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待说，一个人如果只是为了将某一刺激物归到一个业已构造起来的范畴系统中去，那么他对这一刺激物就无须了解很多；但是如果他是为了理解和正确评价这一刺激物，那就没有这么容易了。真正的感知应将刺激物当成独一无二的，必须整个地包容它，在它上面纵横捭闺，完全吸收它、理解它，因而也就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不比贴标签，编目录，转瞬之间即可完成。
标签化远远没有新鲜的感知那样有效，很有可能主要就是因为它具有这一转瞬之间即可完成的特点。在标签化感知中，只有那些最为突出的特征才能用来决定反应，而这些特征容易使人误入岐途。因此标签化往往使人犯错误。
这些错误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性，因为标签化感知同样也使得人们不大可能去改正原先的错误。一个被纳入标签中的人强烈地倾向于保持原来的状态，任何与陈规老套不相符合的行为都只能算作例外，无须认真对待。例如，假如我们出于某种缘故确信某人不诚实，然后我们想在某一次玩纸牌时捉住他，不幸却未能捉住，我们通常还是…仍其旧把他唤作贼，认为他之所以变得老实，是出于某种特殊的缘故，或者是为了掩人耳目，或者是出于偷懒，诸如此类。如果我们对他的不诚实深信不疑的话。那么即使我们从未发现他做什么不诚实的事情，这也无关紧要。我们尽可以将他目为一个恰巧不敢在我们面前玩弄戏法的贼。或者我们可以将他这一与平常不一致的行为视为有趣的，认为它并不代表这个人的本性，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如果我们坚信中国人象谜一样不可理解，那么即使我们看见一位爽朗大笑的中国人，那也不会改变我们对中国人的成见，我们把他看成只不过是一个古怪的、异常的或罕见的中国人罢了。关于标签化或陈规化的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回答下面这一古老的问题，即人们怎么会在真理已经昭然若揭的时候还要顽固地坚信谬误。我知道，对于这种拒绝接受证据的态度，人们通常认为完全用压抑或一般来说用动机力量就可以加以解释。毫无疑问，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问题是，这一看法是否揭示了全部真理，是否本身和自行就是一个完满充足的解释。我们的讨论表明，人们看不到证据，还有别的原因。
如果我们自己处于接受这种陈规化态度的那一端，我们就可以略微地体会到那强加于对象身上的不公正的待遇。当然，每一个犹太人、每一个黑人都能证明这一点，但这也常常适用于所有其他人。请听听诸如“哦，是个侍者”或“又是一个姓琼斯的人。”这类话。如果我们象这样被随便地装入一个皮包内，与其他许多我们感到在很多方面与之完全不同的人混在一起，我们常常感到自己受了侮辱，感到自己未得到公正的评价。关于这一点，再没有人比威廉·詹姆斯表述得更好的了。他说：“理智在处理对象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它同别的东西一并归类。但是任何对我们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能够唤起我们的献身精神的对象都使我们感觉到它好象必定是sui generis＇特殊的＇和独一无二的。假如一只螃蟹知道我们如此干脆利落、毫无歉意地将它归到甲壳纲动物中去，并以此对它进行处置的话，它也许会怒不可遏，暴跳如雷的。它会说，‘我不是这样的东西。我是我自己，仅仅是我自已’”（212，1O）。
学习中的标签化
一种习惯往往是企图通过使用以前某一成功的解决办法来解决眼下的某一问题。这意味着：（1）必须把眼下的问题置入某一问题范畴中去；（2）必须选择那对于这一特殊范畴的问题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因此，这里就必然要牵涉到归类亦即标签化。
习惯现象再好不过地描述了一个同样适用于标签化注意、感知、思维、表达等等的现象，即：一切标题化结果都是“要把世界冻结起来”。①但实际上，世界水远都在流动，宇宙万物都处在一个发展过程之中。从理论上讲．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静止不动的（虽然为了某些实际的目的，许多东西确是静止不动的）。如果我们必须十分严肃地看待理论的话，那么，每一经验、每一事件、每一行为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不管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有别于以前曾经发生过的或者将来还要发生的一切别的经验、行为，等等。
这样一来，把我们关于科学与常识的各种理论和哲学都建筑在这一基本的和不可避免的事实的基础之上，似乎就是合情合理的了。怀特海也曾反复指出这一点。但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都并不是这样做的。以前曾经有人认为存在着虚空的空间，那些处于时间延续中的事物被漫无目的地推到这种空间中去。虽然现在我们那些最老练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摒弃了这样一些陈旧的观念，但这些口头上遭到摒弃的观念作为我们所有那些较低级的思想反应的基础却仍然继续存在着。虽然我们已经而且必须接受一个变化发展的世界，但我们却很少是怀着热情这么做的。我们都仍然是牛顿的信徒（287）。
这样，所有可列为标签化的反应都可以作这样一个重新界定。它们都企图冻结或阻止个运动变化的过程世界（process world）的运动，使之静止不动，以便能够处理这个世界，我们好象只有在这个世界不动时才能处理它。这种倾向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些静止的原子论数学家们为了以一种不动的方式来对待运动和变化，于是就发明了一个天才的戏法，这就是微积分。但是为了本章的目的起见，那些心理学方面的例子也许更加切题。那些头脑静止的人都倾向于把一个过程世界凝固起来，使之暂时静止不动，因为他们不能处理和对付一个处于流动中的世界。我认为，所有习惯，当然还有各种复制性学习，都无一不是这种倾向的例证。
正如詹姆斯很久以前指出的，习惯是保守的机制（211）。何以如此呢？一方面，因为任何习得的反应，仅仅由于其存在便足以阻止对同一问题的其它习得反应的形成。但是另外还有一重原因，虽然也同样重要，通常却被学习理论家们忽视了，这就是，学习不仅仅是肌肉反应，而且也使人们产生一种感情和喜好。我们不仅仅学说英语，我们还慢慢喜爱上英语（309）。①这样一来，学习就不完全是一个中立的过程了。我们不能说，“如果这一反应是错误的话，我们就把它抛弃掉，或者用一个正确的反应来代替它，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因为通过学习，我们已经束缚住了自己，献上了自己的一片忠诚。因此，如果我们愿意把法语学好的话，那么当我们所能找到的唯一的教师口音不好时，我们最好干脆不学，等我们找到一个好老师时学习起来会更为有效。基于这同样的原因，我们不能同意科学领域中那些不切实际地对待假设和理论的人的观点。他们说，“即便是错误的理论也聊胜于无。”如果我们前面的考虑还有某些道理的话，那么真正的情况绝没有这么简单。正如一句西班牙谚语所说的，“习惯起初是蜘蛛网，然后是钢丝绳。。
这些批评绝不适用于一切学习，而只适用于原子论式的和复制性的学习，亦即对被此孤立的特定反应的识别和回忆。许多心理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把这种复制性学习看成好象是过去对现在发生影响的唯一方式，看成好象是过去的经验教训能够有效地用于解决现在问题的唯一方式。这是一个天真的想法，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习得的许多东西，亦即过去那些最为重要的影响都既不是原子论式的，也不是复制性的。过去那一最为重要的影响，那一最有影响的学习类型，是我们所谓的性质或内在学习（311a），即对我们所有经验的性质的一切影响。因而经验并不象硬币一样是有机体一个一个习得的；如果这些经验有某些深刻影响的话，它们就会改变整个人。这样，某一悲剧性的经验就会使他由一个不成熟的人变为一个更加成熟的人，能够使他变得更加明智、更加宽容，更加谦卑，使他能够更好地解决成年人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与此相反的理论则会认为，这样一个人只是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获得了处理或解决如此这般的一个特殊问题（例如他母亲的死）的技巧。他除了在这方面有所变化而外，并无任何别的变化。这样一个例子实际上比通常那些把一个错误的音节同另一错误音节瞎联系起来的例子远为重要、远为有用，更可以用来作为典范，而后者在我看来除了与其它错误音节有关系外，与世界上的其它一切了无关涉。
如果世界是处于一个过程之中的，那么每时每刻就都是新的和独一无二的了。从理论上说，所有问题都必然是新的。根据过程理论，任何一个典型的问题都是以前从未遇到过的，都是根本不同于任何其它问题的。一个与过去的问题十分相似的问题，根据这一理论都必须理解成一种特殊的情况而不是一种典型的情况。如果事情确是这样的话，那么凭借过去以寻找一个特定的解决办法就不光是有益的，而且也有可能是危险的了。我相信，这一点不仅在理论上是真实的，而且在实际上也是真实的。无论如何，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有什么样的理论偏见，都会同意这样一个事实，即至少有些生活问题是新的，因而必须有新的解决办法。
从生物学观点来看，习惯在人的适应方面起着双重的作用，因为它们既是必要的，同时又是危险的。它们必然意味着存在某种不真实的东西，即一个固定不变、静止不动的世界，但它们通常又被当作人最有效的适应工具之一，而这又意味着有一个变化的，动态的世界。习惯是一种业已形成的对某一情况的反应或对某一问题的答案。因为它是已经形成了的，它就会发展成一种惰性，抗拒变化。但是当某一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对它的反应也应该随之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或者作好迅速变化的准备。因此，习惯的存在有可能比毫无反应更加糟糕，因为习惯阻止我们并使我们不能及时对某一新的情况作出必要的新的反应。在论述同样的问题时，巴特莱特谈到“外部环境的挑战，这种外部环境部分地是在改变，部分地也是持续不变的，因而它要求我们作出反复不定的调整，但又不允许有一个全新的开端。”（33，224页）。
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观点来描述这一—悖论。也许能把这一点弄得更清楚一些。可以说，我们建立起习惯是为了在处理反复出现的情况时节省时间、努力和思想。如果一个问题以同样的形式一再出现的话，我们的心里就会自动跳出某种习惯性的答案，从而为我们节省了大量思想，不管这一问题何时出现，我们都能处理自如。这样看来，习惯无非就是对某一反复出现的，不变的和熟悉的问题的反应。我们之所以可以说习惯是一种“好象”反应（as—if reacti—on）——“好象世界是静止的，常住不变的”，原因正在于此。许多心理学家都注意到作为适应性机制的习惯的根本重要性，因而都…一致强调重复现象。上面那种解释毫无疑问就是由此而生发出来的。
在许多时候，这种情况都是按它应该的那个样子出现的，因为毫无疑问，我们的许多问题实际上都是重复性的，熟悉的、相对说来是不变的。一个从事所谓比较高级的活动、思想，发明和创造的人会发现，作为先决条件，这些活动需要无数精细的习惯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小问题，以便创造者能够自由地把他的精力投入到所谓更高的问题中去。但这里却又牵涉到一个矛盾，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悖论。实际上，世界并不是静止的、熟悉的和重复不变的，相反，它常常处在一个流动的过程中，是常新的，总是要发展成某一别的东西，变化不居，迂流不止。我们用不着讨论这一点是否合理地概括了世界所有方面的特征；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不妨认为世界的某些方面是恒常不变的，而另一些方面则不是如此，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形而上学的辩论。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必须承认，习惯对于世界的那些恒常不变的方面不管是多么地有用，当有机体必须处理世界那些变化不居，起伏不定的方面时，当有机体必须解决那些独一无二的、新的、以前从未遇到过的问题时，习惯却肯定会起某种阻碍的作用。
这里我们就遇到了一个悖论。习惯同时既是必要的又是危险的，既是有用的又是有害的。毫无疑问，习惯能节省我们的时间，努力和思想，但却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它们是适应的一个最熏要的武器，但它们却卫对适应起着阻碍的作用。它们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归根到底却又与新的、非标签化思维背道而驰，也就是说，它们对新问题是束手无策的。在我们使自己适应世界的时候习惯尽管有用，但它们却常常阻碍着我们的发明创造性，也就是说，它们常常阻碍着我们去使世界适应我们自己。最后，它们常常以一种懒惰的方式代替了真实的和新鲜的注意、感知、学习和思想。
最后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如果我们得不到一套标题（参照系），复制性记忆就更是困难重重。关于这一结论的实验方面的证明，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巴特莱特的那本写得极好的书（33）。夏赫特尔（4l0）在这一问题上也有卓越的见解。在此，我还可以补充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幸好十分容易查证，笔者曾对一个印第安部落进行了一个夏天的实地考察。在考察期间，我发现自己很难记住那些我十分喜爱的印第安歌曲，不管我试上多少遍。我可以跟着一位印第安歌手把一首歌唱上十多遍，但是过不了5分钟，我就不能独自地把这首歌重复出来了。对任何一个具有良好音乐记忆的人来说，这都是种令人困惑不解的经验；只有当他意识到印第安音乐在基本结构和性质方面完全不同，因而人们不能对照着一个参照系来把它记住的时候，他才能够理解这种经验。另外还有个更简单的例子也许每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