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都不再是必要的或合乎需要的。很明显，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观察和探索。人性自身就具有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怎样才能成为善？我怎样才能幸福？我怎样才能富有成就？当由于患病这些价值被剥夺时，机体就告诉我们它需要什么（从而也就告诉我们它珍视什么）。
6．对这些基本需要的一个研究表明，虽然它们的性质在一个显见的程度上是类似本能的，在许多方面它们却不象我们如此熟悉的低级动物的本能。所有区别中最重要的是一个意外的发现，即，与本能是强大的，令人厌恶和不可改变的这样一个古老假定相反，我们的基本需要虽是类似本能的，却是较弱的。作为意识到的冲动，了解我们真正渴望爱、尊重、知识、哲理、自我实现，等等，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难得的心理成就。不仅如此，基本需要层次越高，它们就越弱，越容易被改变和压制。最后，它们不是坏的，而是中性的或好的。我们用一个反论来概括，就是：我们人类的本能是如此弱，以致它们需要提防文化、教育、学习的干扰，一句话，需要保护并防止改变，
7．我们对心理治疗（以及教育、抚养孩子，一般意义上良好性格的塑造）的目标的理解必须大大改变。对于许多人，它们仍然意味着受到一整套对固有冲动的禁止和控制。纪律、控制、镇压，是这样一种管理制度的口号。但是，如果我们的治疗意味着一种旨在打破控制和禁戒的力量，那么我们新的，关键的词语将是自发性、释放、自然真实、自我认可，对冲动的觉知、满足、容许。如果我们的本能冲动不是被理解为狮子而是理解为羔羊，如果我们的本能冲动与其说是掠夺性的不如说是友爱性的，与其说是使人憎恶的，不如说是令人赞美的。我们当然应给它们以自由，让它们充分表现自己，而不会将它们禁锢在用于犯人或疯子的约来衣之内。
8．假如本能是较弱的，高级需要在性质上是类似本能的；假如文化比本能冲动更有力，而不是更弱，假如人的原始冲动最终被证明是好的，而不是坏的，那么，人性的改进也许可以通过对类似本能的倾向的培养，也通过促进社会改革来实现。的确，改善文化的意义就在于给予人们内在的生物倾向以一个更好的实现自身的机会。
9．由于发现高级需要层次上的生活可以相对地不受低级需要满足的支配，（甚至不受高级需要满足匮乏的限制），我们就可能有一个办法来解决神学家们的古老难题。他们总是感到有必要努力调合肉体和精神，天使和魔鬼——人类有机体上高级和低级的东西，却没有一个人找到过满意的方法。高级需要生活的机能自主似乎就是答案。高级需要的发展只有建立在低级需要的基础上，但最后一但牢固建立，就可以相对地独立于低级需要（5）．
10．除了达尔文的生存价值（survival value）外，我们现在还可以提出“成长价值”（growth values）。对于个体来说，不仅生存是好的，努力去发展完美的人性，使人的潜力得到发挥，追求更大的幸福、更深的宁静以及高峰体验，走向超越（317），获得对现实更丰富、更准确的认识，这一切也是有益的。我们不再以生存的可能性作为证明贫穷、战争、独裁，残忍的丑恶的唯一证据。在我们眼里，这 现象之所以丑恶还因为它们降低了生命、人格、意识以及智慧的质量。
第八章精神病病因与威胁理论
前面已经对动机概念的要点进行了阐述。这一概念包含着理解精神病病因以及挫折、冲突、威胁等的性质的一些重要启示。
几乎所有旨在解释精神病是如何引起、如何持续的理论，都极其严重地依赖我们现在将要讨论的挫折和冲突两个概念。某些挫折的确导致病态，另一些却并非如此。某些冲突也同样导致病态另一些却也并非如此。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要想解开这个谜，则必须求助于基本需要理论，
剥夺，挫折和威胁
在讨论挫折时，很容易犯将人分割开的错误。也就是说，仍然有谈论一张受挫折的嘴，一个受挫折的胃，或是一种受挫拆的需要的倾向。我们必须永远记住，受挫折的只能是一个完整的人，决不会是一个人的一个部分。
记住这一点，便会明显地看到一个重要的区别，即剥夺和对人格的威胁之间的区剐。挫折的通常定义只不过是得不到所渴望的东西，一个愿望或一种满足受到妨碍等。这样一个定义未能区分开两种不同的剥夺：一种对于有机体并不重要（很容易被替换，极少导致严重的后果），另一种则同时是对于人格，也就是说，对于这个个体的生活目标，他的防卫系统，他的自尊心，他的自我实现，即对于他的基本需要的一种威胁。我们的论点是；只有威胁性的剥夺才有通常归于一般挫折的许许多多后果（通常是夸人不快的后果）。
一个目标物对于个体来说可以有两种意义。首先它有着内在的意义，其次，它也可以有一种间接的，象征性的价值。这样，某个被剥夺了他想要的冰淇淋卷的孩子可能只是失去了一个冰淇淋卷。但另一个被剥夺了冰淇淋卷的孩子，就可能不光是丧失了一次感官上的满足，而且还会觉得被剥夺了母亲的爱，因为她拒绝给他买冰淇淋卷。对于第二个孩子来说，冰洪淋卷不光有着内在的价值，而且还可以是心理价值的承载物。对于一个健康人来说，只是被剥夺了作为冰淇淋的冰淇淋，很可能是无足轻重的；这种情况甚至连是否可以用那同一种名称，即挫折——其它具有更大威胁性的剥夺所作为特征的挫折，来称呼都值得怀疑。只有当目标物代表着爱、名望，尊重或其它基本需要时，将它剥夺才会产生通常归于一般挫折的种种恶果。
即某些种类的动物中，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很清楚地证明一个物体的这种双重意义。例如，已经得到证明，当两只猴子处于一种支配…从属的关系时，一块食物是充饥物，同时也是一种支配地位的象征。这样，如果处于从属地位的动物试图捡起食物，他立刻就会受到处于支配地位的动物攻击。然而，如果它能解除食物的象征性支配价值，那么，他的支配者就会允许他食用。这一点，他通过一个顺从的姿势就可以很容易地办到，即在接近食物时做性表演；这仿佛是说，“我只想要这块食物充饥，我不想向你的支配地位挑战。我乐意服从你的支配。”同样，我们也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待朋友的批评。通常，一般人的反应都是觉得受到了攻击和威胁（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批评常常都是一种攻击。）于是，他的反应便是怒火中烧，勃然大怒。但如果他确信这一批评不是一种攻击或是对他的排斥，那他就不仅会倾听批评，而且甚至可能会对它感激。这样，如果他已经有成千上万个证据来表明他的朋友爱他，尊重他，批评便只代表批评，它并不会同时代表着一种攻击或威胁（304，313）。
对于这一区别的忽略，在精神病学界里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混乱。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挫折的许多后果，如寻衅和升华等，全都是或者有些是由性剥夺所不可避免地引起的吗？现在大家都知道，在许多情形中，独身生活并没有精神病理上的后果。然而，在另外的许多情形中，它却有不少恶果。什么因素决定将出现什么结果呢？对精神正常者的临床检验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性剥夺只有在被个体认为是代表着异性的拒绝，低贱，缺乏价值，缺乏尊敬，孤立，或者其它对基本需要的阻挠时，才会在一个很严重的意义上成为病因。对于那些并不认为它有这种含意的人来说，则可以比较轻松地承受性剥夺（当然，很可能会有罗森茨威格＇Ros—enzweig，408）所说的需要的坚持性反应，但这些反应虽然令人烦恼，却不一定是病理性的）。
孩提时期不可避免的剥夺通常也被认为是具有挫折性的。断奶，限制排泄，学走路——实际上，每一个新的调整层次，都被认为是通过对孩子的强制而实现的。在这里，单纯的剥夺和对人格的威胁之间的区分再一次要求我们谨慎从事。对那些完全信赖父母的爱和关注的孩子进行观察，证明他们有时可以令人惊异地对各种剥夺，纪律和惩罚泰然处之。如果一个孩子并不把这些剥夺看成是对他的基本人格，主要生活目标和需要的威胁，那么它们就会很少起挫折作用。
从这个观点出发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威胁性挫折这个现象同其它威胁性情况的联系，要比同单纯剥夺的联系紧密得多。也可以看到，挫折的典型后果经常是由其它类型的威胁所引起的——创伤，冲突，皮肤损伤，严重疾病，现实的人身威胁，死亡的临近，屈辱，或巨大的痛苦。
这将我们引向了我们的最终假设：也许挫折做为一个单独的概念不如在它身上交错的那两个概念有用：（1）对于非基本需要的剥夺，和（2）对于人格，即对于基本需要或同这些需要有关的各种应付系统的威胁。剥夺的含意比挫折这一概念的通常含意要少得多。剥夺并不是精神病病因，威胁则是。
冲突和威胁
冲突这一单独的概念可以象我们对挫折所做的那样，同威胁的概念交错。冲突的种类可以象下面那样划分。
单纯的选择
这是在最简单意义上的冲突。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无数这样的选择。我是象下面这样来设想这种选择和将要讨论的下一种选择之间的区别的。第一种涉及到在通向同一个目标的两条道路中进行选择，这一目标对有机体相对来说并不重要。对于这样一个选择情况的心理反应几乎从来也不是病理性的。实际上，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主观上根本就没有冲突的感觉。
在通向同一（极其重要，基本）目标的两条道路中进行选择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目标本身对于有机体来说是重要的，但却有两种到达这一目标的途径可供选择。目标本身并没有受到威胁。目标重要与否，当然是一件要视每一个个别的有机体而定的事情。对一个有机体来说是重要的，对另一个就可能不然。可以举一个例子：一位妇女试图决定是穿这双鞋还是那双鞋，是穿这件衣服还是那件衣服到一个社交场合去，这一社交场合恰好对她来说是重要的，所以她希望能留下一个好印象。在作出决定后，冲突的明显感觉通常就会消失。然而，当一位妇虫不是在两件衣服中进行进择，而是在两个可能成为丈夫的人之中进行选择，这种冲突就确实可能变得极其激烈，这使我们再一次想起了罗森茨威格对需要的坚持性效应和自我的防御性效应之间所作的区分。
威胁性冲突
这种类型的冲突同前两种类型冲突有着本质上的根本不同。它仍然是一个选择的情况，但现在却是在两个不同的目标之间进行选择，两个目标都是至关紧要的。在这里，一个选择的反应通常并不能解决冲突，因为这种决定意味着放弃某些几乎是同被选择物一样必要的东西。放弃一个必要的目标或对需要的满足使人感到一种威胁，即使在作出选择之后，威胁性后果也依然存在。总之，这种选择最终只会导致对于一种基本需要的长期妨碍。这是致病的。
灾难性冲突
它最好被称为没有抉择或选择可能性的纯威胁。就其后果来说，所有的选择都同样是灾难性或威胁性的，不然的话，也只有一种可能性，即一种灾难性的威胁。这样一种情况，只有把那个词的意义延伸，才可以被称为冲突的情况。如果举两个例子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一点：一个例子是一位在几分钟内就要被处决的人，另一个是被迫作出他明知是带确惩罚性的决定的动物，在作决定时，所有逃避，进攻或替换行为的可能性都被杜绝——这正是许多动物神经病实验中的情况（285）。
冲突和威胁
就精神病理学的观点来说，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只能同我们分析了挫折之后所得出的结论一样。一般说来，有两种冲突的情况或冲突的反应，一种有威胁性，另一种无威胁性。无威胁性的冲突并不重要，因为它们通常是不致病的；带有威胁性的冲突种类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往往是致病的。同样，如果我们将一种冲突的感觉作为病症的原由来谈论，我们似乎最好还是来谈一下威胁或威胁性冲突，因为某些种类的冲突并不能引起症状。有一些实际上还会强化有机体。
然后，我们就可以着手对精神病病因这一综合领域的各种概念进行重新分类，我们可以首先讨论剥夺，其次则是选择；可以认为这两者都是不致病的：因此对精神病理学的研究者来说是不重要的概念。重要的那个概念既不是冲突也不是挫折，而是两者的基本致病特征，即威胁或实际上要对有机体的基本需要或自我实现进行阻挠。
威胁的本质
这里又有必要指出，威胁这一概念包括一些既不能归于通常意义上的冲突，又不能归于通常意义上的挫折的现象。某种类型的严重疾病能够引起精神病。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的人往往在行动时感到有一种威胁。儿童得病或住院的经验常常起着直接的威胁作用，且不说随之而来的各种剥夺。
一般性的威胁在另一种病人身上也得到了证明，这就是盖尔卜（Gelb）、戈尔德斯坦，史勒（Sheerr）以及其他一些人所研究过的脑损伤病人。最终理解这些病人的唯一方法就是假设他们感受到了威胁。也许可以认为，不管什么类型的所有有机性精神病《or…ganicpoychotjic）患者觉得基本上是受威胁的。在这些病人身上，只有用两种观点来研究症状才可能将它们搞明白：首先，功能的损伤或任何种类的功能丧失（丧失效用）对有机体的直接影响；其次，人格对这些威胁性丧失（威胁效用）的动力反应。
从卡顿诺（Kardiner）研究创伤性神经病的专著中（222），我们发现可以将最基本和最严重创伤的后果加进我们所列出的既不是冲突也不是挫折的各种威胁性后果的行列。据卡顿诺说，这些创伤性神经病是对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