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写作”、“文学提升”、“乡土记忆”和“网络传媒”等进行了对话。谈到彼此的差异与理解，白烨深有感触地说：“我原来想以长辈的身份来引导他们，可人家根本不领情，不认账。那我就放低姿态，跟他们说说我的想法和看法，用对话的方式让他们倾听，希望能多少起到一些作用。”
在对于“80后”现象的研究中，已有的论文主要集中于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它所代表的新的文化趋向的研讨。《网络催生青春写手》（《新民晚报》2005年1月30日）的文章指出，“80后”是与以往的写作者们截然不同的人群——他们在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步入青春，甚至有人戏言“他们是在键盘上努力和网友聊天时学会把玩文字的”。网络，给了他们不一样的成长体验，练就了他们在键盘上熟练操控文字的素质，也给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心灵的动荡、孤独、迷茫。当他们不断参与网络组织的文字比赛，在网络的BBS或各种论坛上抛下自己的臆想化故事时，其鲜明的特色、非传统的风格和张扬的个性，被一些精明的出版商一眼看中，把这些文字从网络搬进了印刷车间，由此催生了一个个“少年写作家”。《“80后写作”与新文化现象》的文章在分析“80后”写作现象产生的背景时认为，“由于社会和文化氛围的极其宽松，使得小作者和书商乃至媒体都无所顾忌。这是一种大家都不太认真对待的狂欢气象。而且他们已经具备更加丰富的文学营养资源。当然，他们还拥有一个他们的父辈所不曾拥有的媒介、工具和世界，这就是网络。自由和网络，这是他们的优势。他们的作品，有一些是写年轻的边缘人的人生历程，有的还是成长的烦恼的叙事，叛逆逃逸的曲折，爱情的随意和执著。不能否认许多作品中的语言是发自真诚的挚情，甚至是露骨的率真。虽然难免有些刻意和故作姿态，但是，从中的确可以发现他们的心路历程和生存状态。”
白烨在《“80后”的现状与未来》（《长城》2005年第6期）的文章中，具体论析了作“80后”崛起背后的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新概念”作文大赛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学写手。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都是新概念大赛一等奖的获得者，所以说“新概念”大赛推出了一批“80后”作家，可以说这个比赛是许多“80后”涌现出来的助推火箭。第二个原因是市场的推动。这几年图书出版不断市场化，尤其是长篇作品的出版已经走向了比较系统的市场化。“80后”作者一上来，就遇到了这样的环境，所以还自然地就走上了市场。第三个原因，“80后”写手的作品适应了广大学生读者的需要。“80后”作者主要是学生写手，学生写手的作品反映了学生的生活，表现了学生的情绪，适应了学生的需要，这是最主要的原因。现在的学生读者，包括初高中生、大学生和研究生在内，是一个庞大的读者群体，处在求知阶段的他们，经常要阅读大量作品；而由于他们又都是独生子女，又最有购买欲和购买力。在这个群体里边，初中生、高中生又是最大量、最忠实和最重要的一群读者。而我们的文坛只有“儿童文学”，而那是针对儿童读者也就是为小学生服务的；大学生、中学生这一块，实在没有相对应的。而郭敬明他们，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因而在当下的写作与阅读关系中，与学生读者达到了一种供需的平衡与彼此的互动。他还说到，有人在一次研讨会上反问我，你说“80后”“走上了市场，没走上文坛”，也许这些“80后”作者、作品和读者已经构成了一个另外的文坛。这话对我也有启发，他们也许还够不成一个文坛，但至少它构成了属于学生阶层所独有的一个自足的文化现象。“80后”的悄然崛起和上面说的这些情况密切相关，也可以让我们从中反省很多东西。属于“80后”群体的明非在《浅谈“80后作家”》的文章中，也发表了相似的看法，认为使他们成为“被催熟的果子”，促使他们一个个用自己稚嫩的手拿起笔来表达他们年轻的思想的原因是：一，面对当今的教育制度，他们真的很无奈，有发泄的欲望。二，他们的作品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广大的大中学生。三，有人“帮”着他们“更好”地达到发泄的目的——商家和媒体的包装和炒作。
批评实践与研究前沿青春写作与“80后”现象进入研究视野（2）
“80后”现象现在看来，还主要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文学现象。从文学的角度来看，“80后”写作从整体上说还不是文学写作，充其量只能算是文学的“票友”写作。所谓“票友”是个借用词，用来说明“80后”这批写手实际上不能看作真正的作家，而主要是文学创作的爱好者。他们现在爱好写作，所以就来写作，将来怎样还很难讲，因为他们现在大多数人还是学生，以后毕业了是不是还会坚持写作，还会热爱文学，那就不一定了，至少目前还是未知数。因而，对于其前景看法也明显不一。刘永涛在《青春的奔突——论80后文学》里认为，“80后”应该出能超越前代作家、代表新的时代文学水准的作家作品，这需要时间，也需要耐心。无论如何，“80后”文学的崛起已是事实，在短短的几年里，便成为文坛乃至整个文化界的一大景象，带给人们以无尽的思考。与其说“80后”作家书写的是“青春的躁动”，不如说是他们铭记的是生命的疼感和对世界的追问。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更愿意认为他们的书写是对这一代青春的突围，是步入自主自力的生活状态、寻求独立话语方式的自觉。而未来，永远值得期待，这一代的年华与梦想一样，正值姹紫嫣红的季节。李敬泽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则不仅认为“80后”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且是一种不好的文化现象。他说“80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仅包括“80后”作家的写作，还包括他们的读者的反应、成人们的反应、社会的反应，这一切加在一块儿，构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内在逻辑就是：变是好的、新是好的、青春是好的，越年轻越好，越代表社会和文化的方向。他认为这是一种毁坏文化的逻辑，文化决不仅仅是变，它还是传承，这个道理猴子都懂，但我们现在已经不懂了。如果一种文化、一种文明、一个民族的生活中缺乏不变的向度，缺乏对恒常价值的追求和持守，那么，就会出现现在这样的现象：过度追求和夸大经验上的差异，好像仅仅因为穿的鞋不同，因为我用钢笔你用电脑，两代人之间就没有共同语言了，就有了截然不同的世界观，这显然是荒谬的。而晓华、汪政在《青年创作与世代研究——兼论文学创作上的“80后”现象》（《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的文章中，从主流批评对“80后”现象的放弃批评，提出了自己的忠告。文章指出，对于“80后”现象，我们的批评放弃了什么？那就是文学，是如何坚持文学的标准，坚持文学的发展观念，坚持对汉语写作的责任意识，而它危及的可能是共时性文学批评这一文学工作方式的生存。对“80后”通过市场运作捆绑起来的一群写作者来说，有两种解读与批判的途径：第一，是文学的，他们身上虽然没有什么肯定性的文学因素，但负面性概念却是大量存在的，如拒绝文学传统，缺乏经验积累，没有成熟的叙事能力，语言苍白、矫揉造作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指出来，引起消费者的警觉，并倡扬纯正健康的文学趣味。第二，是文化，将其放到消费文化的大背景中去研究，因为这一批少年写作者身份模糊，他们的产生牵涉到传媒业、出版业，牵涉到教育与就业制度，牵涉到时尚、审美、人才等许多观念，它不是一个真实的文学存在，但它绝对是一个真实的文化事件。可惜这两方面的工作我们做得都不够好，批评除了谄媚与冷嘲热讽之外别无作为，确实近于失语，长此下去，现场批评将难以为继，而被传媒所取代。
批评实践与研究前沿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与自我反思（1）
因为当代文学作为学科尚处于发展过程之，因而对有关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现状的反思，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事实上，这些年来在当代文学领域里有关文学史写作、经典解读、学科规范等一直就是持续不断的重要话题，2005年的当代文学的学科反思与建言，也是在以往的基础上继续前行，只不过是提出的问题不尽相同。讨论的话题有所倚重罢了。
2005年间，在有关当代文学史的分期与划界问题上，饶有新意的是杨匡汉发表在《山花》2005年第1期上的题为《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分期问题》的文章。文章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分期也即中国当代文学的起讫时间上，提出了以“二战”为界的新说法。他认为这至少有三个理由：其一，世界格局的变动，使得中国文学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国际的大背景，诸如“两个中国之命运”“世界格局的冷战对垒”导致的“学苏联”等等；其二，意识形态上二元对垒的极端化，影响了中国革命文艺从“主潮”到“进程”的方方面面；其三，从整个中国文学地图来看，“二战”以后，尤其是国共两党内战以人民革命胜利告一历史阶段之后，中国内地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文学形成了“两个天地”。文章在阐述分期看法中也透露了一种大文学观的意识。尽管中国当代文学史已有几十种，但有关文学史的写作仍是人们不断谈起的话题。2005间，吴秀明在《当代文学学科特点与时代新质的嬗变——兼谈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另一种思路》的文章中，对通行的文学史写法提出自己的质疑，认为有必要提出并强调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客观性问题，因为“认识客体永远是最重要的，第一位的。认识主体的见识只有符合于客体，正确反映客体，才够得上是科学的，才最终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这也是考验我们‘史德’的首要一条”。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及一般的文学研究还是有区别的：前者既属于文艺科学，又属于历史科学，它兼有文艺学与历史学两方面的性质和特征；后者则基本归属纯文艺科学的范畴，更具个人主观化的色彩。从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看，文学史告诉我们的主要是“我们曾经有过什么”，“这些东西有怎样的历时性意义”；而一般的批评和研究还要回答“我们何以有这些”，“我们为什么只有这些”。当然，这只是相对的，并且文学史的写作是以文学批评和研究为基础的。对当代文学史的当下形态这部分的写作，作为编者的我们，其实还无法摆脱“当事者”的角色选择，故真正意义上的修史不仅不可能，也没有提前作古之必要。即或如此，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强调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及文学研究的区别，强调文学史写作要遵循自身独特的学术规范、要有明确而强烈的定位意识，都是有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理解，他认为，当代文学史编写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允许有以“实”见长，而不是以“论”取胜的另一种思路。
有关就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的重新打量与切实沟通，成为2005年间学科建设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2005年4月9~12日，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文学评论》编辑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这次研讨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及其学术活动中，首次由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家学会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关注的重要议题，以及推进本学科整体发展的盛会。在会议开幕式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刘勇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认为：这不仅是一次很重要的、甚至是标志性的会议，对于两家学会学术研究的融通及发展开了好头，同时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真正深入和突破，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白烨针对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各种新的创作现象的出现，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及教学与学生阅读及现状的脱节或漠视，希望能够通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前沿问题研究的继续，以及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学会之间的携手及学术融通，以使本学科在整体上增加自身的学术活力。在将近两天紧张而热烈的大会报告及发言讨论中，与会代表围绕本学科发展中“学术前沿的前瞻性意义与当下中国文化语境”、“学术前沿及其问题的梳理与原创性研究”，以及“现当代文学史料与学科建设”等学术话题，展开了认真、深入的探讨，并且从不同的角度及其学术立场，发表了各自的观点，提出了有待进一步讨论的论题。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李西健教授在会议的“闭幕词”中总结到：本次会议通过讨论，“一种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意识越来越强，一种关于现当代文学观照的整体文化观念越来越浓厚，一种关于资料考证的既有结论的科学思维越来越清晰，一种关于立足于文学现实回归到文学本体世界的价值越来越明显了，还有一种关于现当代文学前沿问题的命题越来越贴近文学实际了”。
在现当代文学相互关系的考察上，雷达的《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整体》的文章更具分量和影响。文章开首就讲到：早在20世纪80年代，有识之士就提出了现当代文学的整体观问题，并力图贯通曾被政治意识形态“阻隔”的现代与当代文学的历史。应该说，“整体观”或者“20世纪文学”的构想是带革命性的，它使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掀开了新的一页，产生了难以计数的、名目大同小异的、都无一例外地试图以现代宏观意识重新构筑的现当代文学史。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却发现，在获得了一种宏观学术视野的同时，或者在被输入了一个新思维框架的同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