掠谩罚╨946年）、《纪念一位德国学者西克灵教授》（l947年）、《到达印度》（l952年）、《歌唱塔什干》（l959年）。个中原因，不言自明。其余的时间里，他每年都有少则几篇，多则几十篇散文问世，从未中断过。
季羡林一生究竟写过多少篇散文？除去杂文、小品、序、跋等不计，单就“纯粹”的散文而言，在l992年编《季羡林文集》时，共收入了七本散文集：《因梦集》《天竺心影》《朗润集》《燕南集》《万泉集》《小山集》和《留德十年》。其中，《留德十年》属于长篇散文。这七本集子收散文二百零三篇，共九十五万字。从l992年至今，这十年是季羡林散文的多产期，又出版了《怀旧集》《赋得永久的悔》《我的心是一面镜子》《朗润琐言》《梦萦未名湖》《人生漫笔》《清塘荷韵──学者随笔八人集》《缀玉集》《漫谈人生》《千禧文存》《新纪元文存》和《牛棚杂忆》等十几个散文集。这些集子由于受到时下“选本热”的影响，新旧散文混杂，l992年以后的新作，难以精确统计，约略估计，总在百篇以上。这样算来，季羡林一生大约写了三百余篇散文，其中包括两部长篇散文《留德十年》和《牛棚杂忆》，总字数在一百五十万字以上。作为一位业余散文作家，能有如此丰硕的收获，这“余兴”也够惊人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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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的学术成就（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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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季羡林散文的特点，虽然已有众家评论发表，每位读者也会有自己的评价，不过，我们最好还是先听一听他自己是怎样说的，也许更能帮助我们对他散文特点的理解。季羡林在《漫谈散文》中写道：
我认为，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这二字也可以分开来讲：真，就是真实，不能像小说那样生编硬造；情，就是要有抒情的成份。即使是叙述文，也必须有点抒情的意味，平铺直叙为我所不取。
季羡林提出的“真情”二字，指的是散文的内容、思想、感情而言。那么，在散文的形式上，也就是在艺术性方面，他的主张又是怎样的呢？他在《追求一个境界──漫谈梁衡的散文》一文中写道：
最近几年，我在几篇谈散文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看法：在中国散文坛上有两个流派。一个流派主张（或许是大声地主张），散文之妙就在一个“散”字上，信笔写来，松松散散，随随便便，用不着讲什么结构，什么布局，我姑且称之为松散派。另一派是正相反，他们写作讲究谋篇布局，炼字铸句，我借用杜甫的一句话：“意匠惨淡经营中”，称此派为“经营派”，都是杜撰的名词。我还指出，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大家的传世名篇无一不是惨淡经营的结果。我窃附于“经营派”。
季羡林自称“经营派”，所以他认为散文要讲究章法，结构严谨，头尾呼应，炼字炼句。总之，要“惨淡经营”，绝不能随意为之。他反对某些散文家或写作教材中宣传的“散文的诀窍就在一个‘散’字”，“随笔的关键就在一个‘随’字”的说法。他举例说：像法国散文大家蒙田的散文，思想内容虽然极其深刻，但在艺术性方面，却是率意而行。因此，“与其说蒙田是个散文家，不如说他是一个哲学家、思想家”。
总起来说，季羡林对散文写作的意见是：思想内容要有真情。不能虚情假意，胡编乱造，无病呻吟；文章的形式上，要讲究章法，语言选用上要狠下功夫。不能松松散散，随随便便。他说：“一篇好的散文，读起来虽然如行云流水，自然天成，实际上其背后蕴藏着作者的一片匠心。”稍有写作经验的人，恐怕都会赞同他的这种看法。
季羡林欣赏的散文，古文中有：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李密的《陈情表》，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欧阳修的《泷冈阡表》，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归有光的《项脊轩记》等。现代作家中，留给他印象最深最鲜明的是：“鲁迅的沉郁雄浑，冰心的灵秀玲珑，朱自清的淳朴淡泊，沈从文的轻灵美妙，杨朔的镂金错彩，丰子恺的厚重平实。”实际上，季羡林曾经说过，他理想的散文应当是这样的：“淳朴而不乏味，流利而不油滑，庄重而不板滞，典雅而不雕琢。”（《漫谈散文》）
季羡林的散文饱含一片真情，这几乎是众口一词，有口皆碑的评价。正如钟敬文先生在《季羡林散文全编·序》中，用四句诗概括的那样：“浮花浪蕊岂真芳，语朴情醇是正行；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季羡林是一个感情极其丰富的人，又是一个性格十分内向的人。他内心深处的情感很少外露，只有在他的散文中，真情通过文字倾泻出来，读者才能感触到他内心喜怒哀乐的真情。从他的散文中，我们看到，他爱母亲的一片痴情（《寻梦》《一双长满老茧的双手》《赋得永久的悔》等）；他对师辈的缅怀和敬重之情（《我和济南——怀鞠思敏先生》《忆念胡也频先生》《回忆陈寅恪先生》《他实现了生命的价值——悼念朱光潜先生》《西谛先生》《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悼念沈从文先生》《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等）；他对同学友人的诚挚之情（《忆章用》《春城忆李广田》《怀念乔木》《悼组缃》《悼许国璋先生》等）；他对国际友人炽热如火之情（《一个抱着小孩子的印度人》《天雨曼陀罗——记加尔各答》《塔什干的一个男孩子》《在兄弟们中间》等）；他对祖国壮美河山的赞颂之情（《登黄山记》《登庐山》《游天池》《富春江上》等）；他对燕园、清华园的依恋之情（《梦萦未名湖》《梦萦水木清华》等）；他对花鸟虫鱼的怜爱之情（《老猫》《咪咪二世》《喜鹊窝》、《幽径悲剧》《怀念西府海棠》等）等等。他有没有愤怒和仇恨之情呢？应该说，也是有的，但不多见。一本《牛棚杂忆》便是对一切魑魅魍魉的怒斥和鞭挞。季羡林常说，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同大家一样，七情六欲，喜怒哀乐都有。他在散文中，从不隐瞒这种真实的感情，把它毫无保留地写出来，呈现给读者看。
他的一片真情，通过他笔下的文字如涌泉般汩汩流淌。这情感的流水，时而平缓低迥，时而汹涌澎湃，时而起伏跌宕，时而“飞流直下三千尺”，时而“幽咽泉流冰下难”。每一篇散文都像一曲曲交响乐，谱写出他生命的乐章。季羡林一生走过的道路漫长而崎岖，他说：“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这一切，都可以在他的散文中寻到踪迹。如果说他的“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20世纪中国光怪陆离的景象，那么，他的散文同样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照出的，则是他一生的心路历程和生命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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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的学术成就（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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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做学问之余，还写古诗，而且诗写得极好，恐怕同辈写古诗的人无出其右者。但是，陈先生写诗不是为了发表，只是他生命情绪的一种寄托。他那“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的名句，既是他生存状态的写照，也是他在逆境中“不降志、不屈服”精神的阐释，至今读之仍令人感叹不已。季羡林一生忙碌，百忙中仍写散文不辍，其深层原因，恐怕同他的老师陈寅恪先生一样，也是出于一种生命情绪的寄托，而非其他。如果循着这一条思路去阅读季羡林的散文，大约会更贴近事实。
钟敬文先生说：季羡林的散文“文字再朴实不过了，情感再真纯不过了。可是他建造的文学宝塔，却带有繁丽多姿的特点，可以说是一种复调的散文。”钟先生的评价高屋患瓴，极有见地。他用一个“复调散文”，便抓住了季羡林散文的“真髓”。其实，季羡林早在l980年，为香港文学研究会出版《季羡林选集》（散文选集）写的《跋》中，就说过类似的话。他写道：“我们写东西，在一篇文章中最好不要使用一种风格，应该尽可能地把不同的几种风格融合在一起，给人的印象就会比较深刻。”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写道：“一定要使一篇散文有变化而又完整，谨严而又生动，千门万户而又天衣无缝，奇峰突起而又顺理成章，必须使它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我的意思就是说，要像谱写交响乐那样来写散文。”
读季羡林的散文的确有一种仿佛在听乐曲般的感受，比如：《二月兰》不就是一首《悲怆交响曲》吗？《春满燕园》就像《欢乐颂》；《清塘荷韵》不就是《春之声圆舞曲》吗？《晨趣》就是《晨曲》；《去故国》犹如《思乡曲》；《一座精美绝伦的玉雕像──一个幻影》似乎与白居易的诗《花非花》异曲同工，白诗是一首朦胧诗，季文是一篇朦胧散文诗，这不就是一首“无标题乐曲”吗？……他的散文，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每一篇的旋律和节奏都不相同，一篇之中，又“有一个中心的旋律贯穿全篇”，中间有变化，“千门万户而又天衣无缝，奇峰突起而又顺理成章”，最后，“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这就是钟先生所说的“复调散文”。
季羡林是驾驭语言的高手，精彩的语言，是他散文成功的重要因素。一般说来，季羡林散文的语言是简单淳朴的，没有过分的雕饰。但是在如行云流水般的句子中，有时偶尔会插入几句，或整段，生动形象的、诗一般的句子，读起来给人以生动活泼的印象。如果全篇都是这样的句子，会使人感到厌烦，浓得化不开。但是在平淡无奇的散文句子中，偶出夹上几句诗化的句子，就会打破文章的平板单调，使人耳目一新。这就像一池平静的春水，风乍起，吹上了几条皱纹，水的平静打破了，却增添了一些美，一些生气。有的时候他把圣言经典，诗词名句，与俚语土话，错杂相间；中外哲理，与奇闻异事，流行习俗，熔于一炉，形成了他的散文诙谐幽默，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的独特魅力。
季羡林今年九十有二，正在向期颐之年进军。他仍然头脑清晰，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手不发抖，眼不发花，而且文章写得越来越好。季羡林老年以后写的散文，古朴老辣，豪情逸致，有一种超尘出俗的意象。行文挥洒自如，所见所闻，信手拈来，皆成文章；谈古论今，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也算是他近年来散文的特点之一。
前面说过，季羡林的散文属“学者散文”一派。由于他国学功底深，又懂多种外语；饱经忧患，又见多识广；敢说真话，又洞明世事，可谓集史、识、才、情于一身。因此写起散文来任意挥洒，新意迭出；评人论事，妙语如珠；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独具只眼。寓哲理于草木虫鱼之中，寄心魄于日月星辰之上。抒忧国忧民之真情，赞民族文化之辉煌。悼师友之谊泪湿青衫，念母亲之恩五内俱焚。他的散文，喜的成分少，悲的成分多，有许多篇是和着泪写成的，感人至深。季羡林的散文被誉为20世纪90年代“老生代”散文的代表之一，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他的散文的魅力，将长时间地保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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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结束的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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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的人生旅途还在向前延伸。据说，下个月他还要去香港，接受香港几所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称号。但是，我的书却要打住了。
四年前，我动手写《季羡林先生》的时候，促动我提笔的原因，是他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一代学术大师的经历。这个经历本身就非同寻常，很有吸引力，况且还有许多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但是，经过四年之后，我才明白过来，季羡林的不寻常之处恰恰就在于他的“平常”，而不是什么异常之处，或者什么“传奇色彩”。
他衣着平常，永远穿一身洗旧了的卡几布中山装，像一个“土包子”。当他身着“缊袍敝衣”，处在西服革履，油光可鉴，“烨然若神人”的一群之中，你就会感到他那朴素衣着光芒四溢。
他说话平常，声音低沉，略显嘶哑，话语不多，永远面带微笑，像一个老农老圃。但是，他说的句句是真话、实话。他从不会夸夸其谈，装腔作势，用假话和空话来骗人。
他写文章质朴，像在与读者谈心一样，平易近人，娓娓道来，决无强加于人之意。但是他的每一个字都燃烧着激情，没有半点虚情假意，更不会摆出一副祖师爷的面孔来教训人，吓唬人。
他说他留学的动机，只是为“镀金”，回国后好“抢到一只饭碗”。别的冠冕堂皇的豪言壮语，他说没有，也不会说。
他一再地说，他从小“胸无大志”，至今也是“一个渺小的人”，“普通的人”。并且常常为戴在他头上的一顶顶桂冠感到局促不安。
他说他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他认为，一个人不但要爱国，还要爱人类、爱生命、爱自然。这使他“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内心永远充满忧患意识。
他八十岁以后，就成了陶渊明的信徒：“应尽便需尽，无复独多虑”。但是他说：“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工作。”他每活一天，就工作一天，为人类多做一点贡献。
他预言：“21世纪东方文化必将在世界上首领风骚。”他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充满希望，从不悲观。他对人类和万物充满爱心，这种爱心发自内心深处，却包容整个世界和宇宙。
不知道哪位哲人曾经说过：“伟大来自平凡。”这个平凡的真理，我到现在才醒悟过来，是从季羡林身上醒悟到的。他平凡，平凡到不需要任何修饰，所以才会令人感到他的伟大。他这种平凡的伟大，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就是一个“真”字。“怀真情，讲真话。”一切真正伟大的人，都是这样的人。
那些自以为伟大的人；那些自以为掌握了宇宙真理的人；那些自命不凡、故鸣清高的人；那些把真理的光环戴在自己头上，却干尽蠢事的人；那些装腔作势，自以为满腹经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