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对国人心灵的摧残，较之物质的摧毁，惨重百倍。甚至连季羡林这样的人，都曾“堕落”，遑论他人。这真让人感到怵目惊心，不堪回首。如果说，我们可以用一两代人的时间，可以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物质损失挽回来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对全民思想、心灵的摧残与荼毒，则决不是一两代人的时间所能挽回的。
至于季羡林最后提出来的质问“然而谁来负这个责任呢？”这却是一个难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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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解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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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夏，北京“天”“地”两派的武斗不断扩大，北大校内两派的武斗也逐步升级。7月22日，校文革决定对井冈山兵团占领的楼房断电、断水。井冈山兵团则从37楼南墙外的高压电线上带电作业往楼内架接电源。为着接电与反接电，两派再次爆发大规模武斗。双方用长矛互相冲刺，并扔了许多自制的燃烧瓶，武斗一直持续到深夜，造成双方群众伤残，并造成校外马路堵塞，332路公共汽车停驶，附近居民及路人皆惴惴不安，视北大如战场，纷纷躲避。
这种“无政府状态”的混战，震惊了中南海，引起了最高当局的关注。
7月28日，凌晨3时半至8时半，毛泽东亲自召见首都高校红代会核心组负责人，即所谓“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蒯大富（清华）、谭厚兰（北师大）、韩爱晶（北航）、王大宾（地质学院）。毛泽东说：“今天是我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它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要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l998年版。）
毛泽东的讲话，就是最高指示，一锤定音，没有任何人敢违抗，包括自恃有靠山的聂元梓在内。于是，首都高校的武斗立即停止下来，偃旗息鼓，销声匿迹。
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奉命进驻北大。宣传队由北京第一机床厂、第二机床厂、外文印刷厂、北京齿轮厂、财经印刷厂和67军等六个单位、四百九十二人组成。半年后，1969年3月24日，8341部队八十一名军宣队员在政委杨德中、副政委王连龙率领下，进驻北大。军宣队中包括后来名震一时的“四人帮”爪牙迟群和谢静宜。从此时起至i976年“文革”结束，北大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便在工人和军队组成的“宣传队”领导下度过了八年的漫长岁月。
宣传队进校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收缴武器，拆除武斗工事。据统计：新北大公社向宣传队上缴扎枪、长矛930支，安全帽518顶，护身甲336件，铁棍约200根。井冈山兵团交出的武器计有：长矛749支，铁棍71根，护身甲208件，柳条帽432顶，弹弓8个。
宣传队办的第二件事是，要求两派倒旗，回各班系、各单位去联合闹革命。8月28日，新北大公社（5000人）召开“将革命进行到底”大会，宣布：从8月28日22点起，解散新北大公社各级组织。8月29日，井冈山兵团发表声明：从8月29日下午3时起，停止一切工作。至此，北大两派长达两年多的斗争历史宣告结束。
宣传队办的第三件事，便是在全校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次“清队”运动，又一次执行了极“左”路线，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伤害了许多无辜者。从9月下旬开始，全校干部、教师被命令集中食宿，不得自由回家。在宣传队提出的“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的思想指导下，全校相继有九百多人被重点审查。根据1968年12月12日宣传队上报的《简报》称：“自清理阶级队伍以来，北大自杀了十七人。”这还不包括在此《简报》发出后六天，即12月18日夜，原北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一级教授翦伯赞与夫人服安眠药自杀身亡在内。据l969年9月4日宣传队向市革委会上报《关于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情况报告》说：“1969年7月上旬转入（第二次）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截止9月2日告一段落。初步查清北大前身（旧北大、燕大）中统、军统、国民党、三青团等51个反动组织；在现有4711名教职员工中，清出叛徒3人，特务55人（其中潜伏特务17人），历史反革命分子21人，现行反革命分子（内含1名学生）9人，地、富、坏分子14人，共102人。”这真是“王八多得腿碰腿”了。据说，通过“清队”以后，“北大的阶级阵线基本明朗了”。
时令已经进入了1968年的冬季，此时工军宣传队已经进驻北大两个多月。劳改大院内的劳改队伍逐渐缩小了起来。一来二去，剩下的人不多了，但是季羡林仍然呆在劳改队伍中，没有人来过问他。监改人员命令所有的人都搬到一间大屋子里去住。又过了一段时间，上面传下命令：各系的“罪犯”分别回到各系关押。东语系便把季羡林等几名“犯人”提回系里，关押在外文楼二楼北面的缅甸语教研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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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解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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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外文楼以后，季羡林没有再挨打，但是没想到由于他“态度不好，没有低头认罪”，又遭受一次飞来横祸。
有一天，解放军派来“支左”的常驻东语系的一个营长赵╳╳，把季羡林叫到他的办公室里，问季羡林一个问题。季羡林当时认为解放军的水平总应该是高一些的，但是令季羡林非常失望，这位营长态度极其粗暴蛮横。这使季羡林心里非常窝火，他的犟劲也上来了，便粗声粗气地说道：“我的日记已经全部抄来了，一定会放在外文楼某一间屋子里。你派一个人去查一查那一天的日记。最多只用五分钟，问题就可以全部弄明白。”季羡林万万没想到，这一下又捅了马蜂窝。这位营长大概认为季羡林这个囚犯竟胆敢顶撞他这个“太上皇”，真是胆大包天，于是勃然变色，大声指责季羡林态度极端恶劣。
季羡林回到牢房，马上就有革命群众到屋里来贴大标语：“季羡林要翻天，就打倒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等等，整个牢房被红红绿绿的标语几乎贴满了。“司空见惯浑无事”，这些东西对季羡林的神经已经不能产生任何作用了。他夜里照睡不误，等候暴风雨的来临。
果然，“革命家”们第二天就开始行动了。季羡林被两个东语系的红卫兵押到东语系学生住的40楼。他看见楼外早已贴满了针对自己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打倒老保翻天的季羡林！”顿时他明白了，因为昨天他顶撞了军宣队，这是赵营长对他的惩罚，他现在变成了“翻天”的代表人物了。
季羡林被卡住脖子，拧住胳臂，推推搡搡，押进楼去。先走进一层楼道，楼道本来就很窄，现在又挤满了学生。季羡林被押着穿过人群，耳朵里听的是口号声，头上、身上挨的是拳头。他被两个红卫兵押着走，仿佛腾云驾雾一般，飞上了二楼。二楼同样是震天的口号和雨点般的拳头。在嘈杂混乱声中，他又被押上三楼。“仪式”完了以后，又被押回牢房。
后来季羡林听说，这叫做“楼内游斗”。是谁发明的，不得而知。季羡林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这样的批斗，花样虽然新鲜，但是对他也没有什么刺激，只觉得“好玩”而已。
事情当然不能就这样结束。这位赵营长下定决心，不整得季羡林死去活来绝不罢休。于是连夜制定方案，调集人马，布置任务，要给季羡林一点颜色看看。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季羡林又被押到一间教研室里，那里面坐着教师，也有学生，面对面地对季羡林进行批斗。然后是第二个教研室，第三个教研室……每个教研室都批斗一通。东语系有十几个教研室，共批斗了十几次。接着又到东语系学生班里去批斗，每个班批斗一次。季羡林也记不清究竟批斗了多少次。他说：“加起来，总有二十来次吧。以每次批斗一小时计算，共有三十来个小时。反正三两天内，我比出去‘走穴’的人还忙。”这样的批斗能产生什么效果呢？他说：“除了感觉到有点疲倦之外，‘虱子多了不痒’，我‘被批斗的积极性’反而调动起来了。我爱上了这种批。我觉得非常开心。你那里‘义正词严’，我这里关上耳朵，镇定养神。那些真假革命家们，大概是万万想不到的吧！”
1969年2月17日，宣传队根据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宣布监改大院解散，并释放分别关押在各系的“罪犯”。监改大院这座由聂记校文革私设的牢房，从1968年5月建立至1969年2月解散，历时十个月。先后关押党政干部、知名学者及师生二百一十八人。
1969年春节前，东语系革委会突然通知季羡林说：“你可以回家了。”没有说明原因。季羡林满腹疑问，抱起铺盖，走回了13公寓的家。他走进家门，看见那间大房间已被封了门。全家人挤住在一间九平米的小屋里面。家里的两位老太太告诉他，他被关押期间，有一个学生拿着抄走了的房门钥匙，带着一个女人，在那间被查封了的大屋子里，鬼混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就睡在季羡林的床上，还用他们家的煤气做饭。这个家伙还威胁两位老太太说：“不许声张！否则有你们好看的。”季羡林听完，心里一阵恶心。他拿着革委会发还的钥匙，打开了门，看见屋内一片狼藉。又看了看自己的床，他忽然想到，自己离开这床已经有八九个月了。
此时季羡林在高兴之中又满怀忧虑。自己现在虽说已经不是囚犯了，但是头上还顶着一摞帽子，前途仍然渺茫。每月只能拿到的那一点钱，连吃饭也不够。此外，还有不少外来压力。有一天，他无意中听到家属委员会的什么“连长”的老头子，高声昭告全楼：“季羡林放回来了，大家要注意他呀！”季羡林听了虽不感到吃惊，但心里仍难免别扭。他知道自己被判“群众监督”了。这样的身份，就仿佛成了瘟神，还有谁敢接触他呢？
即使没有人告诉他现在已判了“群众监督”，他自己已经有点反常。走路抬头，仍然不习惯。进商店买东西，像个白痴，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不敢叫售货员“同志”，可是，不叫“同志”又叫什么好呢？当时还没有叫“小姐”、“先生”的习惯。结果是“口嗫嚅而欲言，足趑趄而不前”，一副六神无主，四体失灵的狼狈相。他自己都感到十分难堪，仿佛成了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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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解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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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没多久，季羡林被指令到学生宿舍40楼去参加学习。他第一次去40楼的时候，正是冰封雪飘的时候。这一段路相当长，总有三四里路，走快了，也得用半小时。季羡林走出家门，走了一段路，立即避开大路，从湖中的冰面上走过去。季羡林忽然想到古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说法，这本来是个形象的比喻，可自己今天的处境不正是这个样子吗？
来到4O楼，不久前他还在这里被“楼中游斗”，这回是什么身份呢？他自己也说不清。他一鼓勇气，进去报了到。幸而没有口号声，没有拳打脚踢，而是不冷不热的待遇。他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他被分派了小组，组员都是学印地语的学生。从此以后，他就以这种莫明其妙的身份，参加了学生的学习活动。
同革命群众在一起，季羡林开始很不习惯。自己是人是鬼，还没有定性。游离于人鬼之间，不知何以自处。学生们活泼爱动，休息时吹拉弹唱，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季羡林则呆坐一旁，宛如泥塑木雕，自己也觉得和现场的气氛很不协调。
又过了半年，8341部队进驻北大。开始，北大师生，包括季羡林在内，都对这支有着悠久革命传统的部队抱着极大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够拨乱反正，整理好北大这个烂摊子。
可是，8341部队进校没有多久，宣传队领导小组就作出了一项令人不可理喻的决定：北大大多数教职员工，到远离北京的江西鲤鱼洲去接受劳动改造。此地天气炎热，是江西鄱阳湖地区有名的血吸虫病重疫区，苇叶上的露水珠里都有血吸虫的蚴尾。这个部队的一个头头说，这叫作“热处理”，实际是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迫害。
季羡林开始是做好了“热处理”思想准备的，准备被发配到鄱阳湖去。可是，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最后却让他留在北京，同学印地语、泰语的学生到京郊长城以外的延庆县新华营，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了新华营后，他才知道，没让他去江西鲤鱼洲而让他来新华营，原来是另有任用。
根据上面的指示，大批判不能空对空，需要有人做“活靶子”，这样批起来才能有生气，有声势，效果才能更好。季羡林现在就成了这样一个“活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