恩惠和掠夺弱者而致富的那种利益。这种利益和劳动阶级的必然动机毫无共同之处；它能激发暴君追随者的巨大活力，但它既不能刺激工业的努力，也不能刺激商业的投机。
独立思考甚至对军事成就也有影响；人们最初并未看到民族的公益精神和军队的纪律或士气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经久不衰的，也是必不可少的。现在我们喜欢把土兵仅仅看作一种驯服的工具，熟练地用好他们就足够了，从某些方面说，这一点倒也干真万确。然而，这些士兵需要看到，至少一部分舆论在支持着他们；他们会在几乎不知不觉中被舆论赋予生气；舆论就像音乐一样，这种乐声将陪伴着他们向敌人进军。没有人特别注意它，但所有的人都将受到它的激励和鼓舞。多亏了普鲁士的公益精神——就像它的军团一样——胖特烈大帝才赶走了欧洲联盟。这位君主始终允许思想天赋的独立发展，从这种独立中才产生出了公益精神。在七年战争期间他屡屡受挫；他的首都被占领，他的军队被解散，但是他向自己的人民、人民也向他传达着一种乐观精神。他的臣民的愿望影响着他的保卫者，它们形成了一种温暖人心的舆论环境支持着那些保卫者，使他们深受鼓舞，力量备增。＇2＇
写下这些文字时，我很清楚，某些作者在其中看到的只是一个笑柄。他们极力希望统治人类不应当用什么道德感；他们运用自己具有的天赋，是为了证明这些天赋的无用和无能。他们只用几个十分简单的要素来构筑社会形态：用来欺骗人们的偏见，用来恐吓人们的刑具，用来腐蚀人们的贪婪，用来羞辱人们的轻浮，用来操纵人们的专横权力，以及必然能使这种权力更为机敏的实用知识和精密科学。我无法相信，辛勤努力了四千年，就是为了这样的目的。
思想乃万事之本：工业，兵法，以及所有的科学和艺术，都需要运用思想。它是它们进步的原因，通过对这种进步的分析，它也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如果专横权力试图束缚它，道德观念就会不再健康，＇3＇实用知识就会不再精确，科学发展就会不再活跃，兵法就会不再进步，工业也不会再有新的发现而繁荣。
人类生活最高尚的部分如果受到攻击，很快就会感觉到这种毒害作用逐渐向最遥远的地方蔓延。你以为你只是剥夺了它某些多余的自由，或者删除了某些无用的虚饰，实际上你那有毒的武器正好戳到了它的心脏。
我知道，我们经常听到一种人类精神不断循环的说法。据说，无可逃避的命运会使它启蒙之后再复愚昧，文明之后再度野蛮。对于这种规律来说，不幸的是，在这些周期的交替之间总会悄悄地挤进专制政治，所以，不谴责它在这次革命中扮演的某种角色是困难的。
各民族历史变迁的真正原因是，人类的思想不可能保持静止不动。如果你不阻挠它，它就会前进；如果你阻挠它，它就会倒退；如果你使它失去信心，它将不再为任何目标进行不知疲倦的操劳。几乎可以说，人类的思想看到自己被排挤出适得其所的地方而感到愤慨，它要通过一次高贵的制裁，为它所蒙受的耻辱复仇。
任何权力都没有力量根据自己的方便或一时的奇想，让一个民族安静或激动起来。生活不是一个人能够随意拿走，然后又随意送回的东西。
即便政府希望以自身的能动性替代被禁锢的舆论的天然能动性，但这就像在受围困的堡垒中，被拴住的骏马只能在立柱间蹬蹄子一样，这对政府来说无异于自找麻烦。
首先，维持一种完全人为的能动性，代价极大。当人人都处于自由状态时，每个人都会兴致勃勃地去做、去说、去写。但是当大多数国民成为被迫保持沉默的旁观者时，为了诱使这些旁观者鼓掌欢呼，或者只是简单地观望，指挥演出的人必须依靠戏剧性情节和场景的转换来刺激他们的好奇心。
同时，这种人为的煽动比现实更煞有介事。一切都在运动，但只是迫于命令和威胁；一切都不顺畅，因为没有什么是自发的。人们对政府不是追随，而是服从。所有的车轮遇到最微小的阻碍都会停止转动。这就像下棋一样：权力之手伸向棋子，没有一粒棋子会进行反抗；但是如果那条胳臂停止挥舞，所有的棋子都会呆在原地一动不动。
最后，如果一个民族死气沉沉，那么无论政府有什么作为，都不会得到舆论的响应。它不能使国民保持清醒，只好与国民一起进入梦乡。因而，在一个思想被禁锢的民族中，一切都无声无息，一切都在沉沦，一切都在退化和堕落。这样一个帝国早晚会出现埃及平原上的景象，在那里，人们会看到巨大的金字塔静立于贫瘠的地面，统治着寂静的沙漠。我们这里所提示的演变决不是凭空猜测，它是历史。它是希腊帝国的历史，是它的继承者罗马帝国的历史，后者获得了前者的大部分力量及其所有的文明成果，专横权力则从中获得了最有利于它巩固自身的一切条件，不过它还是走向了衰亡，因为所有形式的专横权力必定会走向衰亡。如果专制政治坚持那种导致万马齐喑的压迫——长期以来它一直被掩盖在对外胜利的虚假辉煌之下——，那么这历史就会成为法国的历史，成为这个依靠天性和机遇获得特权的国家的历史。＇4＇
我们还应想到最后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专横权力粗暴对待思想，就会堵塞自己获得天才的最佳途径；但是它无法阻止天才的诞生，他们的才智一定会找到用武之地。然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将会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人会忠于自己的天职，对权力发起攻击；另一部分人则会陷入自私自利，他们将运用自己超群的秉赋去积累所有可能的享乐手段，这是他们能够得到的惟一酬报。因此，专制政治＇5＇将会把这些出类拔萃的智力分成两类：前者具有煽动性，后者具有腐蚀性，只要落下无法摆脱的罪名，两者都将受到惩罚。如果它们的抱负能为自己高贵的希望和努力找到自由的空间，那么，前者仍将是和平的，后者仍将是正直的。只有在被赶出他们有权追求的比较自然的道路时，它们才会走上罪恶的道路。我说它们有权，是因为体面、声望、荣誉属于人类，没有人能够拿出正当理由剥夺他们的体面、声望和荣誉，或剥夺使人类不同凡响的一切，使他们的生命枯萎凋零。
大自然让人类把报答置之度外，在他心中燃起难以言状的荣誉感，这真是一个好主意。这种荣誉感以希望为动力，是所有伟大行为的源泉，它可以抵制一切罪恶，它使人类世代相连，使个人与宇宙相连，它反对粗俗的欲望、鄙弃肮脏的享乐。愿灾难降临于扑灭这种神圣激情的人！他在这个世界扮演了罪恶原则的化身。他用他的铁腕把我们的额头接向地面，而上帝创造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昂首阔步，以便凝视星空。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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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蒂安·博诺·孔迪拉克：《引言》，收录在《帕马王子教程课本》中，日内瓦，1725年，12卷本，第4卷，2页。——译者注
＇2＇这些观点形成于八年前（1806），从那时以来，这些可靠的原则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给我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普鲁士——我把它看作具有道德力量的文明民族的典范——似乎失去了它的活力和所有尚武精神。耶拿战役之后，那些读过我的著作的朋友问我，公益精神与胜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几年过去了，普鲁士已经从它的失败中复苏。它在一流的民族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它赢得了被后人感激的权利，赢得了被所有人类之友尊重的权利，并且激起了他们的热情。
＇3＇巴罗（Barrow）对中国的远航可能有助于说明，如果统治着一个民族的权力使那个民族变得静如死水，道德观念将会发生什么问题。参见约翰·巴罗爵士：《远航中国》（Voyage
to China），伦敦，1804年。贡斯当可能引用了法文版本《远航中国——劳尔·马尔特尼旅行见闻补充》J．卡斯特尔编（J．Castere），巴黎，1805年，3卷本。——译者注
＇4＇为了使论据更加充分，我还是愿意再次谈到中国。那个国家的政府成功地禁锢了思想，把它完全变成了一种工具。就连修习自然科学也只能在政府的指示和绝对统治下奉命行事。没有一个人胆敢开设一门新课程，或以任何形式偏离成规。因此，中国虽然不断遭到外国人的征服，但远不如中国人对自己的征服那么多。为了控制这种精神的发展，就必须破坏能够使人民自卫并保卫他们的政府的手段。边沁在住法原理》中指出，愚昧民族的领袖终将成为他们狭隘区又懦弱的政策的牺牲品。国民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都是在加深他们的愚昧，以使他们更易于统治，事实表明，他们总是很容易成为第一批侵略者的牺牲品。［见勒米·邦塔姆（Ueremy
Bentham）：《民法和刑法论文》；载《立法普遍原则及法规汇编的方法论》，E杜蒙（E。Dumont）编，巴黎，1802年。——译者注〕
＇5＇第一版为“因此，专横权力”。——译者注
13．专横权力统治下的宗教
人们也许会想，即使在最残暴的政府统治下，也会有一个始终对人类开放的避难所：宗教，在这里他可以卸掉自己内心的负担；在这里他可以寄托自己最后的希望，任何权力都不会机敏到如此程度，能到这个庇护所来追击他。然而专制政治却会到那里追击他。一切独立的事物都会使它发怒，因为一切自由的事物都威胁着它。过去它曾试图支配宗教信仰，而且认为可以随意给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