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这样一个模范？所以我们就是缺乏一些样板，一些榜样，大家不知道怎样去救助他人，怎样去做一些善事。他的这种社会责任感并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所以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也积极参与社区管理和单位里的工会组织：我自认为属于那种比较有社会责任心的人。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这样。我喜欢牺牲自己的一些时间，为别人做一些事情。我其实已经在做了，比如我现在做公司里的工会负责人，这是我主动提出来做的。另外，在我们小区里，物业不太好，收费也高，我就喜欢提一些意见。我本身是这样的，但我不觉着每一个都是这样的。记得在我们小区里，有个人发出宣传单，要我们业主给出小区管理的一些意见。这个事情我不仅参加了，把我的一些体会详细地写下来，很郑重地投到信箱里。4自营者
不可否认，现在出现了许多“仇富”现象，为富不仁的私营企业主的故事也在媒体上、私下里流传。但作为小企业主的许刚（21）不这样看待这个问题，他认为一些负面报道并不客观，他特别强调了自己很注意善待员工：你也许看到了很多克扣工资、民工追款的报道，但我想虽然那种事曝光率多，但实际存在的几率不会很大。按时发工资需要报道吗？不需要报道。比如有人讲哪里有地震，但没有报道哪里风和日丽，哪里没有地震，哪里没有凶杀、没有抢劫，这些不会报道。新闻的价值就在于报道阴暗面，有时候新闻媒体报道出来的东西就是找一些新闻热点，并不一定能让你了解全貌。我很在意让我的员工生活得更好，这也是关心他人的一种表现形式。关心家人、关心同事、关心下属和关心社会上更穷的人，是相通的。在保险和待遇方面，我绝对不亏待我的员工。有社会责任感的是一批人。社会责任包括善待员工。许刚（28）还认为做生意应该讲求道义，善待客户，这也是社会责任的体现：我绝不会卖盗版书。原来我有两个加盟店，在外地没法控制，他们卖盗版赚钱。后来我干脆就取消了加盟形式，全是直营的，你不听我的我就解雇你，我完全控制进货渠道，让你没有盗版可卖。我的员工也认同我的主张，不能赚昧心的钱。我们的企业文化，其中一条就是讲道德。他期望自己的企业能同时创造社会财富和社会效益，实现社会价值，所以许刚（28）和员工经常为社会捐款：每次给灾区捐款我们都参加，发水啦，地震啦，非典啦，每一次我们都参加。都当成一种习惯了，每次大家都捐款。现在正捐款在建一所希望小学，我们出二十万，政府出二十万，就能建一所小学。那里虽然离北京不是很远，但全是山区，很穷的地方。有调查表明，私营企业主中有近80％的人参加了全国工商联所倡导的“光彩事业”，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推动的、非公经济人士为参与主体的一项社会公益事业，以项目捐助为主要形式，扶贫为主要目的。其中有577％的人“为光彩事业捐过款”，有393％的人做过“修桥补路等公益事业”，有165％的人“投资兴办过光彩小学”，106％的参与“国土绿化”，86％的人参与“市场建设”，有73％的人到“老少边穷地区办企业”，还有58％的人“利用农产品开发新项目”。“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200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载《中华工商时报》，2003年2月26日、27日。虽然光彩事业仍然是官方背景，但这些数字也多少能说明私营企业家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
当然，本研究仅仅是定性研究，并不能准确说出中间阶层在多大程度上、有多大比例具有社会责任感，但中间阶层普遍具有某种程度的社会责任感却是不容置疑的。中间阶层的这种社会责任感，很大程度上与他们普遍的教育程度较高有直接关系。
中间阶层在普遍政治冷漠的同时，为什么还表现出了普遍的社会责任感？从常理来讲，政治关注是社会责任感的一种表现形式，普遍的社会责任感通常会与普遍的政治关注正相关——至少不会表现出普遍政治冷漠这种负相关的现象。联想到前文对政治冷漠的分析，也许可以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政治领域与社会缺乏互动，中间阶层难以参与到政治领域中去，并且还有故意远离政治领域的倾向，政治领域成为中间阶层社会责任感的一个盲区。如此以来，对于中间阶层来说，政治冷漠与社会责任感并不矛盾。同时，两者的这种特殊关系也佐证了前文的一个假设：许多中间阶层的政治冷漠是“假性政治冷漠”。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国家认同与热情
除了与中间阶层政治冷漠存在冲突的社会责任感之外，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另外一个类似的矛盾现象，即中间阶层对国家民族的荣誉感、责任感与认同感等积极态度非常强烈，并且表现了明显的一致性。甚至，这种爱国热情有激进的一面，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被激发。
在访谈中，许多被访者提到对台关系、对日关系、对美关系等，激昂的情绪与中间阶层日常生活中的温文尔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使这些感情不在日常表现出来，但会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下很容易被激发出来。
许刚（28）从自己的经历中感受到国家的富强对于个人事业的重要：我觉着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这些一点都不抽象。怎么会抽象呢？即使做了商人，这些也不抽象。比如我的书店虽然比较小，但我和国际上的合作比较多。我的书很多都是从国际上订购的，我们出的书也卖到台湾、香港、东南亚。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如果提高了，这和我密切相关。很直接的。民族的富强，国家的强盛，肯定和我很大关系。和国外的出版商打交道的时候能体会出来。如果国家经济状况不好，和他们合作的时候没有地位呀，没有谈判筹码，没有什么好谈的。比如采购的时候，国内经济如果不好，我只会买一百本；国内经济好的时候我会买一千本，马上他（国外出版商）对你的态度就不一样。经济好，一千本都卖得掉，经济不好，一百本都卖不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我和台湾出版商的关系。我从95年就和台湾合作，一些台湾的书、杂志都是我在大陆代理的。现在他们经济不行了，大陆越来越好，现在和他们合作的时候，我就越来越牛了。以前都是他们开条件，现在是我在开条件，你愿意合作就合作，不愿意合作就拉倒。即使那样他们也签。感受很深刻。对于大部分来说，爱国热情和个人利益并没有直接联系，它只是一种简单而朴素的感情归属。有统计表明，中国民众超过70％关注体育，高居世界第一位。意大利人酷爱体育，特别是足球运动，在关注体育运动的世界排名中名列第二，但数字一下子降到了50％多。不可否认，许多中国民众关注体育的传统是因为将它与爱国热情联系在一起——即使运动较少的女性也是如此，我在研究中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蒋丽（02）体验过在一些特定的体育、文化场合中充满民族责任观的激昂经历：我对国家呀、民族呀什么的，平常也想不起来。但有时候绝对会想到，比如在“申奥”那种万众一心的时候会联想，要自己发展好，自己生活好，把自己的下一代教育好，国家就会强大，就会有自尊，在国外就会被别人尊重。那种时候就有民族感了。比如看到体育得金牌了，我还是很高兴。虽然金牌不是我的，但这也是一种民族荣誉感吧。朱海（05）表示，虽然现在不会想很多，但如果到了“民族存亡”这种时候，就会自然产生与国家民族共命运的“气氛”。杨波（20）这些年并没有专心于自己的高校教师角色，四处讲课挣钱，自嘲“成了赚钱机器”。但当我们聊起这个话题时，看起来文弱的他出言惊人：如果台湾要分裂出去，需要报名参军（收复台湾）的话，我第一批报名。冯涛是研究所里的专业研究员，妻子现在美国做博士后研究，他对出国后作为中国人的感受比较强烈：因为做研究有机会到国外去，明显就感到文化的差异，还有别人对中国的轻视。能感觉到。那个时候自然就感觉到国家、民族一类的东西，感觉到这些并不是很大很空的概念。就像个人，如果家里很富有，到别人家里就感到腰板很硬。在一些环境里，自然而然地就激发出这种想法（作者注：指爱国情感）。日常不太想起这些东西，并不表示从来没有这些概念。王慧（19）表示男性可能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这些大问题考虑得多一些，女性相对少些。即使如此，她在一些场合中也会有这种爱国感情：也许女性对这方面都不是想得太多，男的可能要好些，男女有别吧。就像我不关注足球一样，我也不太关注国家前途这些大事。我平常买《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生活气息比较浓的。男性喜欢订《参考消息》，《环球》。但我还是爱国的。当这个国家受到损失了，受到侵略了，我也会和那些男同胞一样爱国。报刊编辑郑颖（15）曾经参与过1998年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的国内示威游行，她的话比较直率，也比较极端：中国人需要这种事情（指1998年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来刺激一下，要不就不知道什么叫爱国了。埋头实验室的副研究员钱民（13）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比较理性：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这些东西有时候真想。但我们想得不深，只是一些认识。国家的兴衰，都和个人有紧密的关系，所以爱国心肯定是有的。我现在就是在本岗位做好自己的事情，把自己的业务做好，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可以看出，在日常忙碌而平淡的生活中，中间阶层大多不会去专门花心思去想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他们对于国家民族的荣誉感与认同并不是那种空对空的“忧国忧民”，而是在具体的经历中确切感受到的一种感情。这种国家的认同和荣誉情感很容易在一些场合与时机的激发下表现出来，甚至非常激烈。
政治和国家是密不可分的，关注政治和爱国热情也应该是紧紧相连的。但实际上，中间阶层普遍没有把爱国热情与前文的“政治关注”联系起来或混淆起来，他们在两方面的关注程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政治冷漠和约束没有相应地降低爱国热情，爱国热情也并没有必然地提高中间阶层的政治关注。也就是说，政治和爱国成了中间阶层在不同层面上的两个话题。
与对中间阶层普遍的社会责任感的解释一样，我们也可以解释中间阶层的爱国热情与通常政治冷漠的矛盾现象。中间阶层的通常的政治关注受到了一定的约束，但国际关系作为政治事务的特殊领域，中间阶层对此的关注非但没有受到约束，甚至在一些具体时机和具体问题上受到某种鼓励或引导。这样，中间阶层的政治关注就被约束或引导到爱国热情上，与通常的政治冷漠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又一次佐证了一个可能：中间阶层的政治冷漠在相当程度上是“假性政治冷漠”，即存在政治关注潜力，但这种潜力受到了约束。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理性人的进与退
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描述了中间阶层的理性特征，但他把中间阶层的理性与财产拥有的中等程度相联系。在亚里士多德的眼里，穷人因为贫穷而变得暴虐和无赖，富人因生活优越而不受管束，他们都很难听从理性的安排。而中产阶层拥有一笔中等财富，对财富有着克制的现实条件，最容易听从理性。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147页。
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更多的是指“安分守己”，而我们这里的“理性人”主要从经济学意义上讲的：清晰的判断力，以及个人利益最大化取向。
一清晰的判断力
中间阶层看待问题更加全面、客观，判断与分辨能力强，偏激不是他们的普遍特征。
杨波（20）浏览互联网时喜欢看那些比较理智的评论，他说：网上有些军事狂热者跳楼，那是我很不认同的。我认为一些事情要客观、全面地看待，事情的发展要有一个过程，要看事情的本身发展的趋势。为了说明如何客观而全面地看待事物，杨波（20）举了一个例子：比如陈水扁搞台独，他想让台湾分裂出去，这肯定是不对的。但这是立场的不同，不能说这个人在人格上就是个坏家伙，否则就是偏激。陈水扁在年轻时候当过律师，看到一个民夫被车撞了，撞人的官员没有给这个民夫任何道歉和补偿就扬长而去。这个官员很有势力，没有律师出来为这个民夫辩护，他就出来为民夫辩护。最后，陈水扁官司赢了，而他本人受到了迫害。通过这个事情，他认识到台湾专制体制没有社会公正，决心从政，希望能改变这种社会不公正，这个事件成为陈水扁从政的一个契机。陈水扁看到了当时台湾社会比较腐败、阴暗的一面，为了让社会更民主、让民众权利得到更大保障做了很多个人努力，从这个角度看他是值得敬佩的。所以，看一个人不能从一个方面就认为他都是错的或者坏的，要多角度地看一个事情，没有绝对的对与不对。西方人讲究看问题的多元化，但我们传统上讲究脸谱化。我觉着还是多角度地全面看问题更好，多元化共存嘛。随着新闻信息量的增大和信息来源的扩大，特别是网上信息的更加丰富、便捷，从中间阶层甄别各种新闻信息的方式上，可以看出他们不同寻常的理性。华林（21）对上网浏览新闻信息时如何甄别信息的真伪很有见地：看第一遍，不用太认真。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自然就有一些后续报道出来。现在的许多新闻倾向性很强，采访的人有自己的视角，播出的时候要经过审查，并不能够反映事物的全貌，至多只是对事物观察的一个方面。怎么才能了解一个比较真实的消息呢？不同网站相互佐证。看国内网站是怎么报道的，新加坡的，香港的，台湾的，美国的。反复印证就知道谁更客观、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