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到她爹开的卡厅里管收钱，但“卡厅里的淫荡空气腌软了心中的防线”，她抵御不了勾引，委身于一个来卡厅的老板，就染上了这种可怕的病。梅毒不仅仅一点点地吞噬月儿的身体，也在一点点地吞噬她对爱情的祈盼，最后她在沙漠中自焚。按陈思和的理解，作者笔下的梅毒“象征现代都市中糜烂与繁华同体孪生的文化，是如何给淳朴的农村女孩带来毁灭性灾难”的。月儿在风月场上患上梅毒才惊醒过来，她想回到从前的生活，想悄悄治好病，与自己心爱的人结婚。小说重点写到灵官及其父母在得知真相后的态度和心理。在他们的态度中交织着双重的道德标准：一方面他们绝对拒斥青楼现象，所以他们恨月儿；另一方面亲情伦理使他们不得不把月儿当作妻子、媳妇来救治。这一切更唤起月儿对美好爱情的祈盼。但尽管心头的爱情火焰越来越炽烈，现实中的爱情却被一个正在溃烂的身体所阻隔。月儿最后选择了自焚，就是不想看到自己的身体彻底溃烂，她不想毁掉她留在爱人心中的美丽。作者大概是把主要的寓意都托予自焚的情节了，也就是说，青楼对女人的伤害是无可救治的，哪怕这个女子还心存美好的愿望，也无法在现实中实现。
现代化的矛盾往往集中体现为城乡冲突，所以在新青楼文学中经常会以城乡冲突作为构思的基础，在这种构思中，青楼女子就代表了乡村，她在城市遭遇到的屈辱和蹂躏，也体现了城乡冲突中乡村文化的被动位置。阿宁的中篇小说《米粒儿的城市》通过乡村女孩米粒儿对城市的向往、满足、失望、仇恨的一步步的变化，反映出在城乡冲突中，城市的欲望至上是如何恶性地利用和糟践淳朴的乡村资源的。米粒儿满怀感激和爱意去答谢城市和城市的男人，却没想到这样就天真地钻进了男人为她设置的圈套里，成为了风月场上的牺牲者。
中短篇小说：高原状态下的平庸和躁动“海外军团”的崛起
有一支海外军团在近几年的崛起，的确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形成了又一次波澜壮阔的出国留学潮，而这支军团的成员都是出国留学潮中移居海外的炎黄子孙，他们挟带着中国经验，在异国文化的碰撞下激发出新的思想火花。他们加入到当代中国的文学写作中，无疑带来一种新鲜的叙述语言。哪怕同样是在讲述中国土地上的生活，却是别开生面的天地。
在2005年的中短篇小说版图上，至少有三位海外女性作家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她们是严歌苓、王瑞芸、张翎。严歌苓的名字对国内的读者来说已经相当熟悉了，她20世纪80年代在国内就开始发表作品，当时才20多岁，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90年代到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仍不断有作品问世。张翎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以后转读听力康复学硕士，现定居在加拿大多伦多，在一家医院主管听力诊所。但她一直从事文学写作，作品除在海外出版外，也见诸国内的文学刊物。现为加拿大中国笔会副会长，2005年还获得首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袁惠松文学奖。王瑞芸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西方美术史硕士，1988年赴美，现居洛杉矶，是自由撰稿人，主要著作有《巴洛克艺术》、《美国艺术史话》等，译著有《杜尚访谈录》，并有小说、散文发表于海内外中文报刊。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黄川是个黄女孩》，王瑞芸的《姑父》，张翎的《雁过藻溪》、《空巢》，都是上乘之作。这些中篇小说除《黄川是个黄女孩》是写海外生活，立足于海外的经验，从题材上说是她们所独有的外，其余几篇作品都是在国内的生活经验酝酿成篇的。有的是写南京大屠杀，有的是写一个被政治的囚禁整治得心理扭曲的小人物，都触及重大的历史话题。这种题材的小说在内地作家的笔下很容易涂抹上意识形态色彩，但海外女性作家却以各自的文学方式处理，不仅没有轻待历史，而且同样也掂量出历史的分量。
这里着重介绍《金陵十三钗》。因为它不仅出自海外军团之手，还因为在表现抗日战争上它具有某种突破性的意义。小说一开始就将最神圣的东西与最淫邪的东西绞结到一起。一方是高森的教堂和威严的神父，一方则是从风月场所逃出来的披头散发的窑姐们。因为一场血腥的、以后也让中国人民永世不能忘记的大屠杀而将这二者绞结到一起。战争是摧毁文明和秩序的，在战争这个恶魔面前，代表着上帝的英格曼神父也失去了他的威权，他无法阻止日本兵残忍地枪杀中国伤兵，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收养的乞儿陈乔治倒在中佐的枪下。于是，在遭到屠刀威逼的教堂里，像书娟这样的内心还充满着诗意的女孩子，就对以往所认定的神圣与淫邪有了新的体认。我以为书娟对风尘女子玉墨由仇恨到忏悔最后到敬佩的情感转变，并不是意味着她对妓女这种身份的认识有所改变，而是懂得了对于神圣和淫邪的区分决不能停留在物质层面，重要的还是在精神层面。社会是不公平的，不公平导致了肉体与灵魂的分离，玉墨无法逃避肉体上的堕落，但她并不甘于灵魂上的沉沦，因此她才会在神父绝望的时候站了出来，代替教堂里的女孩子们去面对日本鬼子的魔爪。
我们取得了八年抗战的胜利，但这场战争让中华民族刻骨铭心，至今我们仍在打扫战场。该想想我们获得了多少值得珍惜的战利品，对于文学而言也是如此。我感到，文学注视这段历史的目光显得有些疲惫，我们很难从作家的叙述中得到兴奋和刺激。但是严歌苓的这篇小说仿佛让我感到目光的闪烁，她稍稍移动凝视点，于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场景。这个新的场景还不在于以一个单纯的女孩子书娟的视角，也不在于将战争、宗教、妓女、少女的青春萌动等等浓缩到战火中的一个教堂内，而在于仇恨主题的转换。战争激发我们的仇恨，仇恨疏导我们的道德良知，因此仇恨是战争文学的基本主题。但抗战题材不应该以激发对敌人的仇恨作为文学的归宿。严歌苓在这篇小说中显然调整了关于仇恨主题的思路，她不是不追问侵略者，而是把侵略者钉在审判席上，无须再追问。它只构成一种背景，而在这一背景下，作者通过书娟对玉墨的情感转变，使我们对仇恨主题有了更深的理解。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血与火的战争之中。在血与火中，书娟的精神得到一次宗教式的洗礼，但这次洗礼不是神父为她完成的，而是一位风尘女子为她完成的。这篇小说当然揭示的是人性，但小说的意象并不止于人性，它由人性推广到宗教性，推广到人的精神净化。
玉墨无疑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形象，她的身上携带着许多文明的符号，这是一个民族的悠久文化传统的结晶。这使她有别于一般的风尘女子，尽管金陵十三钗都打扮成中学生勇敢地献身，但玉墨能成为她们的领头人，这显然是一种文明的召唤。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文明就是一种宗教，它让我们得到精神上的洗礼。玉墨也许能让我们联想起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或者是斥奸骂贼的李香君。明代的戏曲家卓人月甚至将杜十娘的忠信品格比之于伯夷、屈原，感叹她“比伯夷之吁嗟，效屈原之”，由此看来，将玉墨视为战场上的英雄是完全够格的。小说中还有一位戴教官，为了教堂和更多人的安宁，宁愿放下军人的武器从容就义，他和玉墨一样是我们看到的战场上的别一种英雄，他们的血早已在战争的遗址下冷寞，今天我们真应该给他们一份温暖的关注。
中短篇小说：高原状态下的平庸和躁动红色资源的挖掘
20世纪在中国土地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工农革命取得胜利，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标明了它的鲜红色彩，红色是由它的阶级属性决定了的，这意味着它要走一条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道路，因此新中国的历程在当今世界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经验，这段历史经验对于文学来说应该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精神资源。这段历史虽然一直被作家们所关注，但新时期以来的写作基本上是从社会历史批判的角度进入这段历史的，总是摆脱不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即使是着力于表现人性，也多半是预设了社会、政治与人性的截然对立。实际上，对当时社会政治的彻底否定的态度妨碍了作家更深入地利用这一段特殊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资源。我借用“红色经典”一说，把这段特殊的历史资源称之为“红色资源”，而2005年小说写作让我感到，作家在利用这段红色资源上有所突破。肖克凡就是一例。他的中篇小说《唇边童话》和《孤岛史》，前者写1958年城市大搞公社化的一段经历，后者写一个农民因1958年大炼钢铁的一次工伤从而改变了他及全家人的生活。显然他对这段红色资源充满了兴趣，并且看得出他是有所思考的。《孤岛史》的叙述略嫌生硬，《唇边童话》则是十分圆熟的了。这篇小说是以一个孩子的眼睛去看待当时轰轰烈烈的社会思潮大更迭的社会现象的，小说从孩子饲养乌龟开始，就是在这种天真、闲适的氛围中慢慢展开那个时代人们内心的紧张，因为孩子的不懂事，这些紧张的表现在他眼里就变成童话一般。作者巧妙地利用这一孩子视角的特点，绕开了社会政治的老路，而让我们看到了民间道德对时代大势的适应与调整。小说在表现那个历史时期丰富的社会内容时，不是进行简单的批判和否定，而是展示了精神的韧性和磨砺。墨白的《母亲的信仰》同样可以看作是一篇在红色资源上大有作为的作品。小说中的母亲是一个很普通也很朴实的农民，她在60年代加入了共产党，入党带给她的不是实惠，而是更多的磨难，但她因为信仰的支撑变得越来越坚强。她的入党是桩很具体实际的事件，但作者跳出了具体的现实。这种具体的现实很容易引导作家去写一个被荒诞政治所愚弄的悲剧，或者换一个角度，也可能写到一个妇女解放的问题；这类写法未尝不可，但终究未跳出我们熟悉的框框。墨白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不纠缠于历史的具体事件，而是去揭示生活的艰难困苦与信念的执著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揭示了精神信仰是如何照亮一个人的内心空间的。这些小说也许给我们一个预示：当代作家将会通过整理红色资源创作出超越历史的厚重之作。
中短篇小说：高原状态下的平庸和躁动为70年代和80年代证明及其他
年轻的作家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土地，他们在小说叙述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审美时尚，尽管从经验的层面说他们的小说略显单薄，但这一问题随着岁月的累积应该不难被克服。更致命的问题是他们的才气很快就会被精明的市场所攫取，所以他们中的佼佼者多半都把时间花在写长篇上，很少有人愿意倾情于中短篇小说。徐则臣算得上是这批年轻人中的少数派，近两年他写了一批中短篇，越写越成熟，令人刮目相看。他在2005年这一年发表的中短篇小说《西夏》、《纸马》、《越挠越痒》、《弃婴》、《奔马》、《鬼火》、《三人行》、《石码头》等，不仅体现出一种新的叙述力量，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对“70年代”这个几乎成为萎靡审美的代名词有了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徐则臣为我们去除了曾经蒙在70年代作家身上的那一层时尚的幻影。他的小说的基本元素不是酒吧、卧室、浴缸、玫瑰，而是底层的日常生活，甚至乡村的民俗。他的《西夏》在写一位哑女在京城的遭遇时，很机智地将奇特性与平常性糅碎了重新组合在一起。李傻傻也是一位值得我们重视的年轻作家。李傻傻属于80年代写作，“80后写作”如同“70年代”一样几乎成了另一个带有贬义的专用名词，代表着商业化、时尚化，代表着“为赋新词强说愁”。但李傻傻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我们对“80后写作”的片面看法。如他在200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雪地上的兔子》、《2004，2014》，在这两篇小说里面都有一个关于死亡的主题，我们会发现作家思想中的沉重，这种沉重似乎又与作家的年轻不相称，但恰恰是这种不相称构成了小说叙述的张力，也使他有别于那些过于轻漂的“80年代写作”。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李傻傻的农村出身有关，他并不掩饰这一点，而是将此化作了他写作的重要资源。所以张柠在评论李傻傻时说：“自40年代末期以后，文学在农村题材方面一直在探索，但又一直被忽略。农村变成了想像中的农村。文学一直没有在经验上提供一个可靠的东西。这个空档一直是年轻人心中的空档。李傻傻是在这个意义上表达了自己的东西，所以他引起了关注。他代表了众多在农村受教育者的命运。”
我一直强调小说的精神内涵，我也很看重作家在小说中的精神追求。好的小说固然离不开精彩的故事，但深厚的意蕴主要不是来自故事，而是来自作者的精神寄寓。这些年来，小说创作逐渐从过去的物质化表现走出来，越来越重视小说的精神表达，而且表达的方式越来越精致细腻，表达的层面也越来越丰富。孙惠芬的《三生万物》写的是精神性的东西。她试图去触摸一个校长在面对死神时的心灵。我以为作者把这种内容编成小说时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因为在这些内容里情节的时间变得非常缓慢，它很难挽留住着急往前走的读者们。但作者敢于冒这风险，也许就因为她对精神追问的执著。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也许成结构上说过于松散，但这是作者本人最具有个人化色彩的一篇作品了，我是说她带进了浓郁的个人伤悲，因而无形中以散文的方式来处理小说。但她又没有沉溺到个人伤悲中，她是驾驭着个人化情感的小船到社会的江湖中闯荡并获得了一种心境上的大彻大悟。这样处理精神表达无疑是别开生面的。姚鄂梅中篇小说《穿铠甲的人》不是精神表达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