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方面，有知识教育背景和生活方式指标。教育从来都是影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它的作用往往通过其他方面得到综合的表达，如声望、品质素养、职业获得、影响力、共同体意识、收入等。有学者认为，知识的力量在现代经济中的充分显性化；取代了物质资本而占据社会的支配地位；不仅从根本上改变着人类赖以生产与发展的经济形态；还引起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嬗变。资本的占有者是社会的上层，而知识的占有者成为社会的中间阶层。参见张孝德：《知识经济社会与中产阶层》，载《甘肃理论学刊》1999年第5期。中间阶层的生活方式是国内媒体很热衷讨论的话题，有媒体更将中间阶层生活方式渲染得无以复加，提出了中产阶级的十大标志：①年收入20万元以上。②持有已经上市的股票或者期权，至少有希望于近期内上市。③有度假小屋或别墅以及一辆看上去不错的车，跟人合买的也算。④有丰富的夜生活，不一定是去夜总会或者打麻将，通常是商务谈判或者听音乐会。⑤有外国身份或者至少在外国呆过三年以上。⑥对一些时髦的文化，如MP3或者彩信均不感兴趣，但对于古老文化非常感兴趣，对各个国家的古文明有一定知识，特别是有古玩方面的知识。⑦知道各种礼仪，风格是美式的，但心里崇拜欧洲。⑧知道最新上演的歌剧和芭蕾舞剧。⑨谈话中经常夹杂外语单词，听众不懂再用中文解释。⑩着装随便，但不是普通的随便，而是一种非常刻意的随便。分别转引自辛保平：《中国中产阶级真相》，载《投资科学》杂志，2003年总第617期，第26、38页。国内学者从理论、实证和经验上分别探讨了中间阶层的界定标准，甚至一些官员和媒体也参与其中。这些界定标准借鉴了西方社会分层的研究成果，也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所构建的指标体系从整体上并没有超越上文所述的内容。其中，有的只是在经验或理论上进行了探讨，有的则进一步做了量化研究。
第一部分：导论经验的界定
从经验上，比较早进行阶层分析的学者对中间阶层的界定标准比较简单。如有的学者认为中间阶层指“脑力劳动者，即广义的白领阶层”。参见朱光磊：《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有学者借鉴了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以资本资产、组织资产和文化资产占有状况为依据，从理论上将当代中国的中间阶级定义为专业技术人员、基层管理人员和小资产阶级。Lichunlin：“The Class Structure of Chinas Urban Society during the Translational Period”；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Spring 2002； pp91~99。有学者认为市场转型以前，普通干部、普通知识分子和国有企业职工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典型中间阶层，是公有制体制的受益者。在市场转型以后，我国的中间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兴产业和大城市正在形成年轻的新中间阶层。而且新、老中间阶层的更替速度非常快，作为改革以前典型中间阶层的国有企业职工群体出现整体性衰落。参见李强：《关于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载《人民大学学报》，2001第2期。有学者从行业上来划分，认为在市场经济转型以来，保持传统垄断地位的一些行业从业人员（如航空、金融、保险、电讯、外贸、房地产、旅游、烟草、电力等）与外资企业从业人员构成了中间阶层。薛求知、诸葛辉：《跨国公司与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与发育》，载《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这种以行业为标准的划分方式明晰、操作简便，但也有很大的缺陷。首先，行业的优势是暂时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垄断行业的种类在不断减少，垄断程度也在不断降低。随着国内私营企业的发展，外资企业也逐渐褪去高薪的色彩。其次，行业内部不同职位间的差别是不容忽视的。
更多的学者在经验上提出了多指标的组合体系。比如，有学者将所谓的社会变迁的“变数指标”与一般使用的指标（包括职业、经济、声望和权力），形成综合评价体系，划分出精英阶层（核心或富裕阶层）、中产阶层、一般阶层和渐进阶层（代价阶层）。社会变迁的变数指标，是指在社会变迁中的市场机制、体制改革、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意识形态、发展潮流等因素。李正东：《试论中国中产阶层》，载《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有学者将职业分类与韦伯的阶层指标结合，在度量收入、声望和权力的基础上，从高到低划分出上海市区的主要职业类别，分别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包括私营企业主）负责人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职员阶层、商业工作者和服务性工作人员阶层、工人、农民，并发现三种指标的内在一致性。其中，管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工作者被认为是当前中间阶层的上、中、下部分。Qiuliping： “A Study and Discussion of Social Strata in Chinese Cities Today： Taking Shanghai as an Example；”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Spring2002。有学者提出中间阶层的界定可以综合考虑六个因素，包括：职业工作方式、职业权力、收入及财富水平、就业能力、消费及生活方式、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253页。而在一份调查报告中，对“新白领”的界定提出了“三高”标准：高学历、较高收入和较高职位，认为他们是指那些正从事着知识经济背景下的热门职业，具有高学历、有着较高收入的青年群体。郗杰英：《解读新白领》，载《中国青年研究》，2001年第6期。1998年在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中，将研究对象——白领青年界定为在“三高”（高学历、高收入及较高职位）中符合其中二项条件、年龄介于20~39岁、从事管理或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杨雄：《上海“白领”青年职业生活调查》，载《青年研究》，1999年第6期。
第一部分：导论量化的误区
近年来，随着中间阶层现象日益受到关注，“中国当前到底有多少中间阶层”，成为舆论的一个热点。在这种舆论的引导下，许多学者们对此展开了研究，甚至国家统计部门也参与进来。
比如，有学者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01年所做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分别划分出“职业中产、收入中产、消费中产和主观认同中产”四种中间阶层类型，然后取它们的重叠部分作为中产阶层，并计算出只有41％的人符合完整意义上的中间阶层标准。参见李春玲：《中产阶级：中国社会值得关注的人群》，载《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比如，有学者综合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和职业三项指标，并分别量化，根据每个研究对象的“社会经济地位”综合得分界定其所在阶层位置：15分（满分）为上层、12～14分为中上层、9～11分为中层、6～8分为中下层、3～5分为下层（见表1…1）。张建明等：《中国城市中间阶层的新装及其未来发展》，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5月。
又如，有关部门在一份抽样调查中将6万~50万元作为我国城市中间阶层数据中称之为“中等收入群体”，是官方对中间阶层的类似称呼。家庭年收入标准。并预测，到2020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由现在的504％扩大到45％。虽然有关部门否认公布过这一数据，但承认“数据是有的，只是没有正式公布而已”。申剑丽：《未公布过中间阶层数据》，载《新京报》2005年1月2日。
表1…1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量表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项目评分文 化 程 度大学本科及以上
大学专科
高中（含职高、中专、中技）
初中
小学及以下5
4
3
2
1家庭人均月收入（按人口五等分法划分）
825元及以上
625~824元
500~624元
367~499元
0~366元
5
4
3
2
1职业高级管理人员与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中层管理人员与中层专业技术人员
一般管理人员与一般专业技术人员
体力劳动工人和个体经营人员
临时工、失业、待业人员5
4
3
2
1
数量上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最直观的中间阶层发展现状，解决“有多少中间阶层”的问题。同时，这种量化研究的合理性和准确性也引发了一些争论和误区。
当前许多研究者倾向于从财产和收入拥有的量化上进行界定，无论是臆测一个绝对值还是相对值作为界定标准，都存在很多争议，甚至毫无道理。比如，“6万元中产”的说法就缺乏令人信服的设定依据，引发了许多质疑。在不同国家之间、国内不同区域之间、同一区域的不同阶段，收入水平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收入水平在受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中不断发展变化，很难进行直接比较。比如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汇率如果升值一倍，以美元计算的国内个人财产拥有量升值一倍，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绝对财产一夜之间真的升值了一倍、个人生活水平提高了一倍，更不意味着中间阶层的数量大幅增长。
而且，在当前复杂的社会转型时期，个人财产的拥有量是不透明的，个人财产形式和来源渠道复杂，不存在一个有公信力的个人财产评价体系。至少表面的工资收入并不能反映真实的财产拥有量，更不能反映真实的社会资源拥有量。
即使使用其他方面的标准、或多指标体系来进行量化研究，也很难摆脱标准本身的臆测性。比如，在上述一个量化界定的例子中，将大学本科及以上定义为5分，将小学及以下定为1分，等等，并没有确切的依据。而且，学历水平的低分与收入上的高分并不能简单中和。另外，量化的指标缺乏弹性，只适合于某种特定的发展时期，不能适应中间阶层自身的不断演化。为了中间阶层的量化指标能够被接受，就需要不断的去调整这些特定的数字。
综上所述，对中间阶层的界定已经脱离了传统的阶级划分约束，具体指标实现了多元化，并在中间阶层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不断调整。在看待中间阶层界定标准的问题上，不同研究者的角度不完全相同，并在具体指标上存在争议。同时，许多研究者在中间阶层最终指向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并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共识。比如，不再将中间阶层简单看做“中等收入者”，而是看做在综合指标意义上的社会中间层次。
第一部分：导论中间阶层分析起点的思考（1）
中间阶层的政治内涵从上节对中间阶层界定标准的争论中可以看出，人们可以从许多角度去界定中间阶层，并在最终的对象指向上具有较好的重叠性。但同时，根据一些标准将一些社会群体“捏合”为中间阶层，总是给人“大杂烩”或“拼盘”的感觉，中间阶层成为多个似乎“毫不相干”的社会群体，使人怀疑是否可以看做一个社会共同体。
所以，我们需要抛开那些表面性的界定标准，从中间阶层的联系性上把握其内涵，使其作为一个共同体，形成有价值的分析对象。要把握中间阶层的内涵，必须理解它的“中间性”。中间阶层之所以称为“中间”，是相对于其他更上层和更下层的社会结构而言的。这种上、中、下的社会结构划分具有宏观性，我们也需要从宏观的层次来理解中间阶层的这种中间性。
最简单的界定是把中间阶层看做“处于社会中间状态”的社会群，但这种界定只能被看做“没有定义的定义”。因为，不同的人可以针对“中间状态”做出不同的解释，从而建立其角度各异的理论框架。之所以对中间阶层的“中间性”难以把握，是因为中间阶层所能包含的各种群体之间存在很大的异质性，很难用一种单一的操作性指标来界定。中间阶层各群体彼此相似的是一种很难言表的“综合状态”，而这种“综合状态”难以用其中的各种具体“状态”加以量化并加权运算的。所以，美国人口咨询局在1994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也坦率地承认，中间阶层并没有一个正式的定义。这样，如果要给出中间阶层一个既有弹性、又不会同义反复的定义，就成为非常困难的事情。
其实，这种困境并不仅仅在界定中间阶层时才会出现。如果我们给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一个既有弹性、又有操作性的定义，同样会产生上述困难。这本身说明了社会的复杂性，社会结构的划分并不存在一种完全排他的本质属性。我们并不能完全解决上述困境，我们所能做的是，超越操作性指标，特别是那些量化的操作性指标，从某种角度寻求中间阶层的内涵，从而找出中间阶层的共性，可以把中间阶层作为一个具有研究价值的社会共同体。
本书以中间阶层的政治分析为目的，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中间阶层，包括中间阶层的兴起对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影响，以及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对中间阶层的影响。所以，这里希望从政治的角度来把握中间阶层的某种内涵，寻找中间阶层各群体内部的联系纽带。
政治可以看做一种社会关系，是以社会资源分配为基础、公共权力为对象的社会关系总和。在社会结构与政治的相互关系中，政治调整和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社会资源分配关系，并从公共权力上加以确认。社会上层凭借各种资源优势，可以对其他阶层进行控制和支配。而社会下层因为资源弱势，往往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要受到其他较高阶层控制和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