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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事业人”的体制外收入是否为所付出的个人劳动的合理回报。从这个意义上看，高校教师在社会上兼职可以认为合理，而医院设备采购部门利用职权取得的回扣收入，就是一种高额度的、无劳动付出的非法收入。当然，事实上“事业人”的市场化存在各种各样的模糊地带，其合理性的判断远远不止这么简单，而且还存在着一些价值取向的问题。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行政人员的去强势化
除了专业技术人员之外，在事业单位里存在着另外一个中间阶层群体，而且数量众多，那就是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统计部门的正式称呼为“专业技术管理人员”。
与体制传统有关，以往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地位差不多，甚至管理人员比专业人员更加强势。因为他们直接拥有支配资源的能力，作为主体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单位内部反而并没有多少资源配置的话语权。但是，随着市场机制的建立，专业人员逐渐在各类事业单位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行政管理人员从总体上朝着服务职能的方向发展。这样，他们往往不是像专业人员那样主动地市场化并享受着市场化带来的附加收益，而是在被迫地面对市场化带来的压力。
陈明（17）所在的单位是一家局级的科研所，以前在所里有很多职能部门，而且很强势。但前几年所里进行了机构改革，大大压缩了一些职能机构，把原来的一些处级职能部门合并后，每个部门只保留一个负责具体工作的人。新机构负责人要实行公开竞岗，陈明（17）就是这样走上处级领导岗位的。陈明（17）很有远见，认为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从长远的发展趋势上看要实行秘书制，行政管理人员将来会成为服务性群体。陈明（17）非常年轻，这么快就到了正处级位置，别人总是对他充满了羡慕。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在采访中没有表现出志得意满，而是表达了强烈的危机感，担心单位的封闭性会使自己在未来失去市场生存能力。他说：如果我毕业后进入的是一家大公司，是专业技术人才，在某一个方向上会越走越专。可是这种事业单位的管理工作，内容非常宽泛，不可能专下去，等于失去了专业。将来一家社会上的大公司有什么理由要我？我还有什么优势？相反，如果我现在到一家公司，从底层干起，我会适应这个激烈竞争的社会。即使我不断地跳来跳去，我跳的时候也不用太担心。在现在这个单位工作本身压力要小很多，时间长了会慢慢不适应外面人才市场上的激励竞争环境。如果现在我和单位解除了合同，我到社会上找一个工作，我还不会怕。但再过十年，到我四十岁的时候，如果我要面临这种情况，我想可能真的会怕。我在所里开会的时候就讲，我们这些年轻的办公室主任现在很自信，但是再过五年、十年我们是否还是那么自信地面对社会？我问他，为什么不可以在研究所里一直这样干下去，他认为偏平化的行政组织架构给他的发展空间并不大：我干吗要在这里干一辈子？单位里的管理结构非常扁平，我这个处里面加上我这个主任就4个人，三个人各管一块，我总负责。我已经到了主任的位置，再发展能到哪里？最多再干副书记，书记，到头了。但是搞科研的就不担心这些，他可以不断地积累，名声越来越大，项目越来越多，地位越来越高，不会局限在研究所里。我们就不行了，出了研究所，谁认识我们？谁买我们的账？而且，研究所的情况可能和高校不一样，高校管理部门的干涉能力比较强。在所里，真正的精英是那些能拿到项目的，能在《SICIENCE》、《NATURE》（作者注：两种国际知名的自然科学学术期刊）上发文章的人。对于将来，陈明（17）表示，要么到公司去，要么到政府机关去，不可能在这里长期“耗”下去。也许陈明（17）的想法比较超前，并不代表当前事业单位里的大部分行政管理人员的通常想法。而且，他年轻，有能力，有想法，对将来的期望很高，是他们那个群体里有朝气、出类拔萃的部分。但他明白无误地表达出了从市场化的角度看待自己事业发展的思路，从中可以发现市场化对于事业单位的影响已经不止专业技术人员这个群体，还触及了职能管理人员这个群体。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悄然的变化与扭曲
事业单位是中国传统资源配置体制延续与市场转型的奇妙结合，“事业人”则是这个奇妙结合的承载主体，其身份本身是矛盾的。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传统的事业领域必然逐渐萎缩，从本应市场化的空间退出来。比如，有些事业单位虽然仍保持着事业的外壳，但运行机制和人员管理都逐渐真正市场化了。郑颖（15）在杂志社做编辑，严伟（16）在报社做记者，他们工作的时间都不长，但都已经在本领域换了几家单位。如果干不好或者有更好的去处，随时都会离开原来的单位。一般事业单位的体制内资源他们享受不到，比如福利房，所能得到的待遇完全根据自己的工作成绩。从这种市场化的程度来讲，这些媒体单位更接近于一般的企业，这些媒体“文化人”的资源获得方式更接近于一般企业的白领。这也许代表了当前许多事业单位的真正发展归宿。甚至，有的事业单位在形式和内容上完全成为了市场主体。比如曹飞（09）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原来都是“国有所”，改制后大部分都成为私有。虽然国家在宏观管理上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要比其他行业更严格一些，比如半官方的律师协会的指导作用，律师仍然有指定辩护等司法救济的义务等，但总体上律师事务所成为了市场主体。相应地，可以把律师看做企业性的新型白领。更准确地说，大部分律师已经成为私营企业性质的白领（所以，对律师行业和所采访的律师曹飞（09），本书把它归为下节讨论的内容）。
另外，除了工作单位性质的变化，“事业人”自身的职业态度也在变化。市场对“事业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事业人”成为企业白领的重要人力资源源泉，对于那些比较进取的年轻骨干更是如此。吕英（25）在单位里虽然待遇不错，工作很稳定，但时间长了，业务也熟悉了，感觉工作内容比较单调。她说：事务性的工作比较多一点。涉及的知识比较少。在初期还能承担一些责任，独立地做过一些事务。但是这件工作也干了三四年、四五年，然后就觉着应该转变一下。中央一些政策在北京贯彻起来比南方其他发达城市相对缓慢，机构运转也不是那么灵活。很想去南方那种环境去体验一下。如果在企业里能有更好的发展空间，现在的事业单位对于吕英（25）并非不能舍弃。
其实，事业单位与“事业人”的复杂性远不止市场化。除了一般形式的事业单位与“事业人”的市场化、“事业”与市场之间的模糊化，另外还存在着机关单位与机关人员事业化、并进而市场化的现象，以及公共行政领域、“事业”领域与市场领域之间的模糊化。
王慧（19）至今对自己单位的性质都不清楚，对我解释了许久，才大致明白了其中的端倪。她的单位对外称为公司，但隶属于一个中央级的专业行政审查机关，本来属于机关的一个局级部门，后来在机构改革中由行政机关改换为事业编制，在内部名称上改为“中心”。虽然人员属于事业编制，待遇和管理仍参照公务员和行政系统，特别是组织人事管理权限仍然在上级行政机关。如果仅仅如此，还不难理解，就如上文所述的事业单位市场化一样。问题在于，这个事业单位的主要业务仍然延续了原来没有“事业化”之前的行政性审查职能。更加让人回味的是，依托这个事业机构又挂起了公司的招牌。这样，通过机关单位事业化，以及进一步的市场化，机关单位打起了公司的招牌，本来的行政职能不再是机关里的对外办公，而是摇身一变成为“收费项目”。当然，这种公司不用去开发市场、争取客户，因为只此一家，要想通过行政性审查，必须先通过它的有偿“服务”。从根本上讲，这种事业单位的市场化使行政机关变相参与市场资源分配，事业单位成为体制特权与市场分配之间十分暧昧的联接点，是对市场机制的最严重扭曲。
相应地，这些事业单位的“事业人”也成为这种特殊体制的受益人。王慧（19）的收入可观，而且工作内容比较轻松，很符合现在许多女性的职业理想：有专业职称和技术专长，职业体面，收入较高，不需要打拼，能同时照顾家庭和自己的工作。和王慧（19）见面是在一个工作日的上午，我担心她是否方便，她说没有关系，只要把工作做完就行，管理不严。他们单位平常一到11点钟大家就叽叽喳喳地去饭厅吃饭（午饭是外面送来的套餐），大家边吃饭边聊天，很热闹、轻松，吃饭时间并没有限制，尽兴为止。有时候也加班，但都是偶然的——其实正常上班时间稍微紧一点也不需要加班。可以看出，“王慧们”享受着体制内和市场的双重资源。同时，由于政府机关的直接背景，同一般的事业单位相比还增加了垄断的优势。所以，如果说一般的“事业人”是脚踏两只船，那么“王慧们”则是脚踏三只船的“超级事业人”。为了精简机构、压缩编制而又避免人员分流压力，许多传统的机关都逐渐改换成了事业编制，比如机关的后勤部门、培训部门，这些部门很多就有这种机关事业化、并进而市场化的特点。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专栏
一场涉及2900万人的改革拉开大幕摘编自林楚方、法伊莎：《一场涉及2900万人的改革拉开大幕》，载《南方周末》，2004年4月15日版。
3月下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高层人士透露：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和研究对规模庞大的事业单位进行改革，这个举动将涉及几千万靠政府支付工资的公共服务领域人员。发改委
副主任李盛霖说，这“是继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之后，中国面临的又一项重要任务”。有评论说，尽管此前许多省市及行业已着手事业单位改革，但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探讨这一问题还是第一次。
就在发改委官员透露出此项改革之际，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宣布，除人民出版社外的国内出版社都将转型为企业。“成立集团是真改革，而不是挂个牌子的假改革。我们改革的第一项，就是要集团化。”柳斌杰说。同样是这位副署长，2003年在四川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了这个领域存在思想观念陈旧问题。一些人受了过去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受了“左”的思想影响，以意识形态的特殊性为由，拒绝了改革的一些措施，“在经济战线上20年前就解决了的问题，在我们这条战线上可能到现在大家还接受不了，以至于中央领导同志最近的一些讲话在地方党委传达的时候居然还不敢传达，可见我们的思想观念远远落后了。”在未来几年，类似这样的“事业单位”，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新的、可能也是很痛苦的转型发展期。
在中国，事业单位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拥有近3000亿国有资产，70％以上的科研人员、95％以上的教师和医生都集中在各类事业单位，其经费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30％以上。然而相对于事业单位所拥有的资源，它对社会的贡献很不成比例。据统计，事业单位对中国GDP的贡献大概在5％~10％之间。2001年科、教、文、卫四大行业才占51％。
而一些事业单位实际上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阻碍，尤其是一些脱胎于行政机构的单位，成为事业单位后，很难从管理机构变成服务机构。一些政府附属的事业单位就是二政府，自居企业和社会之上，脾气比一些政府部门还大。发改委副主
任李盛霖把事业单位的“毛病”概括为：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已经难以适应目前中国市场经济的需要，严重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实际上，决策层早已意识到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紧迫性，2002年，十六大提出：“按照政事分开原则，改革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从去年开始发轫的事业单位大改革，就是对十六大精神的贯彻。事业单位组成复杂，各个领域情况不一，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改革方案，各个领域各个地方的改革在分头进行。从1982、1983年开始的机构改革，以及后来进行的教育、卫生、科技体制改革都涉及事业单位改革，20多年来，事业单位改革是伴随着每个行业的改革慢慢推进的。
真正意义上的事业单位改革可以从两个脉络来看：一是财政来源，事业单位这么庞大的规模谁来养？从财政角度考虑，实际上对事业单位的改革就是尽量把它推向市场。当时事业单位就分了三种：第一种是全额拨款；第二种是差额拨款，拨不足的部分，又分三种，三七开、四六开、五五开；第三种是自负盈亏。任何一个行业中都有全额拨款，研究部门或是行政部门多一点，出版部门、新闻单位少一点。
第二个脉络就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主要是推行了聘任制，推进职称制度改革。十三大以后，1988年开始研究“一切以行政级别划线”的问题，当时，所有事业单位都有行政级别，而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则成为改革这一痼疾的契机。公务员制度的建立等于全部把事业单位甩出来了，不以行政级别划线就意味着它从政府开始剥离出来，开始政事分开，“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经常反复，现在大学还设有20多个副部级校长，仍没有去掉行政级别”。中国的事业单位大部分脱胎于行
政系统，而行政机构改革有一个怪圈：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事业单位改革也会这样吗？从这点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