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都有几套年度文学作品精选丛书，分别被几家国内知名的文艺出版社出版。行内被简称为“ⅩⅩ版的年选”，一般都列有“报告文学”一种。笔者因工作关系曾参与过几次由中国作协创研部编选的“长江文艺版”《中国报告文学精选》的编辑出版工作，由此也生发些粗浅的念头。文艺出版社争出年度文学精选丛书的目的，主观上文学积累和建设层面上的意义已经不多了（虽然客观上为爱好文学的读者便于收藏和查阅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更多成分还是瞄准市场（当然年度精选的概念本身就具有市场效应，不然多家出版社抢出“年选”的现象就说不通）。按理，较之“诗歌选”、“散文选”甚而“中、短篇小说选”，“报告文学选”应是具有较强的可读优势的。然而就长江文艺出版社近十年的“年选”出版历史看，《报告文学精选》的市场销售一直令人遗憾地呈下滑曲线，以致到近两年，甚至落在“诗歌选”后面。2005年的《报告文学精选》，从责编到终审均表示出忡忡忧心。并非该“年选”名不副实，中国作协创研室的名头还是颇具权威性的，所选篇目也的确基本符合2005年报告文学创作的成就面貌。编辑们的最大担心依然是不可读、不好卖。这种尴尬状况并不止“长江版年选”独有，据称另有一种版本的“年选”索性把“报告文学选”改为“纪实文学选”，以求选篇空间更宽泛，在可读性和销售量上能打破瓶颈。这真是个不大不小的讽刺。曾几何时，数度制造“洛阳纸贵”的报告文学何以会有今天的窘境？个中原因林林总总，其中统领者不外“市场社会加信息社会下的文学功能的边缘化”。作为一个总体描摹当代社会形态中文学位置的理由，大致不离左右。但具体到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的个案，却有些偏差。前文已述，纪实写作保持着当下社会文学阅读的独秀优势，根本的原因，在于纪实写作恰恰发挥了信息接受中的文学功能。信息社会的特点，反映在阅读上就是获取信息为第一需要，而纪实写作不仅以传达社会真实信息为其特质，又具备为信息接受者提供审美愉悦的功能，故能在整个文学的颓势中保持坚挺，然而位居纪实写作高端的报告文学却品尝了目送读者渐行渐远的无奈和伤感。
客观地说，2005年的报告文学创作虽然总体上不甚令人鼓舞，但也不乏闪光之作。在弘扬主旋律、讴歌真善美的题材类里，刘元举、康锦达的《人民代表冯有为》，平实流畅地记录了主人公真实生动的感人故事，作品细腻准确的材料选择和沉着简练的行文风格，不仅塑造了一个接近艺术形象的真实人物，而且在不动声色的讲述中阐释了“人民代表”四个字的涵义。何建明的《我们可以称他是伟人》以亲历性的零距离报告方式，解读了一个历久50年保持先进人物称号的奇迹，以此宣示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孙晶岩的《中国动脉》，洋洋70万言，全景式地描绘了国家四大重点工程之一——西气东输的建设场景，完成了报告文学作家为国家、为民族、为时代做好记录的职责。党益民的《用胸膛行走西藏》传达了一个军人作家，对军人这个职业所包含的奉献精神的独特理解。他的以生命为抵押的采写经历则表抒了一个军人（作家）与一群军人（筑路兵）之间的生死豪情。中篇佳作《两地书，母子情》（作者彭学明），通过变换角色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讲述了演绎在一个普通家庭里的关于苦难、关于母爱、关于坚韧、关于刚强的催人泪下的故事，在这个闪耀着生命光芒的家庭里我们体验了一种伟大的民族性格的精神。主旋律作品生命力，或者说阅读意义上的活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拿什么感动你”。文学的一个主要功能在于捕捉心灵，震撼情感。若在选材上缺乏感动因素或迎合某种口径去奉旨而作，即便使出十八般生花妙笔的本事，其阅读效果无益于看一份总结材料，从获取信息的功效讲，读一篇通讯或看（听）一则消息足矣。其实社会生活中牵动人们情愫心弦的人和事俯拾皆是，越是茫茫众生中的普通凡人，往往越容易搅起感动的狂潮。如报道河南农村小伙洪战辉艰难经历的报纸通讯被网转发，一夜间引发数万网民流泪发帖，共推洪战辉走上了央视“2005感动中国人物”的颁奖台。这都应该是主旋律报告文学最理想的撰写对象。
比之主旋律题材，直击社会问题、鞭挞假丑恶的创作，与读者距离的拉近相对要容易一些。舒云的《高考殇》，把萦绕在千百万中国家庭之上挥之不去的阴霾——以高考为核心的教育制度，直接摆上了解剖台，细割慢剥，鲜血淋漓，展示了一幅在现行高考制度下，学生、家长、教师备受煎熬的炼狱图。曲兰的《中国人民的理财生活》干脆把笔尖点在是个人就会关心的“钱”上，把个怎么挣钱、怎么管钱、怎么花钱的事写得既熟稔老到，又意趣盎然，让人从中领悟了理财不仅是理钱，更是对生命、对幸福人生的管理。像这种与百姓生活零距离的写作，想不讨好读者都不行。而抨击邪恶、揭露阴暗更是受欢迎的传统报告文学题材。2005年的长、中、短此类创作都有不俗的阅读率。业余作者陆有军的《卖官鬻爵第一贪——马德写真录》，虽然在文本上离精品尚有较大差距，但因其细节的真实和丰富，使马德这个被众多媒体曝光为一种“贪官”符号的抽象概念，又回归为一个七情六欲俱全的鲜活实体，由此把这篇长达7万字的并不成熟的报告文学作品推向了热读。由于十数家晚报、网络等媒体竞相转载，原发的《报告文学》杂志虽然加印数千册，最后依然形成挖仓翻底、一册难求的局面。杂志社编辑惊愕之余，不禁深深感悟，报告文学面对全媒时代的挤压环境，仍有可发挥优势的创作空间：视角、表述方式、事实材料的拥有。
纪实文学：“空间”与“命题”报告文学的空间选择（2）
揭示社会生活人物事件的本真面目，还历史的清白形象，是当今读者亲近纪实性写作最强烈的诉求原因。2005年的几部作品便是以此见长而受到推崇。魏荣汉、董江爱的《昂贵的选票——“230万元选村官事件”再考》可说是本年度精确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上上品。其主题建构的丰富与深刻、思想表达的理性与独立、文本叙述的内敛与流畅，近期来难得一见。作品所描述的事件曾在国内众多主流媒体上炒得沸反盈天。那场多少带有点先入为主、想当然味道的喧闹归于平静后，尘埃落定的事件本相便浮现出它的耐人寻味和反思的价值。作者作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入考察者和参与者，没有为强势媒体为这个事件营造的“荒诞”定性所左右，颇有见地地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极有价值的信息：在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建设进程中，农民对手中选票的价值与分量的认知正逐渐由懵懂到清晰，可喜可慰。该作品出自一个政府公务员和大学教师之手，驾驭讲故事与抒思想之辩证关系的能力令人惊叹。尤其对“竞选村官”全过程的描绘段落，现场感和灵动感的自然交融，着实给人极大的阅读快感，这一段落最终被几种“年选”本不约而同地收入一点也不奇怪。作为典型的以“报告”为主旨的佳作，当属老报告文学作家胡平的长篇《100个理由》。关于这部作品，几位著名学者的评语给予了基本准确的定位：“许多写抗日战争的书，也包括最近央视的一系列节目，让我们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战争的伤痛和残忍之上。胡平的书却引领我们的目光进一步深入到日本人的心灵、日本的民族性、中日文化差异等深层结构之中，一起去探求人类悲剧出现的最深层原因。这对于人类更好地认识自身的罪性，避免悲剧的重演是更加重要的。”（著名经济学家、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北京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胡平的《100个理由》，即充满激愤，又富有理性，是理性与激情的‘完美组合’。”（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关于日本，我们有几千种解读的方式，但哪一种更准确？关于中日关系，我们开过上千种药方，但哪一种可以药到病除？胡平的这本书，可能会为我们提供一把接近真相的钥匙。”（香港《凤凰周刊》杂志执行主编、著名图书策划人师永刚）。另有两部在报告文学的文体定义上不那么正宗，但在“忠实的记录”这一体现纪实写作本质要素上特别出彩的作品不能不提及。其一是《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傅国勇著）。此书以中国历史发生大转折的1949年为背景，选取当时不同年龄、不同倾向并做出了不同选择而各有其重要影响力的14位著名知识分子，通过他们这一年的日记、书信、回忆等最能袒露心迹、折射历史的文字与口头资料，以独具个性的视角和观察真实地记录了55年前那个大变动时代的脉搏，使许多生动的细节、曲折的过程和未曾披露的真相一一呈现在今天读者面前。经过作者辛勤搜罗、精心耙梳出来的这些带有非凡生命个体体温的历史，让我们看到风卷残云的大潮和来之不易的胜利所带来的万千气象与人心所向，看到面临大变革大动荡所引发的欢乐与哀愁、憧憬与彷徨以及艰难的选择与深邃思考……这是一部可读可信、可圈可点的鲜活之书，也是新世纪学人深入时间隧道，透视历史本来面貌的一次成功之旅。其二是老鬼的新作《母亲杨沫》。准确地说这应是一本传记，它在读书界引起的轰动效应，在于作者以“真实得近乎冰冷”的笔调，还母亲以最接近本真的面貌，从而传递对母亲刻骨铭心的追念。这种对颠覆“温馨”“柔怀”的表达，并没有结论为“冷酷的背叛”，而是一种泣血之爱的体验。2005年，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一大批报告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题材的纪实作品热出热销，读者看重的正是这些作品对历史的尊重，对公正的诚实。“真诚”地抒写，是考量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是否具备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独立写作素质的重要标准，也是报告文学创作拓展生存空间、维系生命力的制胜法宝。
纪实文学：“空间”与“命题”“报告”与“文学”的命题
先讲两件事，一是2005年10月间，《南方周末》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为《南方周末》记者南香红举办新闻特稿作品研讨会。在这个纯粹新闻专业的研讨会上，给南香红的作品定位于“开创了新闻写作的一个崭新领域”。依笔者之见，南香红的《边走边唱》、《两个男人的二十年》、《最后的野马》等作品，就其选材的独特视点，细节素材的扎实与丰富，行文的舒畅与优美，是地道的报告文学短篇佳作。但在研讨会上，一位报纸副主编言之灼灼地把南香红的作品定论为“绝不是报告文学，而是新闻”。报告文学在这个研讨会上的位置，似乎有些滑稽。第二件事，《报告文学》杂志2005年5月以特刊形式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唐山警示录》。作者张庆洲花了7年的采访时间，在作品中提供了大量的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披露了隐藏多年的事实真相，于是报纸、网络、电视等媒体竞相报道，读者阅读踊跃。但在刊发此作的编辑看来，《唐山警示录》的热闹，来源于它的揭秘性的信息传达。就其作品本身衡量，在结构、语言、选材等要素上，留存了大量的缺憾。作为一个报告文学的文本，它的“报告”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文学”。说这两件事的目的，是因为它们从不同的角度牵出了有关报告文学文体的一个关键命题——“报告”与“文学”的关系。有幸的是，《文艺报》记者曾祥书就此命题做了一次专访，一些报告文学的作家、评论家均表达了对这一命题的强烈关注。他们的观点已形成了2005年报告文学理论建设的一次有价值的讨论。讨论基本可分为以下三种观点。
一是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但缺乏文学性的作品其生命力也不会长久。
评论家阎纲认为，报告文学的阅读过程是审美的过程，报告文学的属性是文学，是迫切的人文关怀，是人性人情的新深度，是心灵的抚慰和超越，是让人在美学享受中受到感染的文学形式。
评论家缪俊杰认为，片面强调报告文学的“报告性”而排斥“文学性”是不恰当的。茅盾先生早年写过《关于“报告文学”》一文，提出报告文学“必须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刻画”的观点，为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奠定了理论基础。我国报告文学的奠基者的一些作品，如夏衍的《包身工》、萧乾的《流民图》等都是既重视“报告性”，又注意“文学性”的优秀报告文学的代表作。新时期以来，徐迟、黄宗英等一批老作家的报告文学作品，也都重视报告性和文学性的有机融合。问题出在，有人片面理解茅盾的话，以小说的标准来要求报告文学，提出可以用“虚构”、“想像”等危害报告文学的生命——“真实性”的偏颇观点，从而导致了一部分作品虚构、失实的倾向。而另外有些人则“矫枉过正”，忽略甚至排除它的文学性，把报告文学同纪实文学简单地等同起来。因此，有人把缺乏文学性的记人、记事文章，传记、游记、日记，甚至工作回忆录和村史、厂史之类东西都称为报告文学。这不仅使报告文学“泛化”了，而且降低了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文学门类的品格。在当下许多报告文学作者忽视“文学性”的时候，应该大声疾呼：重视它的文学性。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但缺乏文学性的作品，其生命力也是虚弱的，不会长久的。
二是在认识和感受报告文学文学表现的时候，也不能简单地按虚构文学的标准和要素来衡量报告文学。
评论家李炳银认为，近年来报告文学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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