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皮子当颜色样品，走进一家小商品商店。
我前边有一个又胖又圆的女人在挑选花边桌布，她从容不迫地挑选着。那时我
就忍受不了在商店里参观。当米沙开始不耐烦时，这位女士转过身来，这是路易丝，
保尔的妻子！我们二人由于激动和高兴而一言未发。
保尔现在生活和工作在天津。路易丝请我到她家去。我高兴地跟她去，这天晚
上过得十分开心。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客人，保尔的报务员，即当过海员的路茨，他
是我在莫斯科的同学。我们共同度过的那几个钟头（到我们回饭店之前，米沙一直
睡在路易丝的床上）让我回味了一个多月，回到奉天以后，我觉得在天津的那几天，
简直像在天堂里一样。
奉天的气氛几乎是无法描述的。最令人讨厌的是占领军那种小题大做的、愚蠢
的，但是由于他们的规范而变得危险的秘密侦察。那些为日本人服务的中国人，会
因此而受到他们的同胞的蔑视。他们要么搜查外国人的住宅，要么把人传唤到警察
大楼里去。我还记得在警察局的一次“谈话”，一个日本军官跟我讲英语，顺便用
俄语说：“您请坐！”由于我在这种谈话里头脑特别清醒，我反问了一句：“您说
什么？”
我相信，任何占领军最初都特别神经过敏，日本人神经紧张的程度也不会减轻。
当然，有许多事情会令他们心神不宁。这个我们知道得最清楚！
经常利用发报机，购买化学药品，把它们存放在家里，把它运送出去，和游击
队员的接头，对外国人的监视，尤其是对共产党人的歇斯底里的恐怖，这些都是经
常的危险源。在奉天行贿，像在诺伦斯——吕格事件中所做过的那样，也有不顶用
的时候。日本人不入这个圈套。不过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危险，像习惯了这个国家的
气候一样。客观地估计我们的处境，恩斯特像我一样同样会遇到这个问题，它并未
使我们成为特殊的人。我可以因为买了一件新衣服而感到高兴，为丢失一双手套而
沮丧。我喜欢跟“领带”去跳舞，他领舞的本事非常出色，可恩斯特会为此而嫉妒。
而当他与那个住在他那栋房子里的非常漂亮的白俄女人调情时，我也感到痛苦。我
们就是这样过着“平常”的生活。当然，在这段时间里我也为我的一生学会了不过
高估价日常生活中的不快，并迅速克服它们的本领。
我们多次遇到过危险。我们为那个惟一的工人阶级取得了胜利的国家而工作，
我们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我们痛恨资本主义、压迫和战争，不只是理论上。我们
每天都亲眼看见它们的恶果，我们热爱中国人民，热爱他们的苦力、农民、儿童、
母亲，他们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受苦受难的人们。
我们在奉天几乎工作了一年，1935年4月我去与冯接头。这是我第一次必须等待
他。5分钟，10分钟，20分钟。我告诉自己，他坐的车可能晚点了，他可能生病了，
或者关于我们约会的时间出了误会。我绕道去找恩斯特，我从未在接头之后直接去
他的住处。
两天后冯也未来。
第三天我未带纸条去，我们把我的电台在房子外面藏起来。我相信还能见到冯，
他向我走来，我心情放松得直想哭出声来。可这不是冯。
我发现这是一个日本人，上一次他就在接头地点来回游荡。他也像我一样等待
了15分钟。我心里想，现在可是死到临头了。
那日本人并未跟踪我。
我一直在设法压抑对冯的担心，6天的期限过去了，假如他真的生病，有可能持
续6天的时间。
我把电台取回来，向中央汇报他的失踪。不久我们便听说他被逮捕了，人们从
他家里发现了炸药。我们知道被捕意味着他的死亡，事先要上刑，只有他供出自己
的同志，才能停止刑罚。冯并未出卖任何人，假如他这样做了，某些同志，其中包
括我，也就不会活着了。
中央指示我们，中断与游击队员的一切联系，离开奉天、迁往北京，在那里重
建我们的电台。我想起了冯的妻子和他的孩子，我们却眼睁睁地无法向她们提供一
点援助。我对这种严酷性感到害怕，对那些寄希望于我们的同志弃之不顾，我觉得
这是无法让人忍受的。他们的领导人若是来接头，而我却不在了。我们向中央发报
请求留下来，中央坚持自己的意见。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又向奉天派来新的同志，
以代替我们。晚上我吃了安眠药，仍然几个小时不能人睡。我并未急急忙忙地离开，
而是公开地，像普通老百姓那样离开奉天的。封先生执意要举办一个大型告别宴会，
我无法表示拒绝。
恩斯特把单个的零件，两只电子管和一台整流器，装进一个普通的收音机里，
把发报机装进一台没有发动机的留声机里。我带着我的全部财产，以便让收音机和
留声机显得更自然一些。
在满洲边境一切进行得都颇为顺利，于是来到中国边境车站。在这里箱子也毫
无挑剔地被检查了一遍。突然海关官员说：“收音机您不能带走，需要政府的一个
许可证。”
我的异议毫无用处。我要求找海关领导人谈话。一个海关官员和一个警察把我
带到站台上。我那听话的米沙留在车上看护箱子和收音机，等待我回来。另外一个
官员走过来，我竭力说服他。像在中国任何地方一样，凡是发生什么事情的地方，
都会聚集许多人。
在站台的另一侧驶进来一列火车，下车的人们扩大了围观的人群。这位官员建
议我留下我的地址，一旦许可证到达，会无偿地把收音机运往北京。我不想留下我
的姓名和地址，因为收音机里装着与接收器无关的零件。争执越来越激烈。我借德
国领事馆，借我的美国公司来威胁他，还说要到中国政府去抗议他虐待外国人。人
群聚集得越来越多。
我们的火车在鸣笛，司机走来生气地说，他要开车，火车已经晚点了。米沙站
在车窗前嚎哭。这时站台对面的火车鸣笛了，我向对面望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
眼睛，尼可，那是我在莫斯科的希腊同学，他靠在一节车厢上，充满忧虑地看着这
里发生的一切。我登上我的火车，没有携带收音机，向北京驶去。
我们选择了所有外国人下榻的饭店。我尚未来得及欣赏这座城市的美，第一件
事便是去找海关。原来只有中国人带收音机才需要许可证。我得到一张相应的证件，
盖着图章，别人建议我通过邮局把它寄到边境去，一周之内我便会收到我的收音机。
把收音机和一些附件留在边境上，即使存放一个小时，我能负得起这份责任吗？
况且恩斯特立即会在我和他之间确定一个发报的时间。我接过这张纸条，沿着这几
百公里路程又返回到边境。这次还得带着我的米沙，否则我把他放在哪里呢？这次
返回去我特别不甘心，在边境上可能发生复杂的事情。我把纸条递给一个海关官员，
他的上司为这件错误出面向我道歉。任何人都未发现收音机里有发报机零件。
中央发往北京的第一封电报是5月份到达的，里面包含一个焦虑的疑问，我在边
境遇到了什么麻烦。于是我断定，看见尼可不是幻觉，他也安然到达了那个陌生的
预定地点。
这次去边境之前，我的牙痛起来，现在痛得难以忍受。在饭店有人推荐给我一
个好的日本牙医。我带米沙找到他。一颗牙齿必须拔除。牙根长歪了，必须把颌骨
切开。米沙兴致勃勃地看着，我一声没吭，却出了一身大汗，牙医也是一样。
麻醉过去以后，被损坏的颌骨疼痛起来。由于旅行和拔牙，前一夜我未能入睡，
次日夜里我把与恩斯特进行无线联系的日期定下来。
今天我要问：为什么我们必须知道从来都不会利用的奉天与北京的联系是否接
通？在一家住满客人的饭店里，22点30分左右在一间屋子里发电报，这是轻率的。
由于害怕，我不敢躺下睡觉。为了照顾米沙，我不想上闹钟。面孔的整个右侧在扑
扑地跳动，我的头痛得不行。若是由于一夜未眠和疼痛而不发电报，这个想法对于
恩斯特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时间终于到了，我把发报机组装起来，最后一道手续是把插头插到墙上的电线
插座里，啪的一声响，整个饭店陷于一片黑暗。我以最快的速度摸索着在黑暗中把
一切零件隐藏起来。幸好未被发现短路是在我的房间里造成的。人们换上了保险丝，
我再也没有勇气冒第二次短路的风险。
饭店里要么有直流电，要么有一条高压线路，不管怎么说，我必须立即寻找一
个新的住处，尽管我预约了一周的时间，可恩斯特将在今后的两天夜里等待我的电
台呼号，我必须与他接上联系。我们重又收拾起我们的物品。多么不必要的风险！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让恩斯特去做别的选择，而是由我自己来做出选择。
我们搬进一家一个德国寡妇领导的公寓。我在我那墙很溥的房间里，发了两个
晚上的电报，均未能与恩斯特取得联系。后来他来到北京，还怀疑我是否真的发过
电报。他当然知道，我会遵照他的安排行事，我并不胆小，尤其是从来未欺骗过他。
他的指责令我颇为伤心，尽管我知道他对我的指责并不是认真的而是因为没成功而
感到沮丧。
我找到一个合适的住处。威廉兄弟中的一人是汉学家，他是他父亲职业的继承
人，在北京居住着一处中国式住宅，他答应在他去欧洲度假的几个月里，把他的住
宅租给我。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便去上海做客。我在那里又见到了瓦尔特，
是否见过格里沙和伊萨，我不记得了；反正是有人告诉我，说有一位我认识的女同
志要见我。那是凯泰，我在莫斯科的同窗密友，她在上海是一位男同志的同事和妻
子。她怀孕了，身体不太好。从地下工作的角度，我们的会面是不对的，但是我们
很高兴，我给她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建议，如何工作和如何带孩子
五月份我迁入威廉在北京的住宅。这里有四个房间，按照中国建筑方式，每个
房间都有侧房，它们组成一个方形内院。窗户分成若干木格，上面糊着羊皮纸似的
纸张，既看不进来，也看不出去。
致父母亲的信：
1935年6月
北京漂亮极了。我可以在这里活一辈子。这座城市一种闻所未闻的美，我还从
未见过这么美丽的城市。一大路穿过许多门或者进入紫禁城，即使第十次进去，也
一次伟大的经历。我在意大利见过的东西，在德国或者美国，或者在别的国家见过
的东西，都无法与这里媲美。美得无与伦比……
中午饭为了讨米沙喜欢，我们吃中餐。
昨天，我们花两个美元买了140枝盛开的花束，有紫菀、金鱼草、桂竹香。它们
立即被栽到土里，现在我们名符其实地生活在一个小小的鲜花盛开的庭院里。米沙
有自己单独的小花圃，他会精心地照管它。最近我带他去了一趟颐和园，这是一处
临水傍山的绝妙风光。我们划了一个小时的船。我把米沙从船上投入水里（当然是
带着救生圈）。让他在一片空旷的地方游泳，周围是盛开的荷花。
恩斯特来到了北京。关于我们在北京工作的细节，我几乎想不起来了。我只记
得，在相当长的时间距离内我才与中央联系一次，我收到过电报，也发过电报。也
许我们当时根本就没有工作可干。只有在游击队小组暂时停止活动时，我们才有这
样的安静日子。我知道，我们与游击队员中断联系是不可避免的，恩斯特的情况大
体上也是如此。任何逻辑都是不管用的。我感觉到我们脱离了游击队员们，尽管我
常说，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央的决定是必要的。后来我学会了，一旦遇到这种情况，
便严格地中断联系，在几周或者几个月的平静之后，再接上联系。冯的被杀害长时
间里在我的生活中投下一道阴影。
北京相对平静的气氛对于我们是有益的。恩斯特感到松快多了，不再那么容易
激动。我很高兴让他看看这座城市的名胜古迹。8月份我们甚至花了10天时间去渤海
之滨的北戴河度假。我们想享受一下对于我来说没有危险的这些少有的日子的每一
小时的时光。遗憾的是我却做不到这一点。我感到不舒服，既不想游泳，也不想出
去漫游。不久，我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在我告诉恩斯特或者别人之前，我想自己
做出决定。在中国中止妊娠是个很简单的事情，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都应该中止。
尤其是我们的活动。但是米沙现在四岁了，我很想要第二个孩子。对于我的工作来
说，任何时候怀孕都是不合适的。一旦与恩斯特分手，也许我再也不会与什么人生
活在一起并按照我的愿望生个孩子。现在既然怀孕了，我就要留下这个孩子。
时机特别合适。几周之后，罗尔夫在上海工作了五年之后，要开始去欧洲度假。
他的英国工作单位将为全家支付旅费。中央希望我利用这个机会，去莫斯科向他们
汇报我的工作，我也为有这么个机会而感到非常高兴，也许会重新见到我那些已经
流亡到伦敦去的家人们。问题是罗尔夫能否把他那与上海市政局签订的合同再延长
五年。罗尔夫现在是坚定的共产党人，不愿意长时间地脱离政治活动。我向中央通
报了他的情况。
生第二个孩子，一个必须照料和扶养的婴儿，肯定会使我的生活更加复杂，但
是只要我不放弃工作，无人能够指责我。一个小孩甚至是一个很好的掩护。
开始去欧洲度假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它加速了我离开中国的行程并使返回成
了问题。在上海有一个外国人被逮捕，他就是接替里夏德从前的工作的那个人。在
审讯中他一言未发，人们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他的绝对沉默成了轰动一时的事件。
世界新闻界在报道他时，称他为×先生。 ＇注＇ 这位同志是凯泰的上司和生活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