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酥＃�31＇据说，北平解放初期，清华大学曾收到过从美国寄来的“来历不明”的期刊，很可能是梅贻琦订购赠送，可惜没人当回事而任其流散了。＇32＇
鉴于当时纷乱的国内国际环境以及梅贻琦的举动，台湾方面频频派人到纽约，以各种名义商谈将清华基金调拨到台湾归政府支配，或请其携带基金利息到台湾为学术机构购买设备仪器，但皆被梅贻琦拒绝 。当时管理清华基金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主席是随国民党撤退台湾的蒋梦麟，干事长是在美国的胡适，台湾当局见梅贻琦搂紧基金不放，甚为焦虑，又不便强行施压胁迫，遂派蒋梦麟赴美与胡适、梅贻琦等董事会人员协商，最后达成共识并形成了两点结论：
一、清华基金保管案，自1929年董事会成立时就已经决定中美政府不再干涉，全依国际习惯办理。董事出缺自行补选，全部基金调移台湾似不可能。此议由干事长胡适正式函报蒋介石说明；
二、清华复校原则可行，如何办理由梅贻琦校长与台湾教育部研商决定。＇33＇
尽管蒋梦麟与胡适就此事向蒋介石作了详细报告，仍受到一些国民党政客和不明真相者的纠缠和刁难。据梅的助手赵赓飏回忆：“四十年冬天，政府已经决定令清华在台复校，而有的官员倡言清华基金是庚子赔款的余额，最好尽量花光，等于‘雪洗国耻’。梅校长对此虽然不表示意见，却从心里不赞成。尤其限于委托保管案的事实，也不可能办到。”＇34＇赵氏所说的保管案，除了明确政府不予干涉外，这笔庞大基金的支用手续，必需由政府教育部长与清华大学校长一致同意，并提出相当计划提交董事会，然后由董事会召开全体董事会议决定是否通过并拨发利息（本金不能动）。鉴于既成规则的严格限制，许多人对这批基金只能吹胡子瞪眼发一通荒谬的怪论而无可奈何，就连包括原清华大学教授、时任台湾国民党政权“外交部长”的叶公超也是如此。叶回忆说：梅贻琦在美国的时候，“我每次至纽约都去看他，都劝他回台湾来，而且要把清华的钱用在台湾。他每次都说：‘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有一次，他拿出许多计划来，他说：‘我不愿意把清华的钱去盖大房子，去作表面上的工作。他一直在想如何拿有限的钱为国家作长期的研究工作。那时候国内就有些人对梅先生不甚满意，认为他是一个守财奴，只肯把钱用在国外，不肯用在台湾。我最初也这样想，后来我才知道他并非如此，而是比我想的周到。他是第一个想到现在的长期发展科学，至少胡适之先生是这样告诉我的”。＇35＇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梅贻琦出走内幕（4）
就在台湾当局时刻关注梅贻琦的动向并设法令其尽快回到“故国”怀抱时，中共方面也没有忘记梅的存在和巨大价值，1949年年初，奉命接收北大、清华的吴晗曾公开表示梅应该留在清华，而对胡适大为反感。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在协和大礼堂对北京高校校长、教务长谈话时，再次提到梅贻琦，说：“梅贻琦先生可以回来嘛，他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利的事。” ＇36＇
尽管梅贻琦确实没有做过对中共不利的事，但他还是没有回应周恩来这位南开小校友与中共的好意，毅然由法国赴伦敦，然后又去了美国。就在梅于伦敦短暂停留的时日，一帮清华校友又闻风而动，开始做梅的“政治思想工作”，促其返归大陆。一位叫方钜成的清华校友在许多年之后说：“梅校长在公寓安顿下来后，我们请他到家里来吃便饭……谈话中心离不开国内局势的发展，我们两人告诉梅校长，我们一家准备回去了，我们想参加建设祖国的工作，也告诉他有好几位我们熟悉的同学也即将归国。当时你一言我一语，表示希望梅校长离开欧洲也回北京去。……陈益当场表示，如果梅先生路费方面有困难，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过了片刻，梅先生表态了，他对我们说：‘你们回去我赞成，但我自己还想在外面看看再说。’”＇37＇
面对梅贻琦的态度和后来转赴台湾的事实，方钜成颇为感慨地说：“现在回想那三十多年前的往事，感到当时还是对他规劝敦促不够，否则梅校长很可能在1949年以后走的一段道路会有所不同的。”这位表示懊丧的方钜成回到大陆后任外文局《北京周报》编辑，曾与姜桂侬合译过《周恩来略传》等书出版。陈益回国后到清华大学化学系任教。不知这几人当时是否受中共特别指示专为做梅的工作而设此宴，从陈氏慷慨急迫的言行推断，奉命行事的可能性极大，但也不排除“自己跳出来”的成分。历史每到一个社会大动荡、大混乱的转折时期，总有一部分人怀揣不同目的“自已跳出来”折腾点什么，只是方钜成等辈的折腾给世人一种说不出什么味道的感觉。《孙子兵法·谋攻篇》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方钜成等人不管是奉命还是出于自己一厢情愿，只能说他们既不了解老校长，又不了解自己，更不了解清华沉痛的历史背景与未来将面对的厄运。世人看到的是，未出一年，“思想改造运动”兴起，站在左、右不同思想阵线的各色教授，开始了站队与“洗澡”。紧接着，清华被肢解，只剩一个工学院独木支撑。随着一连串更加猛烈的运动开始，许多教授被打成了头戴白色高帽的“右派”分子，或颜色相同的“反动学术权威”。在秋风扫落叶式的政治风暴中，全国上百万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遭此厄运。茫茫苍穹秋风渐紧，寒气袭人，铺天盖地的大风雪即将压城而来，清华园内，一个个齿摇摇发苍苍的老“海龟”，被“可下五洋捉鳖”的红色革命小将们捉上“斗龟（鬼）台”，于刀风箭雨中喷出最后一腔碧血。脚下，那浸染在腥风血雨中的朵朵黄花，于凄苦苍凉的大地上瑟瑟颤抖……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事隔三十余年，当中国民众特别是自由知识分子群体普遍从那场恍如隔世的噩梦中醒来时，方钜成等辈还煞有介事地对当年的“义举”大发感慨，并为没有把梅贻琦弄到大陆而痛心疾首，真可谓糊涂得可以了。如此妄举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陈寅恪的门生、压根就不具备与导师对话资质的汪海В魑锌圃涸撼す舻摹疤孛ù笫埂备肮阒葜猩酱笱В耙缘吃钡目谖恰薄ⅰ敖逃嫉目谖恰薄ⅰ安恢旄叩睾瘛钡厝俺乱”狈档哪且荒弧Ｋ煌氖牵艉＇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荒唐与无知，而方钜成辈可能至死都活在没有把梅弄回大陆的遗憾之中，这个遗憾又渐渐演化成人生中一个残碎的大梦而连绵不绝地做下去。然而，梦终归还是梦，总有醒的时候，倘有朝一日方钜成们从这陈年大梦中醒来，对着镜子问一声：“我姓啥名谁？”可矣！
1954年春，受台湾当局邀请，梅贻琦赴台参加“国民大会”选举“总统”，4月返纽约。在这期间，国内有一位教授朋友受中共委托写信请其回归大陆。此时已由香港来到纽约的韩咏华看了信后试探性地问梅：“你看共产党怎么样？”梅贻琦答道：“把国家治理得不错。”＇38＇但梅贻琦最终未能回归大陆，而是在一年之后去了台湾。
最后的光芒（1）
1955年11月，梅贻琦认为实现心中那个“大事因缘”的时机已到，遂接受台湾当局敦请，离美赴台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继而创建清华大学，从此在这座前殖民地的孤岛上生根发芽，梅开二度，再次结出了一串丰硕果实。
其时，台湾政局虽稳住了阵脚，但财政依然捉襟见肘，特别是外汇储备急需打一针强心剂，以缓解内外交困的压力。众人见梅贻琦到来，如同在阴霾的大山深处看到一个光芒四射的金娃娃，纷纷围将上来欲咬上一口，至少要捞一把油水。许多与此事相干或不相干的官僚、军人和所谓的民意代表，借各种机会对梅进行围殴式质询。梅氏每次在公私场合与这帮乌合之众遭遇，都要捺着性子历述基金保存与使用计划，直折腾得口干舌燥，血压呼呼上蹿，几欲吐血晕倒方休。不知是逃亡孤岛的恐惧，还是狭小窄仄的空间令人心理变态，匪夷所思的是，有几位列军籍的清华校友，不知受了何方、何人的蛊惑与煽动，居然找上门来把梅贻琦团团围住，态度刁蛮地当面提出质询和要求，欲从中啃到一块瘦肉或一碗老汤。此次老鼠动刀—窝里反式的质询与吵闹，给梅贻琦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使他更加认清了部分逃亡者内心的卑鄙龌龊和丑陋，坚定了对基金严管到底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与勇气。
梅贻琦之所以首先创办原子能研究所，并非一时兴起，实则是长期考虑考察的结果。战后科学界已认识到原子能不仅可以制造骇人听闻的原子弹，把一个广岛、长崎瞬间从地球上抹掉，令数十万生灵登上鬼录，还可能转变为极其丰富的电能造福于人类。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抛出了“原子能和平用途推广计划”，目的除了“尽快结束人们思想中对于原子的恐惧”，还可利用这种高效能源创造经济成果，造福人类。自此之后，一些发达国家争相开发利用这种能源。1954年和1956年，苏联与英国分别建起了核电站，原子能和平利用并为人类造福的成果开始显现。在这种科学发展趋势下，一直支持台湾的美国把捐赠原子炉和技术，作为原子能和平用途推广计划之一部分与台湾当局合作。从战争的创伤与灾难中复苏的台湾，急需发展电力以恢复经济，因而梅贻琦与当局协商，首先设立原子能研究所，以此为依托，逐渐扩大成由三五个所组成的研究院，在此基础上最后恢复清华大学建制。这一计划得到了台湾当局认可、批准，并对梅表示了殷切期望，特别允许其在台北阳明山官邸附近划拨校址。台湾岛内许多县、市领导人闻讯，认为这个倏忽间从天上掉来的金娃娃应该搂在自己怀中，不能让它溜到别人的地盘乱蹦狂跳。于是，各县、市长纷纷想方设法找梅贻琦游说，让这一计划在自己管理的一亩三分地落地生根。一时间，舆论纷纷，群情瞩目，搞得梅贻琦难以招架。
正在梅为研究所选址事宜大感苦恼，左右为难之时，蛰伏在一间屋子里眯着有点老花的眼睛密切关注梅贻琦动向的蒋介石，认为自己出面解围的时机已到，遂发出请柬，邀梅于某日参加自己定期举行的茶话会。梅按时赴约，原以为有很多官僚政客或学界名流参加，当到达蒋公官邸后，才发现只有自己一人。与蒋对坐喝茶闲谈中，梅顿悟对方如此安排，实出于对自己的特别礼遇，意在避免“召见”之意，并借此彰显蒋公对此事的重视、谨慎与对梅本人的尊重。交谈中，蒋介石告诉梅贻琦不要听那些巧舌如簧的县、市长鼓动拉拢，宜于亲自环岛看看，有自己的主见才是。梅贻琦颇以为然，蒋介石亲自指派原清华大学教授、台湾省政府秘书长浦薛凤陪同一起察看。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最后的光芒（2）
梅氏一行沿台岛纵贯线奔波十天后，考虑到原子炉附近五百尺以内不能有住户或农工设施等因素，认为新竹县赤土畸较为适宜，此处地势开阔且大多是荒地，便于征地和建设，而离台北仅有70多公里路程，来往便利，便于海内外学人交流。经过反复勘察并与政学两界人士协商，最终确定该地为复校地址，并报请台湾当局批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清华基金利息拨付到位。就在梅贻琦与台湾当局组织的“筹备委员会”人员拟定具体计划过程中，仍有政客出身的委员以破落户心态在会议上大放厥词，继续声言把清华基金本利全部调拨台湾，尽量一次性花光花净，以“洗雪国耻”。据参加讨论会的赵赓飏回忆说：这一谬论再度提出后，许多有识之士感到不快，“钱昌祚委员曾发言，大意谓近百年来外患频仍，国耻甚多，不只庚子一桩，但花尽基金本利，似与雪国耻无何关系云云”。＇39＇经此一击，对方自感无趣，只好闭上令人厌恶的嘴巴。又经过几次反复商讨，最后敲定，购地、建设经费由台湾当局财政拨给，建所与复校后的一切设备、仪器由清华基金利息支付。
1956年1月，在梅贻琦主持下，新竹清华第一批校舍动工兴建。这年秋，招收第一班原子科学研究生，暂借台湾大学上课。1957年，新竹首批校舍、办公楼、教授住宅、职员、学生宿舍完工并投入使用，秋季开始在新校开课，聘陈可忠（南按：清华1920级校友，梅去世后任代校长、校长）为教务长，招考第二届研究生，并兴建物理馆及加速器实验室。1960年，原子炉炉房、原子炉实验室、核子工程馆、同位素实验室相继完工。1961年4月，原子炉装置完成，临界试车顺利。1962年3月，物理馆扩建工程完成，化学研究所和应用物理研究所相继创立。如此快捷的建筑速度，被台湾学界称之为“魔术师般的神速”。＇40＇自1956年7月始，袁家骝、吴大猷、邓思黎、钱家骐、陈省身、孙观汉、傅瑞雪、马祖圣、徐贤修等海外华人学者，与一大批外籍学者如小谷正雄、李德曼、斋滕一夫、真田顺平、布来德等著名人士前往任教，兴建中的新竹清华大学呈一时之盛。
1958年7月，台湾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俞鸿钧被迫辞职，陈诚再度以“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身份兼任“行政院”院长。向来与陈诚友善的梅贻琦被邀出任“教育部长”兼原子能委员会主任，梅坚辞不就，但经不住老友陈诚的一再劝说，最终入阁任职。据浦薛凤回忆说：“梅师卒勉尊政府之命，主持教部。当局深知梅师不愿舍离复校甫始之清华，故嘱仍任清华校长。就职之日，向部中同仁致辞，勉以多记着‘教育’两字，而少注意‘部’一字。意即实事求是，避免推宕拖延之官僚习气。”＇41＇次年，梅贻琦又兼任台湾“国家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副主席，与主席胡适共同主持制定《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一连串的职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