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在热带地区已开始发生大规模的、人为的绝灭性行为这一事实，人们已经不再有任何严重的分歧。对一些人来说，不应该肆意毁坏经数十亿年进化而得来的产物是不言自明的；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则需要摆出一些额外的理由才能使他们相信保护面临危险的事物的重要性。这些理由包括，我们正在消灭的那些甚至还不为我们所了解的物种对人类具有潜在用途；更重要的是，它们对将来几代人才能理解的那些相对来说尚处于不那么恶化的状态的复杂生态系统之运作，有很大的价值。科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详细地解释这些论据。科学不仅能为优先权的确立提供指导，而且还能为这些优先权提出易于被人们理解的解释。换句话说，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需要更多的科学知识，以使保护主义者对于如何进行保护有一个清楚的概念，而且也使人们能够理解他们所采取的行动。正确的、组织得当的信息，能够帮助更广大社会阶层的人们认识到保护各种不同生态群落的活样本的重要性。我敢断言，在这项努力中，使用与发展生物地理学学科具有重要意义。生物地理学是研究动植物分布，以及那些分布如何演变的学科，其中还涉及到地质概况与地形的影响。它研究变异、散布、生存及绝灭等过程，不仅包括那些正在进行的、决定当今各种生物分布区域的过程，而且还包括过去所经历的发展阶段。生物地理学与分类学和生态学均有着密切的连带关系，它可以提供一个理论体系，帮助我们将有关动植物物种发生的资料，作出有效的组织和分类。它还能提供一种生态群落分类法，而且它还能帮助规划出切合实际的保护区之轮廓，对判断已有系统所存在的漏洞也有很大的帮助。快速评估
从科学的观点来看，坚持那种不能提供即时结果但能给出持久性结果的长期研究是必要的。然而，保护行动显然不能等那些结果出来再进行。如果等到野外生物学家完成对一个特定热带地区动植物的详细、彻底的研究，再来推动对那一整个地区或其中部分地区自然群落的保护，可能为时已晚，因为那些群落可能已不复存在。如果按照保护行动所必要的科学方法来行事，这将要求人们创造性地利用所有潜在的资源。尤其是，一些野外生物学家（例如植物学家、鸟类学家和爬虫学专家），从他们的个人训练、野外经验及科学知识中，学会了如何对他们所研究的热带区域的物种作一个快捷的、粗略性的普查。他们对各种生态群落之成分有一个大致的概念，并提出了一些快捷的方法来确定一个环境的退化程度。他们的知识与智慧可以、也应该应用到保护工作中去。他们不仅能帮助评估一个特定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及其自然群落的保护状态，还能帮助确定哪些生态群落局限在小区域内，哪些处于严重的危急状态，因而能为那些确立保护优先权的人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建议。这些野外生物学家不仅能促成分类生物学与生物地理学方面长期研究的成功，还能在很大程度上促使那些为卫星摄影提供地面事实的短期探险获得成功。
培养更多像他们那样的科学家非常重要，在热带国家尤其如此。通过约翰·D 与凯瑟琳·T．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 andCatherineT。 MacArthur Foundatation，我在其中任理事），我帮助设立了由国际保护协会赞助的快速评估计划（Rapid Assess…ment Program）。其中的核心团体由一个鸟类学家、一个哺乳动物学家和两个植物学家组成。通过与其他野外生物学家联合，他们成立了几个小组来考察一些特定的地方。（迄今为止主要集中在美洲地区）。到目前为止，那些小组已经考察了最初在空中视察时辨认出来的各种不同的地域，包括干燥森林、山地云雾林及低地雨林。考察目的是为了查明它们是否具有足够的生物多样性，以及它们是否被保护得足够好。
1989 年，我与当时是国际保护协会官员的斯彭瑟·比伯（SpencerBeebe）及评估计划成员鸟类学家特德·帕克（TedParker），一起参加了一次空中视察。我们在玻利维亚发现了一个非常大而且保护得很好的森林区，阿尔托马迪的（AltoMadidi），并把它确定为评估计划的一个近期目标。这一地带从亚马逊低地雨林延伸到好几种高山森林（虽然它距亚马逊河有数百英里远，但其多余的雨水仍然通过亚马逊河支流汇入到主河道中）。后来，评估小组考察了该地区，并在地面上对它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它在多样性与质量方面甚至比我们在空中观察时所估计的还要更引人注目。如今，玻利维亚科学院和玻利维亚政府正考虑将保护区扩大到阿尔托马迪的的可能性。与特德·帕克一起穿行在南美森林中，我发现他的确很出色，一点不负我曾听到的对他的崇高评价。在所有我陪同过的相当熟练的野外鸟类学家当中，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他记住并能识辨出三千多种新大陆鸟类的鸣叫声。往往一连几天，他仔细识辨青蛙、昆虫或一个特殊鸟种所发出的每一种声音。每当我们录下鸟类的叫声，并通过重放它们的叫声而将鸟类招引过来时，他的判断总是得到证实。但是在以后的某一天，当他听到发自矮树丛的一种模糊不清的“啪嘶特”声时，他可能会惊呼，“我搞不清楚那是什么！”必然无疑，它将是当地或该国家的一种新鸟，有时它甚至可能是科学上的一个新物种。在黎明时分驻足倾听林中的鸟鸣声，他能估计出该栖息地的鸟类多样性与质量。他的同事，哺乳动物学家路易斯·艾孟斯（Louise Emmons）和植物学家阿尔温·根特瑞（AlwynGentry）和罗宾·福斯特（Robin Foster），在他们各自的专业领域也有同样的熟练程度。
最近，一场悲剧降临到这个杰出的小组。特德与阿尔温以及一位厄瓜多尔同事艾都尔多·阿斯比竹（Eduardo Aspiazu），在一次空中视察中因飞机坠毁而身亡。飞行员也牺牲了。像往常一样，生物学家要求飞行员飞低一点，以使他们能在空中更仔细地巡察森林（他们正在搜寻瓜亚基尔附近一小片在其完全消失之前应该加以保护的幸存干燥森林）。突然，飞机误入云层，能见度突然急剧降低，他们撞到了附近一座山上。在哀悼我们的朋友不幸去世的同时（他们似乎留下了难以弥补的空白），我们中间那些参与热带保护的同仁希望，快速评估计划的工作能继续进行下去。我们希望，他们留下的空缺将被其他差不多具有同等熟练程度的专业野外生物学家来填补上，也希望训练一批新人，特别是热带国家的公民。
通常，热带生态多样性保护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热带国家本地不断壮大的科学家与保护主义者群体的行动。总的说来，重大的保护决策必须在国家层次上作出，各个国家应有数量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担负起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导作用。温带国家中一些国际著名的科学家有时能施加有效的影响，但如果没有地方与国家的支持，保护就不可能实现。地方民众的参与
事实上，保护需要多方面的支持，既需要大多数来自大城市的颇有影响力的个人去启动保护计划，又需要广大的地方农村居民来长久维护自然保护区。如果不得到当地人们的赞同与支持，较大地区的长期保护就不可能取得成功。这意味着需要强调环境保护对农村发展的重要性。例如，农业常常依赖于流域的保护，森林物产长期有效地供应也常常需要附近森林的保护能坚持下去。当地人们必须认清自然保护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利害关系，而且他们需要理解那种利害关系。他们可能往往与保护地区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可通过自然旅游业创利或具有在国家公园做向导或林务员的机会。
使当地的土著人，比如新热带的美洲印第安人，参与自然保护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许多情形下，他们的文化连续性，甚至他们自身的生存，所受到的威胁更甚于他们周围的动植物。他们那历经许多世纪而积聚起来的有关他们环境的知识，不仅能帮助寻找可谋生而又不破坏周围生态群落的生存之道，还能帮助识辨本地生物对人类的用途。在有些地方的保护行动中，土著人甚至已经走在了前面。例如，巴拿马的库纳人建立了一个公园，其面积占他们大陆面积的很大一部分。（很多库纳人生活在圣布拉斯岛上，他们在当地以制作各种彩色的摩娜斯（molas）而著称，这种摩娜斯是衣服与手提包的一种很漂亮的装饰物品。）
热带森林中生物谋求生存的斗争导致了化学武器竞争与其他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能产生具有潜在生物效应的化学物质，其中许多对人类（尤其在医药学方面）很有益处。科学家们正通过两种不同的方法来搜寻这样的化学物质。一种方法是民族植物学方面的，它是利用土著人经历数百年或数千年的试误法而获得的知识，因而不仅利用了最初产生那些化学物质的生物进化，还利用了文化进化。另一种方法是直接的化学探测，把从森林中找到的动植物样本（比如昆虫）带到实验室里，通过现代分离技术将新的化学物质分解出来。这里，生物进化的结果被直接使用，而没有借助于土著文化。两种方法都是旨在至少找到几种最终能派上用场的化学物质，比如被药物制造商使用（通常先在发达国家被使用）。即使是通过改头换面或人造的形式来使用这些化学物质，我们也应该想办法将其中的大部分利益归还给森林中或其周围地区的人们。只有这样，研究与使用化学物质的过程才能使当地人们感觉到森林保护与他们之间有一种额外的利害关系。对许多出售其他诸如坚果与肉厚多汁的热带果实之类非木材森林物产的方案来说，也同样如此。跟通常的情形一样，动机创造出了对人类行为图式产生作用的选择压力。保护范围
跟树木砍伐一样，某些特定非木材森林物产（诸如那些需要进行捕猎的动物）的收集，也只能在充其量只需得到部分保护的地方进行。被广泛采纳并得到联合国认可的一个方案是建立生物圈保护区。一个典型的生物圈保护区有一个核心区域，通常是一个被全面保护的荒野的流域以及一个外围地区。在那里，可以允许部分物产采集，但需要特别注意保护。再往外但仍属于保护区范围的区域，可以从事农业与其他正当的经济活动，但有一些限制。显然，建立一个包括某些生物圈保护在内的全面保护的自然区域系统，仅只是所需要做的事情的一部分。在那些地区之外还需要实施众多的保护行为。它们包括树林的再造（在任何可行的地方种植本地树种）；实施明智的水与能源政策；处理农业、采矿业与制造业的环境问题；解决最重要的人口增长问题。而且，极需要发展综合性的国家与地区保护策略。这种广义保护在许多方面都需要有巨大的财政开支，这是比较贫穷的国家所难以承受的。对温带地区的发达国家来说，承担起大部分的责任也是造福于后代的有见识的利己行为。如果热带的生物资源继续被浪费，那么，我们生活在这个星球表面的所有人都将生活得更加糟糕。无论何时，发达国家向贫穷国家提供援助，不管是通过赠送、借贷，还是部分减免的债务形式，都应特别指定其中的大部分作为广义的保护之用。作为援助条件而达成的自然保护协议是“星球交易”（planetary bargain）的一个方面。最近几年里，实施了许多“债务交换”（debt swaps），这些借贷给热带国家的债务，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大大地打了折扣。它们首先由保护组织提请，然后再经贷方国家政府认可其面值。这笔款项通常只能用于购买土地，以设立保护区。（同样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其他值得追求的目标，比如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或其国民在国外的高等教育。）债务交换是所实行的星球交易的极好的范例。如果你退后一步，去估计一个成功的综合热带多样性保护计划赚钱的可能性，结果可能并不那么乐观。然而，历史清楚地表明，人类的进步不是由那些不时停下来猜度其冒险之最后成功与失败的人们所推动的，而是由那些先深思熟虑，看准正确的目标，然后全身心投入该事业中的人所推动的。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就像在几十年里浪费掉大部分历经数十亿年进化而得的丰富生物多样性是疯狂行为一样，允许大部分文化多样性消失也是同样狂热的行为，这种文化多样性是以与生物进化差不多相似的方式经过数万年进化出来的。然而，人类的联合（以及人类同与我们共享生物圈的其他生命形式和平共处）现在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目标。那么各方面的利害关系怎么样协调起来呢？
还在很早的时候我就开始意识到了统一与多样性之间的紧张状态。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我向父亲提出了这样一个古老的问题：人类是否可以通过只使用一门世界语就能促进普遍的和平？作为答复，他向我描述了在两百年以前的文艺复兴与法国革命时期，文艺复兴人物与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德国思想家赫德（Herder）的一段话：有必要为保护语言多样性而拯救处于威胁之中的拉脱维亚语与立陶宛语，这是两种非常古老而且与古代印欧语系很相近的语言。在当时本土作家如立陶宛诗人多涅莱狄斯（Donelaitis）的帮助下，保护那些大量文化DNA 的工作取得了成功。如今拉脱维亚与立陶宛又一次成为独立国家，两百年前从绝灭的边缘拯救起来的那些语言，现在是他们的国语。
极具挑战性的文化保护问题牵涉到土著人，尤其是那些因为其落后的技术状态而有时被称为原始人的土著人。许多情况下，这些土著民族要么受到疾病与暴力的威胁，或遭到驱散与排斥而被迫背井离乡，要么其文化遭到消灭。一个世纪之前，在美国西部一些地方，少数人仍然在周末射杀“野印第安人”。如阿尔弗雷德和梯恩多拉·克鲁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