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重回中国，拜访了她在上海的旧日的住宅，在北京会见了昔日的老朋友陈翰笙
老人，面对半个世纪的沧桑变化，这位德国老人一定会有许多感慨，据说老人回国
后还写了重返中国的游记，我未亲眼见过，只是听说而已。如今这位老人，虽然在
生活上仍能自理，但从我们的通信可以看出，她已无力从事写作，每次回信都是一
两句话，从笔迹看，似乎都是躺在床上写的。去年我在给她的一封信中，曾经祝愿
她以硬朗的体魄迎接即将来临的下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如今我再次以同样的祝愿
结束这篇译者前言。
1999年1月11日
卷一
母亲于1947年过世之后，她那6个早已长大成人的孩子，发现了许多保存得十分
完好的信件，这都是他们当年写给父母的，每个人都拿走了自己写的那一部分。
我双手捧着自己写的最早的一封信，上面是一个10岁女孩的手迹，这封信写于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8年那个饥饿的年代，即德国革命8个月以前。我由于过分
消瘦，被送到乡下朋友家，他们家有一个年龄和我一样大小的女儿。
大马尔岑斯，1918年3月30日
亲爱的妈妈！接到你的明信片我非常高兴。白天我一点都不想你们，只有晚上
躺在床上才想。今天我跟埃尔娜的爷爷冯格胡特先生聊天来着，他问了许多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是：你爸爸有一大笔财产吧？对于这个问题，我回答说：是！然后就
吃晚饭。首先上来满满一大盆煎土豆，冯格胡特先生说：埃尔娜一个人便能吃光它！
接着又端上一盆来，土豆上漂着一层猪油。土豆里有四个鸡蛋和一些小块肥肉。饭
后还能吃到香草汁泡果冻。然后我撑得要死一般上床睡觉。
你的幸福的女儿向你问好。
你能想到吗，我住在这里，一顿饭能吃四个三明治？这里还有别的好东西。一
点不假。
这一年的夏天，我和我那刚刚6岁的小妹妹被送进一家北海边的柏林市幼儿园。
这小妹还从未离过家，常常哭闹。我管她叫“哭百精”。
1918年7月
亲爱的妈妈……哭百精接到信很高兴，不过，若是每一次哭鼻子都得给她一块
糖吃，整个柏林很快就会被吃穷的。吃饭时她不再挨近我，但是你以为这会对她不
方便吗？她反倒高兴我不再唠叨她吃饭要守规矩。她总是先从面包的周围吃起，最
后再吃那一块涂得厚厚的黄油。总的来说，我们吃得又快又多，当然也讲节约。这
里的阿姨说，柏林没有土豆。平时哭百精还是听话的。每天晚上她都把我纠缠个半
死。
1918年8月
亲爱的妈妈，你想想看，哭百精体重增加了三磅，我增加了四磅！我告诉你点
儿事情。有一批货物应该拉走，准备好了600份三明治，捆好的箱子都送到楼下，清
晨就应该把它们拉走，可突然来了一封电报，说是汉堡罢工了，无法开车，直到现
在它们还在那里。
我多次跟市参议员拉布诺先生谈话，他正住在这里。他净提那些很难回答的问
题，对于我来说，像参加国家考试一样。拉布诺先生说，他总觉得爸爸是个“Pazi
mist” ＇注＇ 。我猜想这个词是这样写的，它的意思是“拥护和平”。
亲爱的妈妈，请你留神下面的忏悔：我的围裙撕了一个无法补的洞，哭百精的
裙子彻底烂了，只剩下两个蝴蝶结。
我的青年时代的一大特点是，我们居住的施拉赫滕湖畔那个大别墅与我们相当
俭朴的生活水平是矛盾的。父亲的学术活动是服务于工人阶级利益的。他的名字叫
雷内·罗伯特·库钦斯基，他的职业是经济学家。父亲的收入对于这样一个大家庭
来说并不很高。通货膨胀那几年情况变得更为严峻。我们生活得当然很快活，但是
比人们想象的俭朴得多。这栋宽敞的大房子是我一位有钱的爷爷购置的。我们这些
无忧无虑的孩子，还常常拿母亲的节俭开玩笑。
这里有一封信，是1923年夏天写的，那时我结束了十年制学校生活，已经16岁
了，已经懂得什么叫“Pazifist”。通货膨胀开始了，在一次学生暑假旅行时，我
给家里寄了一张明信片。 1923年7月11日
……这里的物价令人毛骨悚然，我只好向别人借了5万马克。值得庆幸的是，我
们用粮票可以买到面包。千万别寄帽子来。如果你想寄什么，那就寄香肠吧！在这
里卖四分之一磅香肠，得花费15000马克。如果你想寄点什么，或许可以寄点砂糖，
不是十分必要，不过，有总归还是好的……
1923年8月份，父亲和母亲外出旅行去了。我从家里给他们写去一封信：
亲爱的爸爸，寄给你的上一封信，最令我高兴，因为在这封信之后，你们自己
该回来了。今天发生了大骚动，由于美元跃升到三百万 ＇注＇ ，我们上午和下午都在
采购。
对于你来说大有希望，《采伦多夫报》社论的头一句话就是：统计学家是德国
的未来。
妈妈，家里连一克砂糖都没有。这大可怕了。爸爸过生日那天肯定不会有人的。
说起面粉来，是的，我找到6张粮票，可我早就用光了，孩子们特别能吃。
这里所说的“孩子们”，指的是我那些小妹妹和年长我两岁的哥哥于尔根。
1924年，我在柏林西北区密特尔大街R·L·卜拉格尔法学与国家学书店开始学
徒生涯。
近两年来，我几乎只阅读进步书籍，有意识地观察少数人的富裕，多数人的贫
穷，观察街头巷尾那些乞讨的失业者，思考着这个世界的不公正以及如何铲除这种
不公正。除此之外，还有在家庭和学徒生活之间的鲜明对比。成年人充满了恐怖，
他们每个月底都因面临解雇危险而胆战心惊。我的女友玛尔泰是第一个牺牲品。
海因茨·阿尔特曼，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也在这家书店学徒，是他第一个推
动我加入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
在学徒期间，我从度假的地方写过一封信。
1925年8月
……在这座深山里，我感到无比幸福。其实，我根本不在乎这里的风景有多么
美，因为我无法与卜拉格尔那里的9小时工作日相比较，在那里只有工作，而在这里
人们会干脆忘掉柏林。昨天收到你寄来的明信片，妈妈，我只想请求你，不论多么
省钱，尽可能不用那些冰河时代的邮票，因为现在的邮差不同于当年的邮差，我必
须接受欠邮资处罚。
于尔根 ＇注＇ 也该在他的“马克思”空闲当中写封信来。我收到好多好多信件，
连采伦多夫西站的剪票员都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
亲爱的于尔根，光阅读马克思的书是枯燥的，困难的，令人费解的。我现在正
读魏特福格尔的《市民社会史》，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更容易懂。
还有一封信是从施拉赫滕湖寄给外出旅行的父母的。
1925年9月9日
亲爱的爸妈，你们的消息真是既无内容又少得可怜，况且在妈妈的明信片上只
能读到一半。
星期天是国际青年节，有一万多青年人参加，非常令人高兴。你们什么时候回
家？你们尽管在外面多玩几天，家里没有你们一切都十分正常，即使再有一周时间
也没有问题。
最近将有一个青年工人代表团去俄国。如果我的下一张明信片来自苏俄，你们
用不着惊讶。遗憾的是这美差轮不到我。
在共青团里有许多事情要做。写完这封信，我要立即为明天写一个关于“工会
与青年工人”的报告。现在我们全部工作的百分之七十五必须是工会工作。
学徒第二年的暑假，我是在阿伦舒普度过的。
1926年8月3日
向全家问好！这里可是好极了。我住在一位老太太家，一间屋有被褥，没有膳
食，每周15马克……我的对面还住着另外一位男客。为了避免这惟一的一把钥匙带
来麻烦，我跳窗户进我的卧室。
阿丽丝姑姑 ＇注＇ 待我非常好，她的衣服可太难看了，她的星期天礼服背后有24
颗扣子，我总是帮助她系扣子。
瞧瞧这里的读者吧：有大约50份《新闻报》 ＇注＇ 和6份《弗斯报》 ＇注＇ 供村里的
客人阅读。
在以后的几年里，父亲为了研究美国金融资本，去美利坚合众国做了6个月的研
究工作。由于母亲也跟他去美国，这段时间里由一位熟悉的女人主持家务，我成了
“一家之主”。当我哥哥于尔根于1926年去美国读博士时，我往美国写过许多信。
1926年9月，施拉赫滕湖
亲爱的妈妈，这是寄往美国的第一封信。我只能相信你那母性的感觉对12天以
前发生的小事情仍然感兴趣。事实上什么也没发生。可以向你证明的是，你虽然不
在，可家里的一切依然按部就班。莱尼 ＇注＇ 越来越滑稽。凡是看见她的人，都喜欢
她。转告爸爸和于尔根，昨天在体育馆举行了反对与霍亨佐隆和解的抗议集会，有
2万人参加。上千人未能入场。雷德波 ＇注＇ 发表了演说，坐在最后一个位置上都能听
清楚。然后是台尔曼。社会主义医生联盟的弗里德兰德、威廉·皮克、安娜·舒尔
采、德国社会民主党赴俄代表。爸爸若是在家，一定也会发言的。这个会给人的印
象特别深刻。
父亲是没收诸侯财产委员会主席，他发起并组织了1926年6月反对补偿诸侯的公
民表决。
从5月份以来，我就是共产党员了。这一年的春天我在德国共产党内不知疲倦地
为这场人民公决而工作。有一次在一个月当中我有24个晚上未回家，于是母亲便请
求父亲跟我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当他指责我为什么总是不回家时，我回答说：
“爸爸，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人民公决呀。”于是我们相视大笑起来。
1926年9月
亲爱的妈妈，莱尼成了家里的中心。一个母亲像你这样，总是吃亏的，她无法
看到自己不在家时孩子们是多么可爱，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自从你离家以后，不
管是宾欣 ＇注＇ 还是莱尼，无论出什么事，既不哭也不闹。
跟小家伙们在一起真好玩儿，只要不参加党的活动，我还是宁愿留在家里。小
家伙们离不开我，如果哪一次我不在家，他们会生气的。
我们大家一致希望妈妈立即不要再干涉家里的事物，如推荐菜谱，用什么工具
打扫室内卫生，告诫大伙儿如何与亲友交往以及生活中的一切别的窍门儿。
1926年9月20日，施拉赫滕湖
亲爱的于尔根！工作特多。正准备庆祝11月7日。跟采伦多夫的同志们在排练一
个朗诵节目。星期天举行了一次人数可观的游行和集会，纪念阿姆斯特丹 ＇注＇ 国际
工会成立25周年。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同志令我大为恼火，他是一个工会干部，要我
们把手里举的标语从队伍中去掉。尽管大家都表示反对，他还是走过来把它撕了个
粉碎。标语写的是“加入工会，投入阶级斗争”。那些先生们觉得这太激进，他们
总是持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看法。其实，在我们党内一个青年人的话，只要是正
确的，都会像老同志的话一样受到尊重。可在工会里，这话都要被打断，他们会说
“我们在工会的时间像你们的年龄一样，你们想干什么？”
把这些话写到美国去，告诉你，简直是愚蠢，可我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告诉
你什么呢？只能讲些我经历的事情。
致于尔根：
1926年9月
昨天晚上你银行里那个朋友 ＇注＇ 来过。他是晚上8点半钟出去的，12点钟左右他
决定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21日他第一次跟我和……当我们读到工人运动时，我
大大地称赞了一番那些自然之友，最后我说：“我相信，如果人们认清了阶级斗争
和革命的必要性，就应该加入直接从事阶级斗争的组织，这是走向革命的最直接的
道路。”我并未刻意美化共产主义青年团，尽量降低他的理想主义，送给他一大堆
材料。我不知道他能否找到门路。
致于尔根：
1926年10月
……你的信来得正是时候，这就是说，信是在我不愉快的时刻到达的，它给我
带来了好心情。罗尔夫 ＇注＇ 陪我在回家的路上走到施大格利茨。我们谈到俄国，谈
到无产阶级专政等等。他总觉得工人阶级毫无能力从事最微小的建设，尤其是当他
怀疑社会主义时，我就会有些激动地反驳他。讨论进行得这么困难，因为他只有一
些感性的看法，丝毫没有关于共产主义的基础知识。在他看来，这就像我们对一本
书或者一幅画有不同的看法一样，可对于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人生观问
题。每当这种时候，我总觉得他很陌生。告别时，我们没有握手。我是这样的麻木，
甚至忘记在采伦多夫下车，只好在午夜时分从施拉赫滕湖沿着湖畔长长的美丽大道
步行回家，这美丽夜晚的天气反倒令我平静了许多。回到家便见到你的来信。自那
以后，我身旁堆满了手头存的斯大林著作，摘抄了关于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最明白易
懂的语录。抄了许多张纸，今天我把它们交给了罗尔夫。
1926年10月29日
亲爱的于尔根！不久前我们去了一次国家剧院，看的是《强盗》，导演是皮斯
卡托。绝对新颖。席勒作品能保留下来的不多。天才的导演。或发生在上下两层的
房间里。罗尔夫也颇受感动。俄国党内反对派托洛茨基等人现在似乎真的被镇压下
去了。我们的代表关于与霍亨佐隆和解的提案被国会接受了。
库钦斯基委员会直至一封愚蠢的信件，都没有动一根手指头。社会民主党人简
直是……对不起，但是这只能令人无比愤怒。
今年在采伦多夫举行11月7日庆祝活动，将会搞得很好，遗憾的是你不能参加。
下周我寄给你一本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在所有柏林管理区将举办关于
这本书的讲座，甚至在采伦多夫。
1926年11月5日
亲爱的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