蚊子。就这样，在陌生的国土上开始了第一个夜晚。
罗尔夫有一个体面的职位，我们常常被请去参加各种晚会，我们也必须回报人
家，有一些女士来拜访我，并且期待着我们回访；这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我厌恶这
样的世界，它与我迄今为止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照。我并不反对这些活动，我明白，
如果我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有朝一日从事地下工作，一种表面的资产阶级生活，是一
个重要保障。
我在一周复一周，一月复一月地等待着党的消息。 摘自给家里的书信：
……上海对于我这样一个总是闲不住的人来说，是无聊的，除非从事职业性的
工作。在家里无事可做，一切都由仆人、厨师和苦力们干。这里热得简直令人无法
忍受。不是炽热，而是潮湿的热。人们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冒汗，汗珠子不是滚
动，而是流淌。
……星期六和星期天是在威廉博士家度过的，他是一位著名律师。一部分客人
打网球，其余人都在花园里的躺椅上躺着，喝茶，喝苏打威士忌，要么吃水果冰淇
淋。威廉博士的口头语是“下等人”。比如说：“那里是不能去的，只有下等人才
去。”完全是个符合我的趣味的人！
……首先再一次为欧洲人唱一首悲歌。女人们都是些不折不扣的享乐动物，既
无职业，又不干家务，对科学和艺术都不感兴趣，甚至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照管。男
人们要好些，因为他们至少还有职业，至少做点工作……昨天去喝茶……总是老一
套，这种事情我和德国人、白俄（俄国流亡者）、美国人干过多次。开头是聊几句
关于桥牌和麻将的话题，然后便谈论最近一次赛狗，刚看过的电影等等，电影院充
斥着美国有声电影，大多是内容低俗的歌舞剧和说唱剧，它们倾倒了这里的所有人。
……最近上演了《小高尔夫》，在上海大受欢迎。如果我们学会了打麻将、玩
桥牌和斥骂雇员，我们就成了百分之百的上海人……
……伯恩斯坦（来自布莱斯劳）是个光棍汉，是个有点古怪的人。战争期间
（1914—1918），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死里逃生，“他的最美好的岁月”是作为平
民战俘在英属印度度过的，他在那里跟朋友们吃美食，从事体育活动。当和平到来
时，他们说“和平爆发了”。在他看来，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是个重要问题。但
是世界上也有一些人，对于他们来说，能否吃饱肚子更重要。这一点，他是不理解
的。他大量出卖火车头，并收获了许多“面包”，为奥伦斯坦＆科佩尔（柏林一家
企业，具有3600万马克资本。柏林工人称呼它为“奥伦猪油和干鼻涕”）。
……库克老师是一个青年人，棕色头发梳得光光的，中间分缝，一双张得大大
的眼睛，戴着一副角架眼镜。本来他想养牲口，现在却在带孩子（在上海一家德国
人学校里）。
每个星期天上午，他都去市交响乐团听音乐会，听得如醉如痴，边听边吃无花
果。每个星期天下午，他都去打曲棍球，跟德国队对大胡子细腿的印度警察。
还有一对夫妇姓勘，妻子是这里德国剧团的灵魂，丈夫是一家俱乐部（艺术家
俱乐部）的灵魂，职业是交易所经济人。照理他应该干自己的本职工作，因为这种
俱乐部根本不吸引人，遗憾。对罗尔夫可能是件好差事。
……希波 ＇注＇ 博士是法本公司的职员。据说他的父母很富有，在德国有财产或
者宫殿，或者类似的东西。他有大约300张唱片，在电影《雪橇的奇迹》中参与过滑
雪。他有一只眼球是玻璃的，好眼球在汽车赛时丢掉了。他喜欢罗尔夫，因为他说
话不多，安静与和谐给这个没有主见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星期六我们应邀去施图姆夫教授家里，他是中德大学的工程师。他在这里创立
了一家“德式武器公司”，现在结婚了，婚礼时还收到他那威廉二世皇帝陛下拍来
的电报。我相信，我们若去参加婚礼，可能会发生不幸。
……最近参加了温格伦一施特恩伯格家的招待会。妻子是凯塞灵伯爵的妹妹。
二人，她和他，都很有才华，过分的肥胖。温格伦一施特恩伯格的哥哥是波罗的海
白卫军的男爵，曾卷入反动的间谍案。
……我写信告诉过你们，罗尔夫是楚克迈耶《奎本尼克上尉》的导演。所有参
加演出的人都非常热心。为这事总领事吕德·封·科伦贝格·波迪希海姆还写来一
封长信，请求不要上演这出戏。“这出令人作呕的戏……剧团应该竭力保持高水平，
对于剧中所表现的那些可怜家伙，人们不可能表示同惰，只能引起反感。”
……这封信是不近情理的。罗尔夫和瓦尔特提出了抗议。剧团没有冒险上演这
出戏，人们也无法改变这老傻瓜。
……昨天晚上在切斯特弗利茨家里。他是这里最大的交易所经济人公司的老板，
他是个美国人，非常富有。
星期六我们举行了一个12人的茶话会，到会的有松本，这是一个漂亮的日本人，
住在伯恩施坦那里，他是乌发电影公司的代理人（我们觉得他是在为自己的政府工
作）。还有法本公司的魏灵和希波，科尔夫，梅尔询公司老板，福格尔博士，他是
驻当地德国商会会长。福格尔和科尔夫比这里通常人显得明智，我们将同他们进行
一次划船。詹姆松，市政局工程师部领导人，他是个疯疯癫癫的单身汉，送给我们
用于小花园的花肥，因为这是他的业余爱好。梅兰斯，罗尔夫的英国同事，我们的
三明治他一块都不动，因为它们是打开着的，而不是按照英国习惯把它们合起来供
人食用！童和普劳特都是远洋新闻处的，还有一个名叫索乌尔的美国人，他是市政
局的。他的妻子是一个葡萄牙人，生于本地，她讲了下面一段故事：有一次外出郊
游，他同一个农民说话时，那农民问她，“您讲中国话，可您先生只会讲三个字，
他在中国多长时间了？”“三十年”。“那么说，学会一个中国字，需要十年时间
喽。”这就是那个农民的惊讶的回答。
……你为我适应这里的社交活动感到高兴，遗憾的是，从未听见过狠嚎，只能
听见羊在咩咩叫。
在我写这些信的时候，我的真实生活内容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的样子。这是后
话。我回头再讲讲在上海最初几周和几个月的经历。除了忍受炎热、无聊和我在上
海“社交界”所遇到的困难之外，在最初几周同中国人丝毫未发生关系。我见到的
是肮脏、贫穷和残酷。我那实现兄弟般团结的愿望，我那很想接触人的努力，都失
败了。我们心自问，我是不是只能在理论上做个共产党人，不懂得这里的实践完全
不同于在家里？
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因为我不断的恶心。我天天呕吐，身体日渐消瘦。
医生们担心我不适应这里的气候，他们把一切都归咎于生活没有规律。直到10月份，
我的健康状况才见好转，当然，我感觉到“肠子在蠕动”。医生诊断说，不是肠子，
而是孩子在蠕动。我已经有了5个月的身孕，却没有一个医生做过这方面的检查。现
在我高兴了，“命运”做出了另外的决定，完全不同于我们的计划，再有4个月，宝
宝就要出世了。
天气稍微凉爽以后，我便出去逛大街，假日时，我和罗尔夫去郊游。我读了许
多书，上中国语言课，我对自己的进步感到非常高兴。在不知不觉之中我习惯了这
个国家，看到了它的人的素质，周围环境的美，享受着它的文化。特别是我在设法
理解政治事件方面取得了深入的认识。
1930年10月28日—30日
昨天，星期天，我们搭乘公共汽车出游了一段，在中国人中间，我们是惟一的
欧洲人，别人都有自己的汽车，要么根本不出游。在一条河旁我们走下车来，发现
了非常好的道路。偶尔见到一座小村庄和农民住房、竹林、棉花地，到处都是棉花。
上海居住着300多万人口。在外国人聚居区里住着4。8万外国人和140万中国人，
另外160万中国人居住在闸北中国人城区。外国人中大约有18万日本人 ＇注＇ ，6000白
俄人（流亡者），7500英国人，1400法国人，1800美国人，2000印度人，1300葡萄
牙人，1400德国人。这期间我了解了各种各样关于中国的事情。这里的共产党人在
三个所谓红色省份里力量最为强大：它们是江西、湖南、湖北，它们合在一起像德
国一样大，有全德国那样多的人口。它们都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农村里有公共的
土地和谷仓，没有大地主等等。这些省份里的红军合在一起有15万人，在他们背后
是数百万有组织的农村和城市居民。
……两个月之前，蒋介石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共运动”，要在4月份彻底消灭所
有的红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军出动了35万人进入红色省份。
……外国势力自然都支持蒋介石。这里的121艘外国战船当中的大部分都游弋在
扬子江上，与中国舰队一道攻击两岸和江上的红军。
……下面的事情也有助于了解这里的形势：南京中央政府（蒋介石）在许多省
份根本没有影响，这个国家的大部分领土是由将军们私自管理和指挥的。每个将军
都有自己的士兵，将军们之间的战争蹂躏了这个国家。在有些地方，南京的将军们
和地方将军们互相调剂，比如在剥削他们管辖的省份方面，他们的兵力也互相调剂，
因为他们的驻地社会条件十分恶劣。
我一直还未与党建立起联系。我暗示给我哥哥，同志们在德国似乎尚未采取什
么措施。现在我希望得到随便什么消息。虽然这在中国对于已婚欧洲女人来说通常
并非如此，但我还是竭力要做些事情，直到我知道自己要生孩子，才停止这种努力。
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工作机会。
1930年10月21日
令人非常高兴的是，我到底还是找到了一份有趣的半日制工作。我曾经提到过
普劳特，远洋国民电报公司的领导人。首先我为他建立一个政治档案室，搜集德文
和英文新闻剪报……
1930年10月30日
我的工作非常有趣，普劳特是个非常喜欢摆架子的人，但他确实是个了不起的
亚洲和中国通，我从中也得到许多好处，每当我刨根问底地向他请教时，他总是不
厌其详地给我解释一切，当然，政治上是片面的。
通过普劳特我结识了许多新闻记者，其中就有塔斯社的代表。以资产阶级女人
的身份出现在这位同志面前，令我感到十分痛苦。有时我会想，你为什么不去拜访
他，把一切都告诉他，说你是一名党员，感到十分孤独？但是，我清醒地意识到，
不能这样做。
普劳特认识住在上海的美国女作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在德国时，我就怀着
激动的心情读过她的《大地之子》，在这本书里她描写自己那充满辛酸与贫困的生
活。艾格尼斯是一个非技术工人的女儿。她父亲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她是作
为刷盘子女工和摘烟叶女工挣钱读大学的。后来她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上的大学里
工作了多年。她在印度生活过，参加过那里的革命活动。关于她的生平，我在柏林
时，大概是1929年或者1930年，还有过一次奇特的经历。当时党在波茨坦广场组织
了一次大型书展。扬·赫特菲尔德负责布置展览厅。每天晚上我们的宣传鼓动队都
在那里演出。展览搞了4周，从14点到22点开馆。
有一次两个印度人来到我的书摊前，我想把艾格尼斯·史沫特莱的《大地之子》
卖给他们，还讲述了书的内容。我详详细细地讲述了艾格尼斯跟一个印度人结婚，
后来又离婚的事情。二人当中那个年长的说：“全都对，我就是跟艾格尼斯结婚的
那个印度人。”
我知道艾格尼斯作为资产阶级的《法兰克福报》记者在中国工作，她自己却左
倾得多。我很想认识她，却总觉得有什么东西阻碍我去接近在我看来如此了不起的
人物。
普劳特知道我的愿望以后，便在电话里把我介绍给她。我记得我们约好第二天
见面，我向她描述自己：“23岁，身高1。70米，黑头发，大鼻子。”她纵情大笑，
回答说：“34岁，中等身材，无特殊标志。”
次日是11月7日，俄国革命13周年。我为我们的住宅买了红玫瑰，至少提醒自己
记住这一天。在共产主义青年团里庆祝11月7日多么好啊！
我们约好在市中心见面，立即互相辨认出来。艾格尼斯手里捧着一束红玫瑰，
跟我家的红玫瑰一模一样，她要把它送给塔斯社的代表，祝贺11月7日。
我记得，我们坐在震旦饭店的咖啡厅里，艾格尼斯刨根问底地盘问了我一通，
由于我知道她的信仰，而且非常喜欢她，自从在上海生活以来，我第一次丝毫未隐
瞒自己的世界观。我提到我为自己的孤独而感到不幸，但我未请求她帮助我建立联
系，因为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党员。
关于这次会见，我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1930年11月10日
……艾格尼斯看起来像一个聪明的女工。穿着朴素，稀疏的棕色头发，非常活
泼的、灰色的大眼睛，她有一张虽不漂亮但却端正的脸庞。当她往后梳理头发时，
人们可以看见她那巨大而隆起的前额。她在这里生活得并不轻松。欧洲人拒绝跟她
来往，因为艾格尼斯彻底伤害了他们。当年她抵达上海时，封建的美国俱乐部为她
举行了一个茶会。艾格尼斯去了，她对一切中国东西都非常感兴趣，她问是否有中
国人参加，回答说：没有，我们这里没有中国人会员。她又问道：也没有中国人顾
客？回答说：中国人不许进俱乐部。听了这话，她起身走了。
英国人最恨她，因为她从前为印度革命运动工作过。
中国在一步一步地观察她，尽管她确实是《法兰克福报》驻这里的记者。
艾格尼斯和我成了亲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