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公园路25a；不久形势变得十分危险，我的客人们都匆匆忙忙离开了。
8月23日，也就是苏联和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那一天，我在苏黎世遇见
赫尔曼。我们讨论了好几个钟头，能与一个有经验的同志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对于
我是有益的。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促使我们思考许多许多。我们知
道，西方势力希望共产主义的苏联和纳粹德国两败俱，他们做个幸灾乐祸的第三者，
应该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是人们必须排除感情因素，只有用理智才能做出正确
反应。
大约在同一时间，我等来了吉姆。14天之前，伦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最后告
别了他的房东，自称去伦敦长期度假，实际上他去了泰格恩湖畔 ＇注＇ 。他想再一次
重返法兰克福去放置燃烧剂。他打算把小炸药包放进齐佩林飞船的船舱里，燃烧之
前他应该远离那里。现在他在泰格恩湖畔等待着吉姆的返回和我的最后指示。
我十分不安地注视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伦也开始担心战争是否会使他无法在德
国住下去。他居住的那家饭店客人越来越少，伦已经是那里的惟一外国人。法兰克
福的情况也不会是另外一副样子。他的任务是等待吉姆，执行关于齐佩林飞船的计
划。这期间我问过中央，两个英国人在这种形势下要不要留在德国，还在吉姆的逗
留期间，我得到消息，把他们二人接到瑞上来，并把他们训练成报务员。我们立即
给伦发去一封电报，恰好在战争爆发之前，他到达蒙特吕斯。
8月27日瑞士军队实行总动员。库克斯的最后一批客人匆匆离去，饭店都空了，
商店也都关了门，只有小副食品商店为农民敞开着。我们像所有瑞士人那样，为了
应付战争危险，购买了两个月的食品储存起来。
9月正日，但泽被希特勒军队占领。我想起了在那里的我的那些朋友们。他们处
境怎样？他们的工作现在显得特别重要。幸好这时我们的发报机已经准备停当。
随着希特勒军队入侵波兰，1939年9月3日宣战。
致父母亲的信：
1939年9月5日
事情终于走到了这一步，人们对它还根本无法理解。请尽快写信告诉我，它对
你们有多大影响。我们可以继续享受这个国家的客居权利。我将继续住在这座山上。
我的许可证即将到期，但是人们会给我延长，因为我无处可去。在这里日子过得是
寂寞的。火车交通受到很大限制，我只能很少有机会下山去……
令人奇怪的是，落日仍然时刻是那么美丽和宁静，孩子们那无拘无束的快乐心
情，令我感到十分陌生。
1939年10月寄往伦敦
我现在听不到你们多少消息，信件走得很慢。这中间我将寄出一些用英文写的
明信片，它们肯定会走得较快。我无事可做，只能偶尔帮助农民割草。流亡者不许
得到帮助。这里山上组织了红十字。但是除了往枕头上缝镶边之外，我无事可做。
我觉得自己像是这个时代的寄生虫。所以我报名为伤员输血。
上周我去了日内瓦。布莱洛赫一家请我在那里过夜。他们一直还是特别友好。
罗伯特·戴尔也在那里。对于他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他的精力充沛得惊人。我们交
谈得十分热烈。
帮助农民割草是我一天的工作。每两周我在夜间发一次电报。每次拜访布莱洛
赫，我常常向中央发一次电报。
我是在别有用心地窃听那些与我要好，友好地接待和信赖我的人们吗？如果这
样看就错了。我对国际上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准确地追踪着各种事件，这使我有可
能在较高的水平上讨论这些问题，而像罗伯特·戴尔这样信息灵通的新闻记者感到
高兴。其实我与他谈话时也并无特殊目的。自然，由于经历的多，也就练出了这样
一种本领，常常把讨论引到对苏联有益的事物和意见上来。在这些谈话中，比如说
我所得到的关于互不侵犯条约或者关于战争开始的解释，在国际联盟工作人员圈子
里远比国际联盟各国的报纸上的反应多得多。当时没有可供我利用的军事情报，但
政治情报对于中央也是有意义的。我每次去日内瓦都尽量与熟人们谈话，回来时虽
然两手空空，但脑袋却不是空的。
伦和吉姆住进了蒙特吕斯“伊丽莎白”公寓。在一家店铺里我发现了一件讨人
喜欢的儿童玩具，经过换算只相当于七个马克，我立即把它买下来，这是一个带键
盘、蜂音器、手电筒电池和密码的莫尔斯发报器。下午米沙用它玩耍，米沙上学的
时候，吉姆和伦拿它做试验，借此进入有规律的学习。
9月底或者10月初，赫尔曼想利用我的丰富经验帮助他组装一台发报机。赫尔曼
在我这里住了几天。当他在二层楼上摆弄发报机时，来了两个瑞土秘密警察局的官
员。我让奥罗去警告赫尔曼，他迅速把发报机零件收拾起来，但我不能隐瞒他在我
家里。他必须出示自己的证件，我做出一副尴尬的样子，因为我是一个正在办理离
婚的年轻女人，在我家里却被人发现有一个年轻男人。我已经不记得关于我们的收
音机他们问了一些什么问题。我们希望这次来访只是例行公事，自从战争以来，形
势的恶化是常见的事情。
瑞土的气氛变得非常紧张和敏感。反间谍组织在加班加点地工作。日内瓦作为
国际联盟所在地是一个国际性的焦点，它吸引着各国的特务和一系列不明身份的外
国人，在这座城市里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
随着战争的开始，业余通讯联系被禁止。这样一来像我这台个别的发报机很容
易被发现。瑞士的探测技术手段远比波兰发达。
总动员以后，一队瑞土士兵，大约有30人，迁入我们房子上边一座废弃的木板
房里，距离我们大约有200米，这种条件对于我的工作是不利的。
秘密警察局的官员到家里来过之后，赫尔曼和我在漆黑的夜里，把我们的发报
机藏到“鼹鼠岗”下边茂密的森林里。我们在房子右手的森林里有一个良好的隐藏
处，但是站岗的哨兵或许能够从木板房那里听见或者看见我们。下山既陡峭又没有
道路，我们只能尽量轻轻地行动。把两个像唱机那么大的发报机在黑暗中埋藏在树
根和灌木丛中，要花费艰难的劳动。我们爬行着，浑身浸透汗水，两只脚是湿的，
双手也划破了，我们紧紧地抓住灌木再爬上来。
忽然，赫尔曼气喘吁吁地停下来。
“轻点，赫尔曼，轻点，”我悄声对他说。
当他又能说话时，他告诉我：“用一叶肺，这可没那么简单。”这时我才知道，
他在西班牙丧失了一叶肺。
我们必须考虑，官员的来访可能会带来什么后果，令我们特别担心的是，赫尔
曼持的是芬兰护照，我们仔细商议了，万一他被捕，我们应该怎样说。
次日清晨有两个陌生人沿着直通我们房子的小道走了下来。在远处我们就看见
了他们。我们已经把发报机藏起来了，零件也不在屋里，我们不能让奥罗和孩子受
到干扰。赫尔曼非常镇定地看着他们，我心想，他要说的话，一定会与我要说的话
一样。
两个陌生人来到近处，原来是两个士兵。他们围着我们的房子转了一圈，多次
停下来，不一会儿便又撤回去了。这是一次令人奇怪的，无法解释的行动。
几天以后我接到通知，说瑞士安全部门的什么人要在洛桑一家咖啡店与我见面。
那是一个官员，他彬彬有礼地询问了我的生活状况。最后他说：他们得到暗示，
说我有发电报的可能性。库克斯那家小副食店的送货姑娘揭发了我。他确实是用的
揭发这个词。有一次她来我家送货时，发现了一个莫尔斯键盘。我笑了，我提议到
附近一家玩具商店去参观一下那件危险东西，要么干脆买下来给那姑娘去演示一番。
若是商店里没有这种玩具，索性我们一同上山到我家里。当然我不知道那玩具能不
能用，因为它是我那个9岁儿子的东西。那官员挥手作罢，尽管我又请求了一遍。然
后我便不再说什么，免得使这件事情比官员想象的更重要。针对他的问话，我告诉
他我们是流亡者，我父亲在英国当教授，我仰仗自己存放在英国的财产和已经与我
离婚的丈夫的支持过活。
我还准备了他提问赫尔曼时该说的话，他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官员临走之前，
我对他说，我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人们在中立的民主的瑞士不信任德国人，不信
任这些被希特勒迫害的人，却不把精力集中起来对付德国纳粹，在瑞士有许多这样
的人。我说的是真话，我相信他说的也是真话：“我宁愿上百次地做这样的事情。”
我说我在英国有存款，这是确实的。我在那里一家银行始终存着节约了三个月
的生活费，作为孩子们的保险，以备万一我遇到什么不测，或者突然离去之用。在
英国有一笔存款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必要的。中央用它来支付我和我们小组费用。战
争爆发不久，英国便封锁了支付英镑的可能性，于是我们陷入了财政困境。
据我判断，我并未受到监视，在短暂的停顿之后，我又开始发电报。这一次是
伦帮助我把发报机挖出来的。
尽管森林里的隐藏处相对来说是安全的，但不方便，费事并且只能在黑暗中去
寻找，所以我们决定在房子里准备一个地方，应付“不太危险的情况”。我们觉得
堆煤的仓库合适。吉姆请木匠做了一个发报机大小的箱子。借口说往美国寄珍贵家
庭用具，为了长途运输保险起见，他请求做得细致并有防水外壳（当时一切都需要
说明）。这箱子是一位优秀木匠的杰作。可惜的是被我们埋在了仓库的地里，吉姆
和伦把仓库的地板撬起来，挖了一个半米深的洞，然后再把地板放回去，把煤堆在
上面。我们可以随时进入仓库，而不致引起疑心，遇到危险情况时，便把我们的发
报机放进箱子里。若是用今天的方法发现金属，这个深洞和洞上面的大煤堆可能是
不管用的，但在当时这是一个有用的隐藏处。
吉姆和伦按时到我这里来，借助玩具热心学习并且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有时他
一整天都留在我这里。他们不只是学习无线电发报，而且也学习理论和组装发报机。
我把自己在苏联学校里花几个月时间学到的东西全部教给他们。人们都知道我丈夫
离开了我，而我正想着重新结婚，这一点使他们的来访显得合法。
吉姆一直情绪很好，伦则是个感情细腻的人，他热爱大自然，对我的孩子感兴
趣，与粗扩、灵巧的吉姆相比，我更喜欢他。吉姆的机智，他的组织能力和迅速结
交朋友的能力显得更有希望。他与生活在蒙特吕斯的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的妹妹开始
保持一种暧昧关系。她爱上了他，凡是他想知道的事情，她都告诉他。
伦和吉姆共同住在蒙特吕斯公寓期间，我发现他们的关系恶化了。当我问到原
因时，伦说他那些性格在西班牙时是没有余地的，现在在吉姆身上全都表露出来。
说他自私，大想过舒服日子。但是我们丝毫未想到政治上不诚实或者双重人格的可
能性。照我的看法，他当时还不是这样。
从年初开始我就设法办理离婚手续。罗尔夫留下一封信，它可以减轻办理当中
的麻烦。我多次去律师事务所和行政机关，才看到一线成功的希望。可当假结婚的
可能性眼看着成为现实的时候，吉姆开始犹豫了，他说他必须向我坦自承认，他在
去西班牙之前，曾经在英国答应和一个姑娘结婚，恰好在这时，他去了西班牙。现
在提到结婚，他又想起了这件事情。看样子我只得选择和伦结婚。伦比我年轻好几
岁，对于我来说是无所谓的，否则通过谁获得英国公民资格。
我不喜欢吉姆的解释。要么是结婚的谎言（后来我听说那姑娘怀孕了）促使他
去了西班牙，而不是出于政治动机，要么这条理由是他编出来躲避形式婚姻的，而
这种形式婚姻对于我来说是重要的，也是中央希望的。
伦同意假结婚。我向他保证，他完全可以信赖我，只要他需要，我可以办理离
婚。我当时不明白他为何答应得这么痛快，他说没有我的进一步解释，他也理解这
种纸面上结婚的意义。
35年以后，当我们手挽手在施普雷河畔进行春天的散步时，为了写这本书，我
们设法回忆当时的情况，我曾经问伦：
“你从什么时候意识到，你是喜欢我的？”
“小说里总是说，爱是第一眼的事情。在维维伊平价商店前我们第一次秘密接
头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你。”
我十分惊讶地说：“我至今也未料到，你从那时候就已经……”
他回答说：“我也是长时间都未觉察。”这一段故事引得我们一起大笑起来。
就在吉姆和伦住在蒙特吕斯并逐步学会了操纵莫尔斯发报机的时候，我才深入
了解了伦。当时像今天一样，我感到自己是大自然中最幸福的人，我常常出去漫步。
吉姆身体懒散，他总是留在房前的草地上，但伦愿意跟着我去漫步。在1939年初秋
进行的这些散步过程中，他开始较多地谈到自己的身世。他是一个孤儿，父亲在战
争中牺牲了，从未见过儿子。母亲想放弃这男孩，一个铁路工人家庭有偿地接受了
这孩子。母亲还来看过他几次，并对刚刚六岁的孩子说：“假期我再来。”男孩计
算着日期，当假期开始的时候，每天早晨他都站在铁路工人家的房子前面，火车就
从这里经过。他能听见火车进站的声音，每天早晨他都产生一种新的信念，母亲今
天一定会来的。但是她没有来。这个假期未来，下一个假期也未来。她根本不再来，
并停止了付钱。这男孩觉得自己被人以一种可怕的方式抛弃了。
我叙述这些并不是把它当做一段伤感的故事，我讲述这段故事，是因为他再未
见过面的这位母亲的行为方式，对伦对待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