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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在大自然中散步的经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们看到的蝴蝶、鸟和哺乳动物确实有着严格的分类。如果你出去散步，你会看到歌雀、泽雀、田雀和白喉雀等各种各样的麻雀，但你不可能看到任何介于某两个种类之间的麻雀。关于某两个群体是否属于同一种类的争执主要在如下的情况下发生，即当它们在不同的地方被发现，或它们属于不同的时期，并且至少其中一种是以化石的形式存在。本和我喜欢谈论物种如何通过进化而全部联系在一起，如同进化“树”上的叶子，上面有东西可以表示树的结构诸如属、科、目等分类。两个不同物种之间的关系到底有多近，取决于它们须沿着进化树向下搜寻，看在什么地方才能找到一个共同的祖先。我和本并不是只局限于户外的活动。我们还去参观艺术博物馆，包括那些陈列着大量考古文物的博物馆（比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那些陈列着中世纪时期欧洲一些物件的博物馆（如修道院）。我们也读历史书。我们学会了认读用埃及象形文字写的碑文。我们出于好玩而学会了拉丁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的语法。我们注意到法语和西班牙语쒵词汇（及英语中许多外来词）是如何由拉丁语演化而来。我们阅悉了印欧语系，并得知拉丁语、希腊语和本土英语中的许多单词有着共同的词源，并具有相当规则的变换规律。例如，英语中的“salt”对应于拉丁语中的“sal”和古希腊语中的“hals”，而英语中的“six”对应于拉丁语中的“sex”和古希腊语中的“hex”；英语和拉丁语中的起首字母s 与我们用“h”表示的古希腊语中的重鼻音相当。这是又一种进化树，语言进化树。
历史过程，进化树，有组织的多样性和个体变异共存于我们的四周。在探讨多样性的过程中，我还得知，人类的活动在很多情况下正对这种多样性构成威胁。本和我是早期的自然风景保护主义者。我们痛心地看到纽约周围为数不多的、还算得上的自然区正变得越来越少，比如，一些沼泽就被人们排干填平。
本世纪30 年代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地球的有限性，人类活动对动植物群体的侵犯性，以及人口限制、水土保持和森林保护等等的重要性。自然，当时无论从态度上还是实际应用中，我都还没有将所有这些改革的必要性，同人类社会在全球范围内的进化联系在一起，尽管这正是我当今看待这一问题的方式。但即便是那时，我也确实有过一些关于人类将来的想法，尤其是在教科书与韦尔斯（H．G．Wells）的科学探险故事的影响下，这种想法越来越引起我们的关注。
我喜欢读韦尔斯的小说，也常常贪看短篇小说集，而且我和本还经常朗诵诗集中的英语诗。我们有时去听音乐会，甚至到大都会歌剧院去看歌剧。但我们很穷，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只得满足于参加一些免费活动。我们尝试着弹钢琴，哼唱吉尔伯特（Gilbert）和苏利文（Sullivan）所作的歌曲及一些歌剧调子，但均是浅尝辄止。我们听收音机，试着收听很远处的电台，包括长波的和短波的，当我们成功地收听到了以后，就写信给他们，索要“证明卡”。我清楚地记得澳大利亚寄来的那些卡片，上面有笑鴗的图。
本和我想要了解这个世界并欣赏它，而不随心所欲地将它分割成若干部分。我们觉得自然科学、社会行为科学、古典语言与文学及艺术等领域并无显著的差异。事实上，我从不相信这些区分有什么重要意义。人类文化的统一性一直深深地打动着我。在这种人类文化中，科学担当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即便是自然与人类文化之间的差别，也并不那么明显。我们人类必须记住，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虽然专业化是我们的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特征，但它仍需以各学科思想之间的统合作为其补充。这种统合的一个突出的障碍是，横亘在那些能自如地应用数学的人和那些不太懂数学的人之间的一条分界线。幸运的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了定量思考这样一种习惯的熏陶。
虽然本也对物理学和数学怀有兴趣，但鼓励我学习这些学科的主要还是我父亲。我父亲是本世纪初期从奥匈帝国移民来美国的，他当时不得不中断了在维也纳大学的学习。到美国后，他又得帮助他的父母养家。他们比父亲早几年移民到美国，住在纽约，但他们入不敷出，难以维持生计。我父亲的第一个工作是在费城的一个孤儿院里干活，他在那里跟孤儿们学会了英语和棒球。虽然他开始学英语的时候已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了，但他的语法和发音竟也逐渐地变得无可挑剔。自记事起我就发现，人们从他发音从不出错就可以猜测他出生于国外。
在考察了若干种就业机会之后，他最后决定开办亚瑟·盖尔曼语言学校，教其他移民说完美的英语。他也教德语，并且雇用了一些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教师。学校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1929 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不仅股票市场跌入低谷，而且，美国开始实行新的移民法，大大限制了往美国的移民。从那时候起，由于新的移民限额制，父亲学校的学生来源减少了，再加上经济的萧条，学校就更是濒临破产。到我3 岁的时候，学校倒闭了。为了养活我们，父亲不得不在银行里找了份低薪但很稳定的工作。我在长大以后逐渐得知，我出生以前的那段时期作为昔日的好时光，时常为人们所怀念。
父亲对数学、物理和天文学很感兴趣，他每天总要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学习，熟读狭义、广义相对论方面及膨胀宇宙方面的书籍。在父亲的鼓励下，我对数学发生了兴趣。后来，通过自学，我逐渐地感觉到它的自洽性和严密性，于是我开始喜欢上它了。
高中最后一年里，我要填写一份申请入耶鲁大学的表格，其中必须填上我可能的主攻学科。当我和父亲讨论专业选择时，他对我学考古学或语言学的计划不屑一顾，说我将会挨饿的。他建议我学工程。我回答说，我宁愿挨饿也不愿学工程，而且我所设计的东西往往都会散架的。（后来，在一次智能测验之后，我被告知，“除工程之外干什么都行！”）我父亲继而又建议我采取折衷的方案，学物理。
我向他解释说，我在高中学过物理，那是所有课程中最枯燥乏味的一门，而且它是我唯一学得不好的一科。我们曾经不得不硬记诸如7 种简单机械：杠杆、螺杆、斜面等等之类的东西。并且，我们学了力学、热学、声学、光学、电学和磁学，但看不出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
这时，我父亲的劝说由原来经济的原因改为以智慧与美之吸引力为缘由而劝导我学物理。他对我保证说，前沿物理学比高中课程所学的物理更加激动人心与令人满意，而且，我肯定会喜欢上狭义与广义相对论及量子力学的。我决定迁就老人。我想，到了纽海文之后，我总还可以有机会改变所学的专业。然而当我到了那里后，我却由于懒惰而没有立即去办理更改专业的事务。但是，不久之后我发现自己竟然对物理学着迷了。我开始喜欢起理论物理来。关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我父亲的观点是对的。在学习这些科目时，我开始懂得，这些基本原理的优美深深地体现了自然界的美，正如阿比鸟的啼叫或晚上海豚发出的亮光体现了自然之美一样。复杂适应系统
引力定律，尤其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性引力理论，是简单的自然界基本规律的一个极好的例子，尽管许多人都认为后者一点也不简单。在宇宙的自然演化过程中，引力现象使物质形成类银河系，并进而演化形成恒星和包括地球在内的行星。从形成的时候起，这些天体就显示出复杂性、多样性和个性。但是随着复杂适应系统的出现，那些性质就有了新的意义。地球上的这种发展与地球生命的起源以及与产生了如此丰富多样的物种的生物进化过程结合在一起。至少从某些方面来说，人类是地球上迄今为止进化出来的最为复杂的物种，他们已经成功地发现了包括引力理论在内的大量基本的简单性。
如圣菲研究所所开展的那样，关于复杂性与简单性的科学研究自然而然地包括探讨简单与复杂的意义；复杂适应系统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这种复杂适应系统在各种不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比如地球生命的起源、生物进化、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的行为，哺乳动物免疫系统的运作，动物（包括人类）的学习与思考，人类社会的演变，金融市场投资者的行为，以及为发展策略或在以往观察的基础上作出预言而设计的计算机软件及（或）硬件的使用，等等。
所有这些过程的共同特征是，每个过程中都由一个复杂适应系统来获取环境及其自身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信息，总结出所获信息的规律性，并把这些规律提炼成一种“图式”（schema）或模型，最后以图式为基础在实际当中采取相应的行动。在每种情形中，都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互相竞争的图式，而系统在实际当中采取的行动所产生的结果反馈回来，将影响那些图式之间的竞争。
我们人类中的每一个人都在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发挥着复杂适应系统的作用。（事实上，心理学界早就在使用“图式”一词，以它表示人类通常用来理解资料，并赋予它们以意义的概念框架。）
假定你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在晚上的交通高峰期，你想在一条由市中心向外延伸的大道旁打手势让出租车停下。出租车从你身边驶过，但没有一辆车停下来。因为这些车都已经载有乘客，而且你还注意到这些计程车司机关掉了车的顶灯。啊哈！你必定会找一辆顶灯亮着的出租车。然后你看到一些这样的出租车，里面并没有乘客，但它们还是不停。这时，你需要修改图式。不久之后，你发现，车顶灯有内顶灯和外顶灯两种，其中外顶灯亮着表示“不载客”。你需要的是一辆只有内顶灯亮着的出租车。当两辆出租车在前面一个街区停下，在乘客下车后，司机们拧亮了内顶灯，这时你的新观点得到了证实。不幸的是，那些出租车很快就被别的步行者抢占了。又有几辆计程车在你附近载客完毕，但它们也被别人抢先占上了。为了找到成功的图式，你不得不将网撒得更大。最后，你看到，在街道的另一侧，许多只有内顶灯亮着的出租车都在沿相反的方向徐徐行驶着。你穿过街道，招呼了一辆，上了车。作为更进一步的解释，假定你是一个心理学实验的实验对象。在实验中，实验人员给你看长长的一组常见物体的图片。这些图片代表着各种不同的东西，每个图片都会被展示多次。实验人员会不时地要求你预言下几个图像是什么，你得不断地在心中为这一序列建构图式，在所示图片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关于该序列结构的理论。任何这种图式，以接下来出现的几张图片的情况为补充，使你能够对下面将要出现的图片作出预言。通常，最初的几次预言会出现错误，但如果该序列具有一个容易掌握的结构，预言与观察结果之间的差异会促使你舍弃不成功的图式，而支持那些能作出好预言的图式。很快，你就能够准确地预言下次将被展示的图片了。下面再假定一个由一位虐待狂心理学家主持的类似的实验，实验中他所展示的序列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结构。你可能不停地虚构图式，但这回除了几次偶然的机会之外，它们总是不能使你作出正确的预言。这种情形下，除了暗示“这个序列看来是杂乱无章的”之外，现实世界不能为你提供任何有益于图式选择的指示。但是被实验的人觉得难以接受这样一种结论。
不管是为新的冒险建立一个商业计划，或提出一个适用的食谱，还是学习一门语言，你都是在起着一个复杂适应系统的作用。当你训练一只狗时，你实际上正在面对一个运作中的复杂适应系统，而你自己也同样是在充当着这样一个系统（如果主要是后者在运作，那么就成狗训练你了，这也是通常发生的情形）。当你在金融市场投资的时候，你和所有其他的投资者都是单个的复杂适应系统，大家又组成一个共同的实体，这一实体通过所有这些组成部分为改善他们的地位，或至少谋求经济上的利益，所作出的努力而不断地发生演化。这样一个共同体自身也能够成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诸如公司或部落这样有组织的共同体，同样可以作为复杂适应系统。从整体看来，人类还没有很好地组织在一起，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经起着复杂适应系统的作用。
并非只有通常意义上的学习才是复杂适应系统的运作。生物进化提供了大量这方面的例子。人类主要靠个人或集体的智慧来获得知识，而其他动物则通过直接的基因遗传来获得它们生存所必需的绝大部分信息。那些经过数百万年进化的信息，是有时候被人们相当模糊地称之为“本能”（instinct）的东西。出产于美国部分地区的王斑蝶，“知道”怎样大规模地迁徙到墨西哥城附近长满松树的火山山坡上去过冬。科普和科幻小说作家、生物化学家，已故的伊萨克·阿西莫夫（Issac Asimov）告诉我，他曾经同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发生过争吵，那位物理学家否认狗知道牛顿运动定律。伊萨克愤怒地问道：“如果见到狗用嘴捕接飞碟，你还会那么说吗？”显然，那位物理学家和他所用的“知道（knowing）”一词各有不同的意思：那位物理学家所使用的“知道”，主要是指在人类科学活动的文化背景中学习的结果；而伊萨克所使用的“知道”是指贮存在基因中的信息，外加个体经验所得的学识。
不管是草履虫、狗，还是人，他们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本身就是生物进化的结果。而且，进化不仅产生了学习，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