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部大会经过认真严肃的讨论，全体一致通过季羡林的入党申请。会上没有人提出异议，几乎是一片赞扬声。最后江隆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除了对季羡林入党表示祝贺外，又重申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号召知识分子跟党走，同心协力建设新中国。
季羡林的心情是万分激动的，但是当时他没有讲更多的话。直到一年后，他才写了《入党一年》的文章，表达了自己的心情。他写道：“对年纪比较大的知识分子来说，提高觉悟和改正缺点并不像一些人想得那样十分困难，当然也不会特别容易。组织上的教育，同志们的帮助，以及个人的努力，三者缺一不可。前二者可以说是外因，最后一条可以说是内因。只有内因与外因相结合，觉悟才能逐渐提高，缺点才能逐渐改正。”
季羡林从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最终申请加入共产党，这其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季羡林是一个执著的爱国者，他一生都盼望祖国繁荣富强。他内心其实是很关心政治的，因为政治与国家命运密不可分。他所谓的“对政治不感兴趣”，实际是对那些置国家利益不顾，玩弄政治的政客以及他们的政党不感兴趣，甚至嫌恶。他经历过的二三十年代的军阀混战时期，和40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是政党争权夺利，政客翻云覆雨，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的时代。这使他产生了政治是“肮脏的”结论。这也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认识。
建国以后，在中共领导下，虽然知识分子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改造过程，但是新政权在短时间内使国家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国内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再加上建国初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民心振奋，而且在1957年前极“左”路线尚未泛滥成灾，中共的大政方针没有大的失误。这一切改变了季羡林以往对政治的认识。他在1954年写的一篇短文《充满信心，迎接1955年》中，充分表达了对政治的新认识以及对共产党的赞扬，他写道：“我们中国人民现在之所以能蓬蓬勃勃像生龙活虎一般从事于各种建设事业，使我们的祖国天天改变着面貌，我们之所以取得上面那些胜利，是和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
从解放以后季羡林个人的际遇来看，也是一帆风顺的。他没有受到过批判，也没有在运动中被重点审查，相反，他担任北大校工会主席，一干就是六年，又被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l954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还参加出国代表团。这些都说明新政权对他的信任。当时，只有政治历史清白，表现积极，靠拢党组织的人才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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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岁月的尾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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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季羡林并不是很早就提出入党申请的。因为对参加共产党他有一个思想顾虑，这个顾虑即是：“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在他看来，当中国共产党人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自己却躲在万里外的异邦，追求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乎？”他感到自惭形秽。他没有脸面在革命胜利后申请入党，因为这有“摘桃派”的嫌疑。这种在一般人看来近乎“迂腐”的想法，在季羡林看来却是事关品质、道德的大事，这使他在申请入党时犹豫再三。这种想法恰恰反映出季羡林性格中诚实、质朴，甚至天真的一面。
季羡林的这个“活思想”，可以从他的好友臧克家的文章中得到证实。臧克家在《朴素衣服常在眼——记羡林》一文中写道：
北平解放不久，他还有点清高、谦逊思想。谈到有些知识分子入党问题时，他说：“共产党打下了天下，这时候你申请入党了。”环境在教育人，时间在改变人。50年代初，我在济南开人代会，恰好羡林在家，我去看他。亲密的朋友，相会于旧地（他与我都是在济南上中学的），自然别有情意。记得，他留我在他家吃饭，饭罢，羡林亲切而又严肃地对我说：党组织培养了这几年，现在我在考虑这件大事，我的为人你是知道的，入了党，就要为党工作，全力以赴，把个人的一切全交给党。
听了他的话，我感动不已。我也严肃地对他说：你以前关于知识分子入党的看法，今天要用事实纠正了。这一步，你是迈过来了。党和群众培养你，信任你，你应该写申请书！
他听了我的话，很感动的样子，没多说什么。我心里想，羡林不论做人，做学问，不是暴雨似的，而是沁透式的。他入了党，一定会给党好好工作，只想给党添什么，决不会想向党要什么。
果然，羡林是这么做了。
季羡林入党后，以组织观念强而受到表扬，据说有一次当他正准备参加支部会时，突然上面来了通知，周恩来主持的一个宴会要请他参加，他急得到处找支部书记请假。他的党费总是每月准时交纳，分文不差，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党组织分配的任务，他必定竭尽全力去完成。他从来没有向党伸手要过什么，只是付出。他入党后从不以党员自居，高人一等，而是和以前一样，仍然是个普通一兵。如果按党章来衡量，他应该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事实上，80年代初，季羡林作为“优秀党员”，在北大成为全体党员学习的榜样，校刊上大量报导过他的先进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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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学术研究竟是一个“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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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在学术回忆录《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中，对195O年至1956年自己的学术成绩作了回顾。他吃惊地发现，“这一段，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在整整七年中，有五年我的学术研究成果竟是一个零，其余两年算是写了两篇可以称得上学术论文的文章，差强人意。试问人生一世能有几个七年呀！”
季羡林的慨叹与惊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一个搞学术研究的人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学术研究是生命的记录。时间过去了，却没有留下记录，就等于浪费生命，无异于自杀。可是在那样的年月，又怎么可能有时间坐下来研究学问呢？批判和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开会，简直可以说无日不开会。正如诗人冯至套用李后主的词写的两句话：“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所有人的宝贵生命都消耗到无休止的会议中去了，而且是毫无价值地消耗掉了。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季羡林自己统计的一份七年学术成果成绩单：
1950年
一整年，我只写了两篇文章。
1、《纪念开国后第一个国庆日》
2、《记梵文原本的发现》
没有一篇学术论文，这一年等于零。
1951年
这一年我写了八篇文章，汉译马克思《论印度》出版。
1、《序》
2、《语言学家的新任务》
3、《介绍马克思》
4、《从斯大林论语言学谈到“直译”和“意译”》
5、《对于编修中国翻译史的一点意见》
6、《史学界的另一个新任务》
7、《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翻译）
8、《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翻译）
也没有一篇学术论文，这一年又是一个零。
1952年
这一年只写了一篇文章。
《随意创造复音字的风气必须停止》
这一年当然又是一个零。
1953年
这一年我写了两篇文章。
1、《学习心得》
2、《纪念马克思的著成一百周年》
1954年
这一年写了三篇文章。
1、《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
这是颇费了一些力量才写成的一篇论文。我这篇论文的主要结论是：中国纸至迟到了唐代已经传入印度。造纸法的传入，由于材料缺乏，不敢肯定。传入的道路是陆路，也就是广义的丝绸之路。
2、《中印文化交流》
3、《中缅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后两篇都不是什么学术论文。
1955年
这一年，我写了四篇文章。汉译《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出版。
1、《序》
2、《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这一篇勉强可以算做一篇学术论文，因为并没有费多少力量，不过摭拾旧文，加以拼凑，勉成一篇而已。
3、《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
这同前面1954年关于纸和造纸法的文章属于同一类型。我在上面下过一些工夫，可以算得上一篇学术论文。
4、《为我们伟大的祖国而欢呼》
这是一篇应景的杂文，毫无学术价值可言。
1956年
这一年共写了五篇文章。汉译《沙恭达罗》出版。
1、《纪念印度古代伟大诗人迦梨陀娑》
2、《印度古代诗人迦梨陀娑的》
3、《序》
4、《沉重的时刻》（译文）
5、《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这是印度佛教史上和西方梵文巴利文学界的一个老问题，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即关于原始佛教究竟使用什么语言学习佛言。我的结论是：佛允许比丘们用比丘们自己的话来学习佛言。
在以上五篇中，只有最后一篇可以算是学术论文。
——《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
季羡林为什么在这里一口气把七年中写过的东西都罗列出来？他写道：“我那样做是有用意的，我的用意是在‘示众’。”
季羡林的“用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是个“惜阴如金”的人，“衣不求华，食不厌蔬”，一生所求只在“学问”二字，每天早晨四点即起床，伏案读书写作，几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不敢有丝毫逸豫。可是“皇皇四十载，书剑两无成”，怎能不令他“言念及此，心如刀割”。他连声呼道：“奈之何哉！奈之何哉！”然而，这才仅仅是个开始，更严重的还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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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在政治运动的漩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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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1957年，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难忘的年头，至今回忆起来仍然令人不寒而栗。对全中国人来说，这一年也是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这艘航船偏离了强国富民的航向，在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中，逐渐驶向“文革”的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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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风暴擦身而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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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1957年，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难忘的年头，至今回忆起来仍然令人不寒而栗。对全中国人来说，这一年也是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这艘航船偏离了强国富民的航向，在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中，逐渐驶向“文革”的漩涡。
正当全国知识分子从平静的1956年迈进1957年的时候，在那个“不平常的春天”，政治形势急转直下，由帮助党整风，鼓励提意见，忽然变成“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这使所有知识分子大惊失色。在他们被吓得目瞪口呆，惊魂未定，甚至还来不及做自我检查的时候，一张大网已将五十余万名知识精英一网打尽。五十余万人沦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成为人民的敌人，被打入“另册”，被批判，监督，劳动改造。被株连的亲友，铺天盖地，不计其数。被株连者在入学、就业、提干、入团、入党，甚至婚姻等方面均遭到歧视。
1957年北大从整风到反右，整个过程都发生在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里。
4月25日，北大党委召开干部会议，学习毛泽东于同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参加会议的有党委委员、各行政部门的党员负责干部，并邀请校务委员、系主任、民主党派、工会、学生会负责人等一百五十人参加。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揭露学校中存在的“三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这是北大党委贯彻中共中央开门整风指示，召开的一次大规模的整风会议，也是北大党委整风的开始。
这次干部整风会议是一次马拉松的会议，从4月25日开到5月14目。期间，在大会上有五十多位教授和干部发了言。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学校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尖锐批评。后来这些发言者中的部分人，因言获罪，被划为右派。
5月14日，会议最后一天，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宣布：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不过，它只是北大整风运动的序幕。
应当补充一笔的是，在这次会议召开前一周，即4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北京的哲学界人士。北大哲学系郑昕、冯友兰二位教授参加了接见。接见中，在大家谈到关于逻辑问题时，毛泽东说：一切学术问题都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讨论。当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胡绳到来时，毛泽东特意向冯友兰说：你们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还应继续下去。毛泽东的话使郑、冯二位教授深受感动，使他们对党贯彻“双百”方针的决心深信不疑，同时，北大的教授、干部们闻之也深受鼓舞，打消了在整风运动中大家的种种顾虑。
与此同时，社会上的整风运动也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5月19日，北大大饭厅东墙上出现了历史系学生许南亭以“历史系一群同学”的名义贴出的大字报，质问校团委关于北大出席团的“三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
这是北大整风运动中出现的第一张大字报。
接着出现了哲学系龙英华贴出的大字报，建议开辟“民主墙”。
这两张大字报出现后，学生们激动起来了，他们蜂涌着，奔告着，争论着。北大学生的“大鸣大放”随之开展起来。
5月20日，大饭厅附近的墙上，已经被五颜六色的大字报贴满。其中绝大多数是对学校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以及教学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批评意见。其中一篇署名“一个强壮而怀有恶意的小伙子——谭天荣”写的《一株毒草》，批评《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并建议北大学生自己办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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