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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研究思想史的人肯定可以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中轻而易举地找出许许多多这方面的例子，既有抬高人类动机的普遍倾向，也有贬低人类动机的普遍倾向。在目前，我们文化中的倾向显然是普遍地贬低。为了达到解释的目的，低级需要被严重地滥用，高级需要和超越性需要则很少有人问津。在我看来，这种倾向的根据是先入之见，而决不是经验性的事实。我发现，高级需要和超越性需要的决定作用比我的病人自已所认为的要大得多，比当代的知识界人士所敢于承认的也要大得多。很明显，这是一个经验性和科学性的问题；同样也很明显，这一问题极为重要，所以决不能让某个派系或内部集团来自行解决。
在论述满足理论的第五章中，我增加了一节与满足的病理学有关的内容。人们在达到了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之后，自然会以为能带来幸福，但随之而来的竟可能是病态的结果，这在15或者20午之前，我们自然是不会有思想准备的。我们从王尔德①身上吸取的教训是，必须警惕我们自己的愿望——因为我们的愿望得到满足时往往会发生悲剧。看来这种事在任何一个动机子次上都会发生，无论是在物质的，人际的，或者是超验的层次上。
我们从这个出人意料的发现中得知，对于基本需要的满足，其本身并不能自动地生出一个可以寄托信仰，可以为之献身的价值系统来。恰恰相反，我们发现，基本需要满足之后，倒是有可能产生厌倦，无目的，无法无天之类的后果。我们显然只有在为我们所缺乏的事物而奋斗时，在希望得到我们所没有的东西时，在我们将自己的力量积蓄起来以便为满足这种愿望而奋斗时，才会把自己的各种本领都最大限度地施展出来。结果证明，满足的状态并不一定能确保一种幸福愉快，称心如意的状态。它是一种未决状态，既能解决问题又会产生问题。
这个发现的含意是，对于有意义的生活，许多人能想象得出的唯一定义就是“缺乏某种不可缺少的东西并为之而努力奋斗。”但我们知道，对于自我实现的人来说，即使他们的所有基本需要都业已满足，他们也会觉得生活甚至更为丰富，更有意义，因为他们可以说是生活在存在的王国中（295）。因此，那种对于有意义生活的流传甚广的普通看法其实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或者至少也是一种不成熟的看法。
对于我所说的牢骚理论（G洲ble The00y），现在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291），这对我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简而言之，我所观察到的需要的满足只能产生短暂的幸福，这种幸福又会趋于被另一种（希望是）更高级的小满所接替。人类想得到永久幸福的希望看来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当然，幸福的确降临过，是实实在在、可以得到的。但是，看来我们不得不接受它内在的变幻无常，特别是当我们着眼于它的比较强烈的形式时。高峰体验不会持续，也无法持续很久。强烈的幸福是偶发性的，而不是持续性的。
但是，这实际上意味着要对统治我们达3千年之久的幸福理论进行修正，这种理论决定着我们的各种概念，如天国、伊甸园、美满生活、美好社会、完善的人等等概念。我们传统的爱情故事结尾时总是说“他们打那以后一直幸福的生活着”。我们的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理论也是从来如此。种种喋喋不休的宣传，例如对我们社会中虽然极其有限但是确有其事的改良的宣传，我们也早就听够了，因而也就倍感失望。为了工联主义，为了妇女选举权，为了直接选举参议员，为了按收入缴纳所得税，为了许多已被我们写进宪法修正案的改良所进行的喋喋不休的宣传，我们也早就听够了。每一种改良都说是能带来黄金时代，带来永久的幸福，带来所有问题的最终解决。结果则往往是碰了事实之壁后的幻灭。但是幻灭意味着曾经有过幻想。这一点似乎可以明明白白地讲清楚：我们期待着改良，这完全合情台理，但我们直如果期待着什么十全十美，什么永久的幸福，那就再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了。
有一个事实尽管现在看来已经十分明显，但却几乎是被普遍地忽略了。对此，我也必须唤起大家的注意。那就是，我们已经得到的好处，慢慢地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会被忘记，会从意识中消失，最后甚至会不再被珍惜——至少在它们没有被剥夺前是这样（可以参见483）。例如，当我于1970年1月写这篇前言时，美国文化的典型特征便是：在150年间所一直为之奋斗并最终获得的无可置疑的进展和改良，却被许多没有头脑的浅薄之辈轻蔑地抛到一边，认为全都是虚假和毫无价值的，不值得为之一战，不值得捍卫，不值得珍惜。而这，且不过是因为社会尚未十全十美。
目前正在为妇女的“解放”所进行的斗争可以用来做为一个例子，（我可以举出十多个其它的例子），说明这个复杂但却重要的问题，以证明有多少人趋于以一分为二的分割式进行思维，而不是以分层次、按等级的整体式进行思维。今夭，在我们的文化中，一般可以说年轻姑娘最常见的梦想，一种她自己看不透的梦想，是有一位男人爱上了她，给了她一个家和一个孩子。在她的梦幻中，她会从此以后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但事实却是，一个人不管多么渴望有一个家，一个孩子，或者一个情人，她迟早也是会对这些福气感到厌烦的，会认为它们是理所应得的，会开始感到不安和不满，仿佛是缺了点什么，仿佛是还应该得到一些更多的东西。于是，她便经常向家庭，向孩子，向丈夫倾泄自己的怒气，认为它们全都是虚假的，或许甚至是一个陷井，一种奴役。于是，便用一种非此即彼、不求兼顾前方式来渴求高级的需要和高级的满足，倒如：职业生涯、旅行的自由，个人的独立等等。其实，认为上述一切都是互相排斥，不可兼容的，这是不成熟、不明智的表现——这种看法正是不满理论和分层次、按等级的整体需要理论的要点。强烈地希望牢牢抓住所有已经占有的东西不放，然后再象工联分子一样，要求得到更多的东西；这就是对心怀不满的妇女所做的最好写照。也就是说，她一般会希望保留所有的既得利益，然后再同时得到额外的利益。但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也并未吸取这个永久的教训。无论她渴求的是什么，无论是一种职业或是别的什么东西，一旦它被得到，整个过程就会再重复一遍。幸福，激动，满足的几天一过，便不可避免地要以为一切都理所当然，便会再一次陷入不安、不满，便会要求得“更多”！
我要提出一种这样的实际可能性以供大家思考：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地认识人类的这些特性，如果我们能够放弃对于永久，持续幸福的梦想，如果我们能够承认我们只有转瞬即逝的欣悦，然后免不了又要发牢骚，又要愤愤不平地要求得到更多的东西这一事实，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使广大民众都懂得自我实现的人会自动地做些什么，即能够一一列举自己得到的幸福并为它们而感到庆幸，能够避开非此即彼这种选择的陷井。一位妇女有可能得到女性所特有的全部满足（得到爱，家庭，孩子），然后，在不放弃任何一种既得满足的情况下继续向前发展，最后超越女性，同男人共享全面的人性：例如，她的智力，她可能有的天赋，她个性中所特有的天才，她自身的实现等等各个方面都可以得到全面发展。
第六章“基本需要的似本能性质”的宗旨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在过去的十多年中，遗传科学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迫使我们比15年前更多地承认基因的巨大决定作用。在这些发现中，我认为对心理学家来说最为重要的，是x和Y染色体所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一分为二，一分为三，消失，等弊。
第九章“破坏是似本能吗？”也根据这些新的发现做了大幅度的修改。
这些遗传学方面的进展，也许可以有助于进一步澄清和传达我的观点，但这方面的工作显然还做得很不够。且前，有关遗传和环境的作用的争论，几乎还象在过去的50年中那样简单化。一边倒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变，不是倒向简单化的本能理论，即动物的那种总体本能，就是倒向全面的环境论，完全否认整个本能观点。这两种立场都不难驳倒，在我看来，它们根本就站不住脚，可以说是愚蠢透顶。同这两种两极分化的理论恰成对比，本书的第6章以及后面的所有各章提出了一种采取第三种立场的理论，即在人身上，只残存着非常微弱的本能，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被称为动物意义上的纯粹本能。这些残存下来的本能和似本能倾向极为微弱，文化和数育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挫败，因此可以认为文化和教育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实际上，精神分析学说和其它揭露疗法的治疗方法，更不用说“对自我的寻找”，都可以被设想为一项困难而微妙的工作，其目的是透过教育、习惯、文化的表皮来发现我们残存的本能和似本能倾向，我们只隐隐约约地显露出来的本性到底可能是什么。总之，人有一种生物的本性，但这种本性的确定却非常微妙和棘手，需要特殊的追寻手段才能将它发现，因此，我们必须个别地、主观地发现我们的动物性和种类性。
这实际上等于得出了以下结论：文化和环境虽然不能创造，甚至也不能增强遗传性潜能，但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彻底消灭或者削弱这种潜能，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性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就社会来说，我看这是一种极为有力的论点，证明每一个刚出世的婴儿都有着绝对平等的机会。既然人的潜能在恶劣的环境中很容易丧失或者毁灭，那么这种论点在倡导一个健全的社会方面也就特别有力。这同曾被提出过的下述论点相距甚远：人既然是人类的一员，那么单是根据这一事实本身，也足以得到做一个完整人的权利，即实现人类可能有的全部潜能。做人，在生而为人意义上的做人，同时也必须在成长为人的意义上进行界定。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婴儿只不过是一个潜在的人，必须在社会、文化、家雇中成长为人。
这一观点最终将迫使我们不但要远比现在更为严肃地对待同类的身份，而且还要远比现在更为严肃地对待个体的差异。我们必须学会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想象个体的差异，认为它们1、极富可塑性，极为表面化，易被改变，易于消灭，但会由此产生各种各样微妙的病变。这就需要完成下列微妙的任务，即2、努力揭示出每个个人的性情，素质，藏而不露的个性，以便使他可以不受阻碍地、以他自己独立的风格成长起来。否认自己的真实性格会造成微妙的心理以及生理上的代价和痛苦，这些痛苦并不一定能被认识到，并不容易从外表看出；但上述态度却要求心理学家以前所未有的极大关注来对待这种代价和痛苦。这转过来又意味着要对每一个年龄阶段上的“健康成长”的实用意义给予更为细心的关注。
最后，我必须指出，如果放弃社会的不平等这个借口，就会产生令人战栗的后果；我们必须在原则上准备好应付这种后果。我们越是不断地消灭社会的不平等，就越是能发觉它会被“生物的不平等”取而代之，因为婴儿一生到世上就有着不同的遗传潜能。如果我们已经达到了能向每一个婴儿的优势潜能提供充分机会的程度，那就意味着我们同时也要接受他们的劣势潜能。如果一个婴儿出生时心脏就有毛病，或者肾的功能就不健全，或者神经系统就有缺陷，那我们又该怪谁呢？如果只能怪造物，那么对这位受到了造物本身“虐待”的人的自尊，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这一章里，同时也在其它一些论文中，我首创了“主观生物学”这一概念。我觉得它是一件非常有用的工具，可以弥台主观与客观以及现象与行为之间的鸿沟。我发现，人们可以而且必须内省地和主观地研究自身的生物学，我希望这一发现对别人也会有所裨益，特别是对于生物学家。
论述破坏性的第九章得到了全面的修订。我把它归到了范围更广的邪恶心理学类下，希望通过详细论述邪恶的一个方面，来证明整个问题在经验上和科学上是可以解决的。将它置于经验科学的管辖范围之内，对我来说意味着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着我们的了解会有稳步的增长，而这总是意味着有可能就此采取某些措施了。
我们已经知道，进攻性是受遗传和文化两个方面决定的。而且我还认为，健康的和不健康的进攻性之间的区别是极端重要的。
正如进攻性既不能完全归咎于社会，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内在的人性，一般的邪恶也既不单是一种社会的产物，也不单是一种心理的产物，这一点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了。这一点实在太明显了，似乎不值一提，但现在确实有许多人不光相信这些站不住脚的理论而且还按它们行事。
在第十章“行为的表现部份”中，我引进了和谐化控制（Apo…llonian control）这一概念，这不但不会威胁满足，而且还会产生增强满足的那种理想控制。我认为这个概念对理论心理学和实用心理学都有着高度的重要性。这个概念使我得以区别（病态的）冲动性和（健康的）自发性，这种区别在今天尤为需要，特别是对青年人以及其他许许多多认为任何控制都必定是压抑和邪恶的人来说尤为需要。我希望这一认识对别人同对我一样有益。
我没有花费时间以这一概念为工具，来解决自由，伦理，政治，幸福之类的老问题，但我认为，对任何一个在有关的领域中进行着严肃思考的人来说，它的现实意义和巨大威力都是显而品见的。精神分析学家将会发现，这种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与弗洛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