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的原材料，就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然也不能造出强大的墙来。
②行动能力。如果社会比例只是保证了阶层的“量”的话，那么活跃的个体社会与政治参与能力则保证了这个阶层中每个个体的“质”。只有“量”和“质”的结合才能够产生足够的阶层力量。参与能力决定于这个阶层的经济水平、教育层次、理性程度等。行动能力相当于砖石的质量。如果原材料的质量有问题，无论拥有多少材料都不能造出合格的产品，砌出的墙无论多么宽广、厚实，都不堪一击。
③同质程度。也就是这个阶层内部的进一步细分与不协调程度。同质化因素之所以能够影响阶层的力量，因为如果阶层存在许多内冲突，就会影响这个阶层的行动一致性。分化严重的阶层往往不能形成合力，在社会阶层格局中无所适从，最终成为阶层资源配置中的看客。阶层的同一程度相当于砖石材料的多样化程度。单一的原材料可以使所砌的墙方方正正，更加坚实；而多种多样的砖石则难以配合，所砌的墙也凸凹不平，很容易在外力的冲击下倒塌。另外，如果多种砖石能够相互配合，则并不影响墙的坚实程度，甚至更加坚实。
④社会联系与组织。阶层力量是一种集体力量，如果个体之间彼此找不到结合点，这种集体力量就无从形成。即使阶层所包含的数量很大，质量很高，如果没有社会联系和社会组织作为平台，这个阶层也仅仅是众多孤立个体的简单加总，而不能形成阶层的一致力量。阶层的社会联系与组织就相当于一个好的砖瓦匠，能够将散落的砖石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从而才能形成墙的力量。从散落的砖石，到有机组合的墙，是一种飞跃，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过程。
⑤阶层文化。如果说上述各种“物质性”因素对于阶层力量的壮大都必不可少的话，那么“精神性”因素对于阶层力量的形成同样不可或缺。阶层文化是阶层特征之一，是阶层凝聚力的来源，是阶层成员之间彼此认同、相互协调的软性环境。是否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阶层文化，也是辨别阶层是否成型的重要指标。阶层文化相当于砖石间的泥灰，是砖石的胶粘剂、润滑剂、补平剂。没有泥灰，无论砖石的质量多好，罗列得多么精致，放在一起总是显得生硬，显得漏洞百出，经不起敲打。
综合以上对阶层力量的分析，以及“砌墙”的比喻，可以形成一个比较直观的关于阶层力量的模型，如图5…1所示。当然，这个模型将阶层力量的各种因素大大简化了，只是有助于我们把握主要方面，而现实社会中的因素则要复杂得多。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发展中的两难与冲突
将前文中有关中间阶层各种特征的分析，与“砌墙模型”相互对照，可以更直观地观察中间阶层的发育现状与趋势。从中我们发现，几乎所有中间阶层力量因素中都包含着两面性和冲突，使得中间阶层的成长受到制约，导致中间阶层未来发展的曲折性。
1膨胀趋势与社会容纳能力有限的两难
中间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比例呈现越来越壮大的趋势。这种趋势的直接推动力量来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成为中间阶层的强大后备军。即使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思路得到修正，这种高等教育膨胀化的势头也不会在短期内放慢脚步。而且，当前高等教育平台已经多元化，“计划外”的高等教育渠道越来越大，口径越来越大，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并不会立竿见影。我们有理由相信，中间阶层时代的到来势不可挡，其成为社会主流只是时间问题。
一方面，高等教育产业口径迅速增长，中间阶层后备力量迅速膨胀，中间阶层职业成功的期望高涨；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好像有些措手不及，并没有准备好接纳蜂拥而至的中间阶层，也没有为中间阶层的发展需求提供足够的空间。从而，就业和职业发展成为中间阶层沉重的压力。就像投入大量成本经过雕琢的产品迫切期望证明自己的价值，但却难以找到肯出合适价钱的买主，造成了产品积压；即使找到商家，也对受到打压的价格感到不满。这种瓶颈式的冲突导致中间阶层的普遍焦躁情绪。社会生存和竞争压力虽然并非中间阶层所特有的，但中间阶层的预期比其他群体更大。比如，在当前中国现实国情中，社会较低阶层大多和出身有关。即使不能实现向上流动的愿望，也会有一种宿命感，不会产生太大的社会压力。而中间阶层在社会竞争中投入大量成本，特别是教育成本，对未来的社会位置有明确的期望，实现向上流动的动机很强。同时，中间阶层的内部流动性相当大，给了每个人成功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向上流动的欲望很强。
2能力与行动的距离
中间阶层从开始发育起就与知识精英紧紧联系在一起，当前的高等教育更是成为跨入中间阶层的门槛，所以中间阶层的政治认知能力较强。中间阶层是当前社会的骨干，具有一定的社会资源获取能力，因此，其活动能力较高。同时，中间阶层的政治冷漠使得他们的这些优势并没有充分转化为政治认知能力和社会、政治参与能力。对于正式的政治参与，他们大多表现为政治冷漠；对于社会运动，他们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即使对于和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集体行动，他们也越来越以理性的眼光计算着个人得失。中间阶层从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继承而来的适合责任感，与市场化中的理性发生了冲突，其批判精神在大多数情况下失去了锋芒。这种两面性也导致了中间阶层在社会生活中意识上的自我困惑、痛苦，与行为上的取舍矛盾。
3整合与分化的冲突
企业白领、政府机关基层公务员、事业单位专业与管理人员和中小自营者（包括中小企业主、知识个体和房产出租者）等社会群体，它们之所以被共同归类为“中间阶层”，是因为他们在社会资源获得能力与获得量上类似。然而，中间阶层本身是多个社会群体的堆砌。从经济要素上，中间阶层可以划分为以个人专业能力为基础的“新”中间阶层，以及以资本增值为基础的自营者；从职业种类上，中间阶层可以划分为公务员、企业白领、知识分子等；从中间阶层自身的层次上，可以继续细分为上中间阶层、中中间阶层和下中间阶层，每个层次存在较大差异。
更本质的阶层分化表现在其内部各群体间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并不相同，存在“体制——市场”两个维度。“双色蛋糕理论”可以描述中间阶层内部各群体之间资源获取来源的差异。如果把按市场机制分配的资源看做白色的奶油，把按传统体制分配的资源看做黑色的巧克力，那么中间阶层个人所获取的社会资源都是一个由奶油和巧克力两种成分做成的“双色蛋糕”。体制分配与市场分配并非和睦共处的两种机制，而是存在着博弈式的竞争与冲突。这种资源分配的分歧反映在社会认同与交往上，依靠不同机制获得社会资源的中间阶层群体之间彼此疏远。
4社会联系约束与需求的冲突
广泛的社会联系与有效的社会组织对中间阶层个体的社会参与意义重大。即使中间阶层内部充满了各种异质化因素，其共同体因素仍然可以使松散的中间阶层得到社会整合，这种整合的平台就是各种民间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中间阶层社会整合的必要条件。而提供这种社会联系的有效载体或平台，就是一些社会团体和组织。但由于制度约束，我们当前的民间社会组织极其匮乏，不能有效填补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留下的大量空间，这种社会组织的缺失使中间阶层失去了整合平台。传统上的工会、妇联、共青团、工商联以及各种专业协会等，它们从本质职能上属于政治控制社会外围机构和行政管理机构。这些组织虽然比较正式，有体制的依托，但它们对中间阶层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已经呈现出弱化趋势。社会组织缺失，缺乏足够的社会联系，导致了当前中间阶层社会联系范围非常狭窄、社会参与渠道狭窄、政治态度消极，缺乏足够的社会整合。
同时，中间阶层仍然具有社会联系的渠道和潜力。中间阶层是当前各种社会团体的骨干，是有积极社会交往需求的群体，成为各种新兴社会交往渠道的倡导者。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为中间阶层提供了几乎无限大的交往空间。
5政治冷漠与公民性特征的冲突
中间阶层混合了多种政治文化类型的特征，具有很多公民文化的特征或迹象。这些特征包括：中间阶层在法律层面上的公民意识较强，恪尽公民责任，维护公民权利，在社会冲突中更倾向于考虑法律层面的解决途径；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潜力较高，一旦中间阶层开始关注政治，可以迅速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认知与政治参与，可以对政治形成一种持久的压力；中间阶层有明显合作倾向，集体行动的组织能力较强，从而降低了个人所承担的政治成本和政治风险，并增加了社会参与中的谈判能力；中间阶层具有更多元化的社会参与动机，除了最直接利益动机，社会责任感也是公民参与的重要推动；中间阶层具有一些现代的政治理念，较早完成了启蒙，在社会生活中强调民主政治与公民权利，对传统的集体主义与臣民理念具有批判精神；相对于其他阶层，中间阶层所具有的公民性程度更高一些，人数比例更多一些。
同时，中间阶层在政治文化上距离理想的“积极——理性”公民仍然十分遥远，他们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更多地表现为政治冷漠、政治认知有限和政治参与能力有限。我们很难说中间阶层已经形成了公民文化；另一方面，中间阶层已经表现出了一些公民文化中所必需的重要特征，至少中间阶层是整个社会结构中最接近公民文化特征的部分。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曲折中的发展变数
中间阶层仍然处于萌发时期，在数量上仍然属于社会各阶层中的边缘力量。每个社会的每个新兴阶层都有一个长期发育的过程，当前中国的城市中间阶层也不例外。20世纪80年代肇始的中国社会转型，至今只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中间阶层还没有发育为完全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另外，中间阶层存在缺乏发挥社会影响力的民间社会组织平台、内部存在明显的异质化等特征。但中间阶层自身是发展变化的，随着其社会与政治环境的不断调适和变化，中间阶层的阶层力量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有逐渐壮大的可能。
这种变数就蕴含在中间阶层发展的两面性之中。中间阶层发展的两面性是整个社会转型冲突在中间阶层身上所留下的特征。也就是说，中间阶层的各种内在冲突并非不可改变的阶层属性，而是其特殊发育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状态。这种全方位的内在冲突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受到了许多社会情景的外部约束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传统体制的惯性延续。这种约束条件本身是在不断演变的。随着中间阶层的外部条件的变化，中间阶层的内在冲突性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社会转型冲突导致了中间阶层发展所遇到的曲折性，这种曲折性会伴随社会转型中许多根本矛盾的解决而解决，或者由于社会转型矛盾的加深而加剧了中间阶层发展的内在冲突，或者由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其他矛盾而导致了中间阶层发展的新冲突。相应于上述“砌墙模型”，中间阶层的发展变数分别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在社会宏观经济形势较好的环境中，对中间阶层膨胀的容纳能力提高了，其准入和内部的向上流动就会受到较小的制约，中间阶层的发展就会顺畅。相反，在经济形势发生大的波动的时候，就会突然压缩中间阶层的发展空间，中间阶层对社会的破坏力就会凸显。
②当政治参与的新途径进一步增加、实质性的政治参与逐渐代替形式性的政治参与，中间阶层的知识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就能够更多地转化为良性的、制度性的政治参与，使中间阶层在社会格局中的力量得以表现。否则，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就会继续成为一种隐性可能，在各种社会突发变动中可能被激发，成为爆发性的不稳定因素。
③中间阶层的利益一致化程度是个变数。中间阶层异质化的关键并不是各种职业群体的表明细分，而是“体制——市场”二元分配机制所带来的中间阶层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这种二元分配机制会逐渐向市场方向倾斜，其导致的矛盾也会逐步得以消除。
④中间阶层的社会组织化程度是个变数。如果对中间阶层组织交往渠道持续严厉管制，他们的正式交往平台就会继续萎缩，中间阶层在缺乏社会联系的情况下就不能变现其阶层力量。同时，各种非正式的交往平台也会在强烈需求中不断滋生出来。因为社会自身的需求、社会群体的多元化、世界的发展趋势、信息联系的空前便利等各种因素对这种控制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压力，社会组织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长冲动。一旦中间阶层取得社会组织平台，其社会与政治影响力将明显增加。
⑤从发展趋势看，中间阶层的公民特征会逐渐增强，距离负责——理性的公民阶层越来越近。当然，也存在中间阶层在社会格局中被边缘化的可能，他们成为无足轻重的社会力量。那时，中间阶层可能失去应有的理性和负责精神，演变为政治冷漠，或者狂热的激进阶层，这些都可以在历史进程中找到先例。
总之，中间阶层已经作为一个新兴阶层粗具雏形，并在各个方面显示着逐渐壮大的力量。同时，中间阶层的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每一个因素都有内在的冲突和两难，使得其发展充满曲折。而且，中间阶层的这些冲突并非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孤立的，会伴随着社会转型的进程而出现各种变数，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