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组装的，他做得更好。我们所采用的发报机型号与马克斯采用的一样（见《左
尔格博士东京来电》一书）。人们可以采用不太通用的接收器零件组装这种发报机。
根据我的记忆，它叫赫特莱发报机三点振荡电路。但是，我们并未像马克斯三年以
后做的那样，省略整流器，它和它的配件变压器给我们带来许多困难。
我们的设备在奉天尚有巨大潜力，也许马克斯当时组装得更好。每一次都把电
台拆开是不可想象的。除了沉重的整流器和那些巨大的电子管之外，我们还采用过
粗铜线制成的线圈，它是把粗铜线缠绕在啤酒瓶子上制成的。光是这些线圈就比十
年以后的整部发报机占的空间都多。我利用两根尺子，下边一根是黄铜的，表面上
刻有中文字，上边是一根缠有棉线圈的木尺，充当电键，在它们的缝隙间插人一颗
螺钉。在揿动棉线圈时，螺钉击打黄铜尺。一条金属线通向螺钉，第二条被我缠在
黄铜尺子 ＇注＇ 上。触键每二三分钟须重组一遍。那句镌刻在我那根黄铜尺上的中文
格言是：“深刻理解‘感觉’与‘生活’的真理的人，能活五百年” ＇注＇ 我从别墅里搬来一张巨大的写字台，这是我的最重的家具。我还从上海带来那
只樟木箱子，把它放在写字台下正合适。我们把发报机和整流器都装进这只防蛀箱
子里，再在上面盖上一块木板，夏天在木板上存放冬天用的防蛀衣物，冬天保存夏
天用的衣物。箱子本身相当沉重，所以很难发现它的附加重量，再加它还有金属护
皮和一把保险锁。我这小小卧室是存放樟木箱子最合适的地方，通常居家过日子都
离不开它。若是进行彻底搜查，这发报机是会被发现的，我们希望在奉天颇为流行
的密探们不再窥视欧洲人的家庭。这些又大又重的设备我们无法隐蔽得更好。我们
慢慢地学会了运用较小的零件，大约一年以后，恩斯特把发报机，当然是没有整流
器，装进一台可以搬动的留声机里，以代替发动机。整个在奉天的那段时间，我们
的发报机始终放在樟木箱子里。恩斯特是个不知疲倦的人。我们在上海买了一本美
国的教科书，有250页，印得密密麻麻，是为广播电台的技师和维修师而写的。恩斯
特没白天没黑夜地研究这本书，由于他根本不懂英语，我必须为他翻译。那些专业
术语我常常既无法翻译，亦无法解释。这时他会说些难听的话。最终他还是掌握了
这本书，我记得他能背诵其中的绝大部分。
在奉天我每周从我的卧室拍发两次电报，并非每次都能播发一条消息，但是我
必须报到，惟恐中央有发给我们的消息。一巳遇到干扰，我们或者对方听不见，我
便在次日夜里再尝试一次。
尽管我后来没有别人帮助也能成功地组装发报机，但始终未能像恩斯特那样成
为一个内行，但是我会发电报。后来我才知道，我发报的能力相当迅速、准确，超
过通常的水平，我能毫无错误地接受最快的密码。在一切都进展得十分顺利的夜间，
工作是一种乐趣，但是我们这台功率颇弱的发报机，却很少能给人带来乐趣。
我常常中断发消息，问对方：“你听得清楚吗？”得到的回答常常是相反，于
是我必须把一切再重复一遍。利用我这台普通受话器，连海参崴的对方都听不清楚，
常常被别的电台所淹没。遇到这种情况，夜间工作即使拍发不很长的电报，也要花
费几个小时，收听比发报更令人烦恼，因为它要求特别集中精神。一旦遇到可疑情
况，毫无危险的接收事实上比危险的发报更让人神经紧张。我很佩服马克斯·克里
斯蒂安森一克劳森，他似乎能在一个小时里拍发500组，而且他所掌握的距离比我们
远得多。500组在我来说，因为要经常进行必要的重复，须持续半夜。有时连续工作
两夜，终于把消息弄到手里时，大约在清晨3点或者4点钟左右，便又开始破译工作，
因为纸条不能保留的时间太长。最迟在7点钟左右便天亮了，于是我的米沙又要唤醒
我。
我们发出去或者接收到的消息，通常在60到500组之间，每组五个数字，很少有
更多的时候。我们在不同的钟点发拍，但总是在夜里。我们只有两个波长可供选择，
因为我们的接收天线的长度只能在一个固定米数之内工作。它叫弗克斯天线。每周
工作两次、三次直至四次，再加重复，很容易被敌人测定出来。令人惊讶的是，我
们的电台居然未被敌人发现。
关于我的处境的危险性，它无法每一次都引起我的警觉，上面所提到的缺陷更
令我伤脑筋。工作顺手时，我感到很高兴。我的房子带有关闭的护板，仿佛是一座
城堡，室内灯光被这起来，足够我阅读和写字的微弱光亮照在桌面上，其余的一切
都在黑暗之中。米沙在隔壁房间里熟睡。整个城市都人睡了，只有我一个人醒着，
向太空里发送着游击队的消息，在海参崴坐着一个红军，他在接收这些消息。
不过也有这样的夜晚，在那里我对着闹钟和室内寒冷骂街。夜里炉火熄灭了，
我穿着运动服，裹着毯子，坐在写字台前，戴着无指手套在发报。飞机在房顶上盘
旋。说不上哪一天他们会捉获我。瞬息之间我也会产生这样的愿望；若是对方不通
话，我很愿意回到我那温暖的床上去，可是第二天夜里，我又得钻出来。
与李的第二次约会，我的等待也毫无结果。据我的记忆，第三次是恩斯特代替
我去的，依旧徒劳。后来中央或者是我们通过另外一个游击队员了解到，李对自己
的任务感到害怕了。由于他接管了一个现存的小组，我们丢失了整个小组。我们感
到欣慰的是，他虽然背弃了工作，却并未出卖任何人。若是被捕他会怎样？
中央告诉我们说李是十分遵守诺言的人。中央给予他这样高的评价，肯定是有
道理的。
在我们的工作中对一个人做出绝对正确评价是困难的，尤其是当他重新开始工
作的时候。可靠性只有在危险中才能证明，一个可靠的同志即使在做了多年的有益
工作之后也会变化的。诚然，人们不可以不信任自己的同事，这样什么工作都无法
做，但是人们不应该只是尽可能详细地认识他们，而是应该一再地重新认识他们。
人与人之间必须保持一种经常的联系，必要时甚至保持个人的联系。从中央这方面
来说，道义上的支持对于在危险而孤立的工作中的同志是重要的，不论他多么坚强。
尊重他的工作，肯定他的成绩，理解他个人的问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不能
忽略的。
一个另外的考虑。李从那些一起学习过的同伴那里知道多少其余的事情？真实
姓名，他们出生的省份，他们有没有家庭，他们将要在哪里工作？对付叛变最可靠
的方法，是让每一个人知道最必须的东西。的确，这是老生常谈，但具体的例子最
有说服力，这是最基本的理论。
我们的游击队员应该把他们的活动集中在日本人控制的穿过满洲的铁路线上。
他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多次成功地破坏铁路网，使交通陷于瘫痪，尤其是他们曾
多次使军车脱轨。游击队小组在增加，他们吸收了新队员，借以加强他们的战斗力。
他们的活动今日本人惊慌失措，这从新闻报道和日益强化的针对性措施中已经表现
出来。
我们向中央汇报游击队小组的计划和执行任务的情况，拍发政治和军事方面的
情绪和事实的报道，通报新的，有趣的队员的情况。
另外，我们的游击队员小组并不是固定的单位，队员们作为工人、农民或者职
员过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他们集中几个小时或者几天，要么进行训练，要么有组
织地从事打击日本人的活动，即使这时也不总是全组出动，小组的实力只有领导人
才知道。这种游击活动形式在当时是经常采用的。
除了指导各游击队小组之外，我们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他们筹措所需
要的炸药。恩斯特和我去奉天或者别的城市的药铺和杂货铺，购买化学药品，它们
本身并无危险，但配到一起便成为爆炸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购买硝酸铵（钾硝）。
我们在一家店铺里打听过多次。恩斯特不会讲中国话，我只得跟他一同去，我们带
着我的米沙，以便尽量给人一种和善的印象。硝酸铵是有的，可我拿不定主意是买
一公斤或者更多些，其实这是农业上大量需要的物品。我请求买10磅，售货员把我
的意思理解错了，他拿来50公斤。太棒了，我们心满意足地把买来的东西装在一辆
马车上，运到我的住处。
假如我的记忆是对的，一公斤硝酸铵，加入百分之二十的糖或者铅粉或者高锰
酸盐，放在一条火车铁轨上，可以充当炸药。这种药品，还有附加药品，也许是为
了代替另外一种也并不难买到的原料，代替氯化钾，引爆硝酸铵用另外一种配方。
同样我们买过硫磺、盐酸和其他的化学药品，它们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我们把配
方和制造炸药包的任务交给游击队小组来做。
为了把这些材料交给我们的游击队员，谨慎行事是十分必要的，而运输这些材
料就更为困难。
我们最喜欢和最重要的一个同事，我们称他冯。他有一副北方中国人的魁梧身
材。他给人以镇定与威严的印象。尽管他还年轻，在我们那些短促的接触中，我看
出来他是一个沉着、和善、严肃的人，他的这种严肃中带有热心和尊敬。
我与冯的接头是在奉天和安东进行的，安东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在朝鲜边境
附近，他在那里与妻子和两个孩子生活在一起。他始终身着中式服装。我不相信，
除了一顶礼帽之外，他还有别的欧式服装。
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困难是，冯像其他与我们来往的中国人一样，只讲中国话。
我在上海的最后几年荒废了我的课程，忘掉了许多。读与写的水平都不好，我还不
会利用中文辞典。可现在我们要指导游击队员，要传递他们的报告！我必须尽快地
学些新的单词。为了能与中国同志互相交流，我递给他们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着我
掌握的单词，他们只能从这些词汇里选择单词写进他们的报告里。同样我也必须把
中央或者恩斯特的指示，用这些有限的词汇表达出来。当然，这对于我加速学习是
个很大的推动。每次我与这些同志接头时，在他所收到的纸条上，都会发现我已经
记熟了的新单词。
致父母的信：
1934年9月28日
我每天都学习中文，和我的男仆比赛着学习写字，他每天下午去上课，这是一
个可爱的、聪明的小伙子，我很愿意在他身上花时间和几角钱。为此，他给我烧非
常可口的饭菜。学得越多，兴趣越大。我现在能写和读600个汉字。说的更多。超过
2000汉字的人，已经是汉学家了，多数人都会变得有些疯疯癫癫。现在我的同乡们
都有点替我担心了。
我的奉天的语言教师，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是痛恨日本侵略者的。他跟我熟
悉一些以后才承认，由于他家里困难才给我来教课，因为我公司的信笺上印着“满
洲国”的字样。这是日本人给这个国家取的名字，所有中国人都痛恨它。他感觉到
我对中国有感情，有兴趣，但是这样的公司标志使我在中国人当中永远也不会赢得
朋友。
我回答说，我也是因为需要才出来挣钱，不得不用满洲国这个名字，因为买我
的书籍的顾客是日本人。
当我于1935年秋天离开中国时，我已经能读和写大约1000个中国字，说得还要
多。米沙有许多中国朋友，他掌握了属于一个四岁孩子范围内的所有词汇。
中国语言不是由字母构成的，而是由词画构成的。由于复杂，对于外国人来说，
几乎是不可学习的，人们既要说出这些词画，又要发出不同的音域。
为了避免发生误会，我们必须违背地下工作的规矩，把消息写到纸上，偷偷地
塞给同志们。中国人常常要遭到警察和日本占领军的搜查，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当
时没有别的办法。
每次我与冯接头的时候，一看见他出现，我就很高兴。我们随便在哪条街上见
面时，时间总是短促的，我和他以及别的同志，只能说上很少几句话。我几乎不了
解他的情况，他也不了解我。一个局外人怎么会知道是什么把我们联系到一起的呢？
我们在同样的危险中，为同样的事业而工作。可危险对于中国人来说，比对于我们
要大得多。有一次，与冯接头以后，突然拥来许多警察和占领军，街道被封锁起来，
每个中国人都必须举起胳膊站在那里。当我们的目光互相注视着对方时，我感觉到，
除了危险之外，这种搜查方式是特别有害的，可冯尽管举起双手，却不失自己的尊
严。
警察没有发现纸条，他们搜查的是武器。否则他们马上会辨认出来，这笔迹不
是中国人写的。
也是冯从我的住处取走了50公斤硝酸铵，于是他知道了我的地址。
与另外一个游击队小组领导人的接头发生在吉林，那里距奉天五百公里远。这
肯定是中国游击队员提出的建议，我只能说，哈尔滨那个可恨的墓地与这个接头地
点相比更为理想。吉林也有火车站，但并不很热闹。除了我之外，没有一个外国人
在这里下车。我跟随那个等待我的中国同志，像约定的那样，并未向他表示问候。
他上了一辆人力车，我也上了一辆。两辆人力车在坑坑洼洼的沙土路上行走了大约
40分钟。尘土像烟雾一般笼罩着我们，不过尚未把我们弄到辨认不出来的地步。多
年来似乎不曾有过欧洲人，特别是欧洲女人在这里行走过。大家都转过头来看我们。
若想把我们的游击队员和我从人群中区分开来。恐怕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办法。
最后我们停在一栋简陋的茅草房前，在我们走进去之前，已经围着我们站了许多人，
惊奇地注视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