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也要休息。仆人们只要不摇铃召唤他们，是不会进室内来的。我自己给所有的
客人开房门。楼梯从楼下通到楼上，我们把楼下布置成起居室，这里没有我的命令
是不能利用的。
经常来的那些中国同志，陆续地成了我的语言教师，这样他们就可以公开地来
拜访我，他们的来访对于地下工作来说，也不显眼。
参加会面的同志们不是全都在同一时间来，走出我家时，他们也同样是间隔开
来陆续离去。里夏德是最后一个离开，他总要与我谈上半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
我与他的相识，必要时可以通过我们二人与艾格尼斯的相识说明。他偶尔拿一份新
闻稿来让我抄写，当做他来访的借口。此外，欧洲人总是有类似的社会生活，互相
之间的来往几乎用不着说明。实际上，除了我们小组的人之外，谁都不知道他的拜
访，尽管在这两年里他来过我们这里至少有50次。
在最初的几周里，一旦他为了跟我聊天耽搁时间久了，我表现得颇为拘谨，因
为我不愿意显得多么好奇。我的确不是这样，而且也绝不因为在我家里发生的事情
自己却几乎毫无所知而感到委屈。我接受从事秘密工作的基本原则。可是这种要表
现出不好奇的愿望使我心神不定，关于这个问题或许应该和里夏德谈谈。而当他问
起来时，我的回答却十分简单。
在进行这样一次谈话时，经过一阵尴尬的停顿之后，我不礼貌地说：“时间到
了，您该走了。”（里夏德是惟一一个我不用“您”称呼的人。）他站起来，拿上
帽子说：“看样子，我要被轰”走了。”我低头未语。
《左尔格博土东京来电》一书说，有人认为里夏德有时流露出伤感情绪，对他
的这种看法完全是错误的。在我较好地了解他之后，偶尔我也感觉到了他的伤感，
这或许是一种身体痛苦的表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过伤，有些日子他不是像
往常那样生机勃勃、那样幽默和尖刻，而是显得沉默和压抑。
翌年春天，我儿子大概已经两个月了，里夏德突然问我，愿不愿意跟他骑摩托
车出去兜风。我们在离我家不远的城市边缘会面，我这是有生以来头一遭骑摩托车，
他还得向我解释怎样才能坐得牢固，双脚要蹬在踏板上。
半年以后，里夏德躺在医院里，腿上打了石膏，当我去探望他时，同志们告诉
我，他总是超速行驶。
这种飞驰一般的行驶令我十分振奋，我反复喊着加油啊，他也满足我的愿望。
当我们行驶了好长一段时间停下来时，我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一样，那可恶的上海社
交生活，什么要不断成熟起来，什么地下工作的责任和对十分娇嫩的孩子的不必要
的担心，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大笑着，欢跳着，嘴里滔滔不绝地说着，全不管里夏德对我的行为有什么想
法。他搞这次出游，也许是为了考验我的身体耐力。假如他真的是这么聪明，设法
在我们之间建立良好关系，那么他算是选对了方法。这次出游之后，我不再那么拘
谨，我们之间的聊天也更有意义了。这证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重要啊，为了
建立这种关系而冲破严格的地下工作限制，也许是对的。
里夏德从未教过我关于从事秘密工作的规则和理论。为了对同志们的生命负责，
别人的经验也是有用的，但是责任心本身给人的教育最为深刻，想到他们和自己的
安全，就会采取适当的行动。理所当然的是，白天或者傍晚，我要注意观察是否有
人监视我的房子或者我本身。同志们会面之前和之后，我要不动声色地检查一下大
街上的动静。虽然没有人教，我同样也懂得，要尽量多请些资产阶级的客人来，免
得“地下工作的客人”太显眼。
在与里夏德谈话时我发现，他对我与我们的熟人如法本公司的希波、瓦尔特、
威廉律师、伯恩施坦、温格伦一施特恩伯格、普劳特等进行的某些谈话是感兴趣的，
于是我便有目标地邀请客人们来。只要里夏德同意我的想法，我很愿意这样做，从
他的面部表情我会发现，他觉得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
就这样，我通过他的举止几乎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学会了驾驭自己，只要他认为
是重要的，我就能习惯地采取恰当方式与人们谈话。即使他不说，我也明白这对于
他是有用的，现在我可以说，我了解我们的“机关”了。也许我不能向他提供重要
情报，他自己有许多更好的联系，但是也许能形成一幅画面，我对人的性格和行为
的估价，对他们的看法的估价，也许会偶然对经济和政治问题有价值。
我也很快认识到，对于里夏德来说，光事实是不够的。一旦我掌握事实不多时，
他便会问道：“您的想法呢？”
有一次他说：“好，好，这个分析是正确的。”
我要再强调一次，后来也不曾有过我知道自己在为谁工作的激动人心的时刻，
我只了解工作当中的那些事情，随着工作的增加，我知道得越来越清楚。我相信这
很能说明里夏德和他的同志们的工作方法的特点。当然，这期间我的求知欲并未给
我带来什么烦恼。我为自己能在这样一些出色的共产党人圈子里工作而感到幸福，
后面我还要讲述别人的情况。我通过他们的榜样学到许多东西，他们并未有意识地
教我。秘密行动成了第二天性，因为我要保护的那些同志不断地受到威胁，我以同
样的直觉守护他们，像守护我的小儿子一样，这可能是一个奇异的比方。犹如孩子
的轻微哭声唤醒我一样，在同志们周围哪怕有最微小的异常现象和不正常的事情，
都会引起我的警惕。
回顾这段时间，在今天看来，我写给家里的那些信件都过分坦率，不言而喻的
是，这些信从未涉及地下工作，甚至没有丝毫的暗示，我的思想状况则不同。这也
许与我在上海资产阶级社交圈子里为自己所设想的角色有关，从一开始我就是以一
个资产阶级进步分子的面貌出现的，我从来不隐讳自己对中国的兴趣。我认为，在
周围环境允许的条件下，应该找到符合自己身份的行为方式。我不需要绞尽脑汁去
扮演一个纳粹女人的角色，由于种族的原因，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是办不到的。对于
我这样一个人来说，扮演一个“民主进步的知识女性”是最合适的。1933年以后，
对于我来说，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是惟一的可能。从一开始我就必须考虑到，通过随
便一个什么偶然的机会公开我过去的经历，这并不意味着是灾难，一个人在青年时
代曾经是共产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理智”起来，这对于资产阶级的人来说，
不是什么不寻常的道路。通过罗尔夫的职位，我们牢牢地坐在了资产阶级的交椅上，
任何人都不会想到，我会通过与共产党的接触，葬送我的家庭，葬送我们在中国所
创造的一切，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发疯的想法，尤其是作为一个幼小孩子的母亲。
我们在地下工作中的行为是由中国这个特殊环境决定的，一方面在蒋介石政府
之下，民主的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左倾的新闻作品和机构并未遭到禁止，比起纯法西
斯国家，这里对秘密活动给予较多的宽容。在上海的欧洲人，他们生活在法国或者
英国管理下，享受着外国人的特权，他们允许做某些事情，而在希特勒或者日本统
治下以及后来在日本占领的中国地区，秘密工作则会遭到最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
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在反对共产党人方面与他们那些欧洲国家的职业同伙进行着积极
合作，反共活动与一个纯法西斯国家相比并未采取更宽容的形式。
我后来读到的数字表明，从1927到1935年之间牺牲了35万到40万中国共产党人，
只有少数人走出了监狱，大多数人不等进监狱便被枪杀、打死、活埋或者砍头。在
省城里，他们的头颅被悬挂在城市旁的木桩上，用以恐吓老百姓。
秘密工作问题深深影响了我的私生活。离开上海资产阶级社会，罗尔夫在政治
上更接近我。从第一天开始，他对待中国人民的态度就是正确的、积极的。还在我
认识里夏德之前，当我告诉他我盼望着做党的工作时，他急切地请求我放弃这种想
法。他说他正在一个陌生的、困难的国家为谋生而奔波，为了对我和孩子负责，他
必须劝阻我。我错误地估计了自己，总以为自己是十分坚强的，共产党人所面临的
残酷的和血腥的镇压，若是让我遇上，我可能是经受不住的。我似乎也没有想到，
即将出生的孩子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罗尔夫还未从来禁止过我做什么，更未限
制过我的自由，但是这一次他似乎是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意见。
这次争执使我和他都很激动，也就是在这次争执当中，我打定主意，一旦与党
接上关系，绝对不让罗尔夫知道。在里夏德与我第一次谈话时，我就觉得有必要把
这一切都告诉他，里夏德感到很吃惊，显然他从艾格尼斯那里只听到了关于罗尔夫
的好话，这些当然也是对的。
诚实是我们婚姻的基本伦理准则，与其对对方保密或者撒谎，还不如让他受一
次痛苦，对于我们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规矩人就应该这样过日子。
现在，对于我来说一切都变了，在上海的三年里，罗尔夫从来不知道我的住宅
成了地下工作接头的地点，装满情报资料的箱子长期藏在衣橱里。有一部分同志，
他们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他却不认识，有时碰上他们，也只装作是无关紧要的商
人，在他面前我也只好这样对待他们。
我不能与他谈论与我最接近的那些人，也不能谈论成为我生活内容的工作。
在19岁的时候，在给于尔根的信里，关于我与罗尔夫在政治上的分歧写过这样
的话：“每当这种时候，我总觉得他很陌生，告别时，我们没有握手。”
现在的打击更大，并且影响了我们的共同生活。若是想到在中国从事地下工作
的严峻性，或者想一想德国的纳粹时代，就能更好地理解我的反应。比如我参加了
抵抗运动，我的伴侣却警告我，并且不支持我。
罗尔夫对我的态度一如既往是好的，是体贴人微的，在后来的几年里，他忍受
了由于我的工作而造成的分离和困难处境，总是希望保持我们的婚姻。
罗尔夫在上海顺便认识了我们小组里的韩和温，把他们当成了我的语言教师，
关于他们，更多的事情他并不知道。
韩有一副生动的面孔，一天里他要上百次地梳理他散在前额上的过长的头发。
他生性活泼，具有非常敏捷的理解力，这两点促使我们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温
是个沉着而细心的人，我很赞成他那科学的工作方法，这是我自己所没有的。上课
时我给他们读共产国际机关报《国际新闻通讯》，与韩用德文，与温用英文。二人
学习很用功。
关于温，我在给家里的信中这样写道：
1931年5月27日
……我的中国学生令我十分振奋，不是我学得特别多，而是说英语的诱惑力太
大了，这位老师是讨人喜欢的。固然他的英语说得并不好，所以我才给他上课，但
这足以能够判断他是一个出色的聪明人。
1931年11月11日
……今天晚上我的温老师来了，我每周与他讨论一次中国的事情。现在他写了
一本书，关于政府军在农民地区的征收问题，里面有许多统计资料。他送我一本，
还带有一手漂亮的签字。当然我不能阅读它，从他口头叙述来看是有趣的，农民们
被公然地剥夺了大批财富。一个朋友把它译成德文，有100页，超过了小册子的限度……
……昨天参加了温的婚礼。事先我询问有多少客人参加，他回答说：“非常简
单，只有家里人。”130！我们去了，让我大吃一惊，我发现我那友好而俭朴的温老
师穿起了燕尾服。他穿的是“洋服”，他用这种方式逃避那没完没了的中国式婚礼
仪式。这样办事倒也简单，根本不需要什么公职人员，只需由证婚人签署一张纸，
收藏在家里。杨教授是证婚人，他身着一件十分漂亮的衣裳 ＇注＇ ，显得非常亲切。
婚礼上有精美的中国菜肴，席间他的朋友走上台去，一人唱歌，一人吹口琴。
家里人大都带着孩子，有的需要喂奶，有的必须换尿布，要么便是在演出节目
中间咿咿呀呀地说个不停，表现得兴奋不已……
我的老师作为一个国家社会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必须告诉我并说明某些对于
外国人来说不易明白的事情。
1931年12月15日
……从9点到下午3点，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常有趣的郊游。温也和我们在一起。
我们冒着严寒行驶了一个小时到达闵行，这是中国农村，我们立即钻进一家为苦力
们开设的茶馆里去取暖，我们在那里喝茶，吃花生米。最后我们徒步走入一个邻近
的农村，那里的女人们冬天都要糊火柴盒，我们在一旁看着她们，她们每糊1000个
纸盒能挣到30个铜钱，合15芬尼。白天干14个小时，能糊1300个火柴盒。
1932年1月11日
……星期六我与韩乘去南京的列车到无锡，这是一座居住着15万人口的城市，
以它的棉纺织业和丝织业而闻名。
三等车箱里塞得满满的，对于外国人来说，这是不很常见的，但更为有趣……
……棉花像白雪一般覆盖着巨大的田野，这种景象我们在上海郊区经常看见。
现在我们看见的是装满棉花包的帆船停泊在工厂前…… ＇注＇ 关于生产棉花的一切有趣的事情，我只能用一只眼睛观察，因为我对女工们更
感兴趣。
立新棉纺厂有2000工人，其中有1500女工和数百名儿童。每天工作12小时，女
人和儿童有1小时休息，男人没有休息，他们就站在机器旁边一边工作一边用餐。大
多数女工年龄在16到22岁之间，女人的工资每月相当于8到12个马克。多数儿童看上
去只有10岁，在炎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