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我们希望能够避免一些文化上的障碍，推动美中关系的良性交流。最近根据有关的资料统计，海峡两岸间的通婚已经形成了潮流，正式结婚的已经有5万多对。从太平洋两岸来看也出现了很新鲜的结婚的现象，20多年来中国人和美国人以及其他西方人通婚的现象应该是超过5万对的一两倍或者两三倍。最有意思的是最近美国前副总统奎尔，大概一两个月前访问上海，参加了他儿子的婚礼，他的儿子娶了一位上海姑娘做太太。从您个人的角度，您认为官方或是民间应该如何看待这种通婚？中国政府是支持还是反对还是很不高兴？我们漂亮的上海女孩、中国女孩儿嫁到西方去了，是不是民间的心里有一种失落的感觉？
赵：你说得很有意思。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和西方人通婚的例子很少，有一些早期的留学生和外国人结婚，那都是凤毛麟角，极个别的例子。最近20年来，这种现象多起来了。回忆1977年，有一位法国小姐和中国小伙子结婚，当时他们去有关部门登记，有关部门不知所措，这是怎么回事呀，觉得不能给他们登记。最后传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说这很自然嘛，应该准许登记呀。当时是这样的困难。在民间，很多人认为国际婚姻悲剧多，由于文化的差异也许会发生问题。比如中国人很喜欢储蓄，中国人的储蓄率在城市几乎是40％以上。美国人的储蓄率为1％，听说最近下降到0。5％。结婚之后，美国女孩子说咱们把一年的工资都花掉吧，咱们到巴黎玩一下，而中国小伙子会说我们要节省，我们还要买房子。中国政府现在有关于和外国人结婚的一个对婚姻法的补充条款，保证这样的自由。但要让他们严肃，要绝对避免重婚，不许隐瞒自己在本国有夫人或先生。政府是以法律来保证他们有婚姻的自由和质量。民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不赞成他的孩子和外国人结婚，当然也有人持无所谓的态度。我认为地球变小了，喷气式飞机变大了，飞得更快了，这种事情恐怕今后会更多。
美国国会的议员们是通过美国媒体来看中国的，他们应该到中国来
记者：下面换一个话题。听说您也认识基辛格先生。基辛格先生曾经强调过美中关系的个人交流。他认为应该加强民间大规模的交流，应该让西方世界更多地了解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如何让美国的政界朝野人士客观地了解中国的改革事业的进步，如何让美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中国是否在考虑应该建立一个民间形式的机制来推动这方面的工作？因为您主管这方面的工作，而新闻办公室主要是让外部世界了解中国，您是不是谈谈这方面的见解？
赵：美国国会和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交流以往是少了点儿，但是近些年有所改善。前两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派出了代表团，团长是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曾建徽先生，他带了一个有很多重要人物参加的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了美国国会，访问时间将近两周。据我所知，他和美国国会进行了多次座谈，也和媒体进行了接触，也有很激烈的争论。但是，这些争论都是有益的。因为，首先你要知道对方的观点，然后再提出自己的论据和找到共识之处，可以要求对方解释和说明。这里涉及的问题很多，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障碍是台湾问题。WTO现在已经解决了，贸易逆差问题不能算大问题，还有对中国人权问题的一些指责等，都可以进行广泛的交流。
记者：我知道，我也会见了曾建徽先生。他说，交流比不交流要好得多。今后会不会再派遣第二个代表团呢？
赵：我想会不断派遣的，但是我特别希望美国国会的议员先生们，众院也好参院也好，也多到中国来。美国国会很多时候对中国内政发表看法，并且不断地通过一些对中国有所指责的提案。但是我想，投票反对中国的议员中，相当多的人对中国的了解是不够的，他们是通过美国媒体来看中国的。而美国媒体绝不像有人以为的是很清楚的平面镜来反映现实。我觉得，这面镜子有时是一个哈哈镜，虚像是变了形的。所以我想，中国问题是重要问题，中美关系又是重要的课题，他们应该到中国来，我们欢迎他们来。不仅中国全国人大欢迎，我们的政府也欢迎。所以中美交往应该有政府交往、国会交往、名人交往、民众交往、学者们的互相往来，还有媒体交往。我觉得媒体交往也很重要。据我个人的经验，凡是来过中国的人在临走的时候他会说一句话：“与我原来的想像不同。”是比原来想像的更坏了还是更好了呢？都说比原来的想像要好。
对美国国会议员要有所区分
记者：“百闻不如一见”，正常访问是一个方式。美国国会议员产生的方式实际上和中国大陆还是有相当大不同的。许多议员是由当地人选出来的，有的确实对国际事务了解不多。据我们的资料，大约有50％的国会议员没有护照，就是说他们没有到国外访问的经历。但是，大部分国会议员有时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我觉得其中大部分人是出于一种对人权的维护。主观愿望上是希望中国大陆能够不断地向着繁荣的、民主的、统一的方向走，老百姓能够不断享受更多的权利。
赵：恐怕我不能够完全同意你对美国国会议员的评价，说他们都希望中国享有民主、自由。我觉得对他们要有所区分，有的议员并非抱着善意和好感，甚至是先有了一个不好的结论，然后勉强地用政治观点来证明他对中国的错误论断。对于这样的议员，我们仍旧是欢迎他到中国来。这样就可以克服他们的一些偏见。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也就相当于美国的议员了，可以说几乎百分之百的人都有相当的国际知识和出国的经历。我想，通过交往必能达到新的进步、新的了解，会促进和谐的关系。
未来的中美关系是很重要的
记者：我大概在去年4月还是3月访问上海的时候，在酒店里遇到了美国国防部部长的两位助理。这两位助理和我聊天，他们说，在我们来上海以前，没有想到上海有这么大变化。我们来了以后觉得，上海的变化使我们感到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实在是很少，因此他们说，希望更多的人访问中国。最近，美国各党的总统候选人都坚决地、不断地表达自己对对外政策的一些看法。我们比较关注地注意到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布莱德利，他是美国NBA球队的一个有名的球星，他自己还是剑桥大学的访问学者。他谈到自己的对外政策时认为，美国民族、美国民众正在经历孤独的感觉，所以在未来的政策中要强化和世界各地的交流，要避免孤立主义孤立主义：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奉行的外交政策，不卷入与当时的热点地区也就是欧洲地区的任何纠纷。。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曾经在得州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反复强调，未来美国对外关系中，美中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今天，我们请您讲一下未来50年美中关系为什么重要？美中关系会发展到怎样的一个状态？您是一位专家和学者，现在又是一个主管新闻部门的领导人，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不用官腔讲好不好？（笑声）
第二部分 谈话录第43节 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重视中国（2）
赵：美国和孤立主义这两词的联系有两次，一次是1941年“珍珠港事件”1941年当地时间12月7日（星期天）凌晨，由6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日本353架俯冲轰炸机、鱼雷机和战斗机偷袭位于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以及位于夏威夷欧胡岛其他地方的美国空军基地，美方损失惨重，史称珍珠港事件。爆发前，欧洲和亚洲都已经打起来了，美国置身于战火之外。罗斯福总统说，美国是孤立主义。而“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美国打破了孤立主义，以后又签署了《大西洋宪章》1941年8月14日，美英两国首脑罗斯福和丘吉尔签订了《大西洋宪章》，其主要内容是：两国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不同意未经有关民族同意的领土变更；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政府形式的权利；促成一切国家在经济方面的合作；在纳粹暴政被摧毁后，重建和平，以使人类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不虞匮乏；各国必须放弃使用武力。，这样使美国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那个孤立主义和现在的孤立主义相比，好像一个影子又回来了。但是这次和那次不同，和60年前的孤立主义不同了。布莱德利说的孤独主义原文我没看过，但我想，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如果以美国自己的主张为主，而不征求联合国和世界各国的意见，这种孤独主义是一种新的孤独主义，无论如何应当避免。如果是指这个含义，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中美关系多么重要，我觉得可以这样看，美国占全世界财富的27％，并且现在又连续104个月经济呈正增长；中国人口占全世界21％。就是说，五分之一的人口在中国，四分之一的财富在美国。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如何，既影响这两个国家本身，也影响周围的国家。也可以这样说，很多国家是看美国的脸色行事，是跟着美国的。在欧洲也有，在亚洲也有。但是也可以说，中国也有它的影响，也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和中国很友好，也参考中国对美国的态度。所以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如果处理得好，对下一个世纪不仅是50年而且是100年甚至更长都会有影响的。但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本世纪以来，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时候，当时有美国。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美国确实是帮助了我们。它当时有一个向中国运送武器的计划，中国将之翻译成“驼峰计划”，因为当时的飞行高度超不过喜马拉雅山的高度，因此是很危险的。当时牺牲了上千名飞行员、损失了五六百架飞机。这些贡献中国人并没有忘记。最近又发现了一架当年的美国飞机，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探险。你们美国之音的一名女记者还滚到了山下，中国农民去救了她。有人问他为什么去救她？这位农民回答说，当初美国人帮助我们，我为什么不去救她呢？对这件事，克林顿总统还有印象，他给中国领导人写了一封信，感谢中国农民的英勇行为。
在中美之间如果找友好的理由比较容易，它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找不友好的理由，我觉得比较牵强。比如说贸易逆差问题，这是不友好的理由吗？很多国家有贸易逆差问题，而是不是一有贸易逆差问题就不友好了？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能解决，贸易逆差现在到了什么程度呢？两边的计算都不一样。不一样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香港的转口部分有附加值。这个附加值如果算高了，逆差就高；附加值算低了，逆差就少。有学者算过之后得到一个数值正好是美国和中国官方公布的中间值，您也许能够接受吧。我相信对美国的逆差会减少一些，美国高科技的东西，可以多卖给中国呀！当然，也许不是很容易就能把这扇门打通的。
其他问题，人权问题，中国有中国的人权观，美国有美国的人权观，这可以交流，但不能以此作为干涉中国的一个借口。我觉得，中国的人权纪录不断地进步，可以说现在是中国几百年来最好的人权状态。但是，一些美国人特别是美国国会的一些人和美国媒体的某些主笔没有看见，只是道听途说，再发挥他们的观点，确实对中美关系有消极作用。未来的中美关系是很重要的，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和占世界财富四分之一国家之间的关系，怎么说这个重要性都是不过分的。像刚才我们说的，国会加强交往、政府加强交往、人民加强交往、媒体加强交往。我作为中国新闻办公室的负责人，我的责任就是向世界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特别是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进展、中国的政策和中国的明天，并且应该回答外国人看不清楚的问题，来解释他们不理解的方面。因此，我很愿意和美国媒体主动地对话。事实上，我们已有很多交往。美国的一些政界人物我也曾多次接待过，如戈尔副总统、基辛格博士等。和这些人见面的积极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我们欢迎这样的交往。我们也加强了互联网的建设，加强英文的内容，请你们也从互联网多看看中国的情况。
几年内必有一方碧水蓝天还给北京市人民
记者：是的，这些交流都是很有必要的。我想能不能讨论下一个问题？我来到北京以后看到这里的空气污染很厉害，我相信新闻报道是真实的，是空气压力的关系，使得城市废气不能往外散发。但我想还有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和汽车废气管理制度的松散或没有建立有关。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说，中国面临经济的大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污染的大灾害。您当然不是主管污染控制的，但您是对外新闻发布的重要人士。您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如何看待这样的发展中形成的严重问题呢？
赵：中国的国策是要保持可持续的发展，这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不能在本代人中过分地攫取自然宝藏而不给后代留下储备；第二个含义是不能破坏环境或者说不能再加重污染并应该改善污染情况。因为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工业发展过程中都出现过污染，但也有很多国家避免了污染，或者有污染以后改进了。伦敦就是一个例子，泰晤士河又有了鱼。不久前我到伦敦去了一趟，我看见河水的确很清了。“雾都”的名字已经成为历史。据我所知，北京市政府、市长把改善北京的空气质量作为他们最重大目标来衡量他们的工作，他们对北京市民有所许诺，一定要改善北京的空气。措施很多，首先消灭北京居民的煤球炉，尽量减少工厂烧煤的数量。几千万吨煤烧进去，哪怕是万分之一的灰尘，一平方公里一个月落的灰尘是以吨计算的。早上穿的衬衫晚上就黑了。将来应当是用LNG、LPG，这是液态的天然气或液态的煤气。北京的一些公共汽车已开始用LPG。当大西北的天然气能够通到北京的时候，污染就会少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