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难举出哪个人和哪个人进行了一些交往、什么商业活动。这样的活动也很多，但是它不如这种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那种大冲击，对这个文明形态产生的这么深远的、这么剧烈的一种变动。所以在这里我强调得比较多一点。但是我并不排斥，而且我们甚至说，在绝大多数时候游牧民族和农耕世界，农耕世界和农耕世界之间，可能和平交往是占了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但是它的影响往往它不如这一次大冲击来得那么剧烈。所以我们在讲的过程中，主要是想强调它这种剧烈性而已。再一个就是说，在强势文明和弱势文明之间，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对话的可能性。我对这种可能性是表示怀疑的，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是以一种以势凌人的意义上来定义强势的话，我们讲这种对话是完全不可能的。比如说，在西方殖民化的浪潮过程中就是这样，西方当时殖民过程中，以为把整个世界都纳入到西方所承诺的那种幸福前景之中。
这一点西方的有一些历史学家比我们东方人看得更清楚，比如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他在他的很多著作里边都谈到这一点。他说当初当西方向非西方世界的人贩卖他的价值观念的时候，他们真诚地对世界开了一个玩笑。买卖双方都以为是货真价实，他说结果却不然，他说盲目地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的结果，是使非西方世界陷入了西方所始料未及的一种普遍的灾难之中。这种灾难使得非西方世界的人们，忍受着比西方世界的人们更大的一种精神上的苦恼。导致了一种被汤因比说的，非西方世界知识分子的精神分裂。所谓精神分裂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方面，你自己的文化传统在底下拉着你，另一个方面，西方的价值观念又好像把你头脑整个改变过来了，你以为你可以斩掉自己的那个蜥蜴的尾巴，你可以拔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拉到天空上去，实际上你是斩不断的，也拔不起来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非常可怕的效应就叫“文化溶血”，就像给一个A型血的人输上了B型血的结果一样，它会导致一种“文化溶血”。所以这种情况是经过非西方世界，整整一个世纪的反思以后，是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整整一个世纪的反思以后，非西方世界的人们才普遍意识到这一点。就是完全接受、采用西方的方式是不能解决自己本国的问题，不能解决自己本民族的问题。因此一个民族跟在别人后头亦步亦趋是没有出息的，当然夜郎自大也是没有出息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方面要从自己的根本开始发掘出一些资源；另一个方面，要广泛吸收西方的东西，这样才是一种再生之路。20世纪有一位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叫斯塔夫里亚诺斯，他写了两卷本的《全球通史》。然后在《全球通史》以后，他又写了两卷本的《全球分裂》。他认为到了20世纪出现了一个全球分裂，这个全球分裂，一个方面是经济的一体化，物质层面的一体化，在今天的世界上，在经济层面上，人们越来越多地联系在一块，地球成为一个“地球村”，所以我们说经济上确实是一体化、全球化。
但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非常吃惊地发现，与19世纪末相比，今天这个世界在文化上出现了多元化分裂，而不是说在文化上出现一体化。实际上19世纪末的时候，西方人乃至东方人更有理由相信，全球在文化上将会是一体化的。但是今天恰恰发现，我们在20世纪出现分裂了，文化多元化和全球一体化，这一对矛盾构成了我们20世纪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所以这是对你的问题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