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诗经》研究界的半个专家。当然，也当然水到渠成地，成了赵教授家的如意门婿，成了赵教授寄予厚望的关门弟子（他最大的愿望是通过我这个得天独厚、勤奋好学的弟子的研究，让《诗经》研究成为中国大地上的一门诗经学）。而我的妻子赵茹萍，她高中没有毕业（早恋而辍学），原本是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员，可我们刚一结婚（那时候我们过得门当户对、两情相悦，日子像开在蜂蜜上的花），她因为对学历和虚荣的要求与渴望，就夹着一打儿电影画报和国内外影人逸事的书，去报考了京城一家艺术学院的校外本科函授班（居然录取了，只是学费拔地而起，和这京城一夜梦醒后出现的摩天大楼一样高）。到后来，我因为对《诗经》研究的新意迭出，不断有分量超重的论文问世，而提前晋升为了学校副教授。此时茹萍也因为对一大批国外影帝影后的趣闻和身世的探究与着迷，而又成了那家艺术学院的校外函授研究生（学费高得比摩天大楼还要高，把我所有的稿费都用尽了）。再后来，这个国家的事情悄然间猛地不同了，忽快忽慢、转瞬即逝的变化，让你以为刚到黄昏天却大亮了，以为太阳刚刚升起，却又星月满天了。
那一年，茹萍刚拿函授本科毕业证，这个学校与时俱进地准备成立影视艺术系。又一年，茹萍刚拿到了她的函授硕士学位证，应运而生的影视艺术系，因为她的文凭和父亲，把她调到系里当了老师。再一年，她刚刚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人家关于电影艺术探讨的四篇论文取长补短，穿插组合成自己的专著寄往出版社，却又成了清燕大学影视艺术系的副教授。
也就在这几年间，我的命运水来可以土淹，而兵来不能将挡了。在国家的GDP上涨到百分之八时，我发表论文易如反掌，稿费单隔三差五地寄到中文系的古典文学教研室。到GDP上涨到百分之十时，我发表论文却是只有铅字而没有稿费了。到了GDP上涨到百分之十二那一年，再发表论文，不光不给稿费，编辑部和出版社还倒打一耙，反过来向我索要发表和出版的经费了。
问题不知道出在了哪儿，如同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患有癌症那样－－我不知道为何别人发表我的论文，反而要向我要钱了。原本在文科还是重中之重的古典文学课，曾几何时，我去讲授《诗经解读》的大教室，也算是高朋满座，蓬荜生辉，可在不知不觉间，以《诗经》为代表的古典文学课，成了这个社会的木乃伊，除了研究再也没观赏和实用价值了。不知道为何，连续几年里，我遮遮掩掩，又争争夺夺，让系里上报把我的副教授晋升为教授时，学校的评审委员会，都先后堂而皇之地把我从晋升的名单上一刀抹掉了，像冬天一来我就应该草枯叶落样。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什么变化了。
不知道我曾经顺行于世的命运的船头弯在了哪儿。可毕竟，我是来自于这个社会最底层的耙耧山脉人，坚韧、执著、忍让、奋斗的美德，在我身上就像种子早已埋在土里那样，只要捕捉到点滴的阳光和雨水，就必然会生根、开花和结果。也就风吹雨淋地到了5年前，到了那年夏天第三次我的名字从晋升正高的名单上霜打叶落时，学校为了提高老师们的授课能力，组织了一场各专业相互交叉的听课活动（是运动）。以为听课，也就是日常间的派差开会，于是间，中文系自自然然派了我的差，我也就逆来顺受地去听了人家一节课。
能容纳200人的公用大教室，设在学校第九食堂的边儿上，我拖拖拉拉来到时，已经迟到了十分钟，以为教室中会空无几人，充满着昏睡和叽喳。然却没料到，那教室中竟座无虚席，黑黑鸦鸦一片儿，而且还有学生挤在走廊上或者窗口边，有的男女共坐一把椅子，有的索性在过道里放上书，席地而坐，如同是听一位来自国外的大师的讲座般。我有些诧异，在教室最后的偏门门口站一会，从学生间挤到教室的最后一排，踮脚朝讲台上举目一望时，发现在那台上讲课的居然竟是我的妻子赵茹萍。
她着装齐整，穿一件日间常穿的百褶裙，站在黄色的讲桌后（大黑板前），面色红润，额上油亮，一边滔滔不绝，一边不时地用手在半空做着各种姿势（宛若是黑白之间的一场粉色歌舞）。她授课的题目是《大明星的生活细节》。这让我有些不敢相信，两年前，茹萍刚当讲师时，还曾寻经讨宝地问我在课堂上讲课，如何才能稳住学生们的屁股。可是两年后，不见她风吹草动，不见她兵来将挡，可她的授课居然会山高水长，鹤立鸡群，如此地广受喜爱，不可思议地成为给别人传经送宝的典例和范式。教室中没有空调，头顶的一排吊扇，虽然旋转不止，然扇出的风却粗粗拉拉，有着强烈的热烫藏在风里边。可那两百多个学生，却都安静地坐在教室里，屏声静气，把耳朵竖在半空间，热死都不肯动一下。从窗口、门口卷进来的热浪，在教室同电扇的旋风争争吵吵，嗡嗡嘤嘤，使那教室里的氛围如一湖流动的水。可是，正是这黄泥水般的氛围，反而让茹萍那少妇的女音，脆得如跌宕在山谷的一溪绿水。仿佛她讲话的声音，带着一股狂热中的凉爽，只有捕捉住她的声音，捕捉住从她嘴里跳跃而出的每一个句子，每一个字词，才能抓住一股冷风样。所以，学生们也才都那样安静地坐着，安静地听她讲课。她面带微笑，声情并茂，有时把自己的双手放在讲桌上，有时从讲桌上取出一本书，或者一本电影画报和杂志，把某个世界电影明星的满页彩照，举在半空让同学们看一看，或用手指着某本书上某几行用红笔划过的文字和叙述，来佐证她刚才讲过或马上要讲的事实和例证。她说每个电影明星的生活细节，都是他（她）的气质和性格，决定着他（她）能在银幕上塑造什么样的角色和形象，不能塑造什么样角色和形象。说马龙？白兰度拍电影时，必须把他要背的台词贴在小角色们的脸上让他看着念，这样狂傲、自负的细节，正是他塑造好《教父》中教父这一角色的黄金泥土，而不是《教父》的小说和剧本中提供给他的文学本钱。说费雯丽？哈利在床上过性生活时，高潮到来那一刻，她会大呼大叫，周身扭动，仿佛要灵魂出窍。可若对方不让她得到满足时，她会从床上跳下来，抓住台灯摔台灯，抓住茶杯摔茶杯。说某次她和一位政坛的要员在床上，那要员以权力之势，凌驾于费雯丽的情欲之上，在费雯丽身上得到满足之后，就要穿好衣服准备回到国会去开会。费雯丽从床上跳下来，裸着身子站在那要员面前，把他送给她的非洲钻石摔在地上说，你敢离开我，我就敢裸体闯进国会大厦里，公开你和我的性关系，吓得那要员只好重新脱掉衣服，回到床上，放弃国会事关国家命运的一次政策大辩论。说费雯丽能演好《乱世佳人》中的郝思嘉和《欲望号街车》中的布兰奇，两度获得奥斯卡的女主角的小金人，最重要的不是她的演技和剧本，而是她内在的激情在角色中的发泄与爆发。说伊丽莎白？泰勒，一生热爱时装，死前的遗嘱是把她的全部财产都捐给非洲难民，但要把她一生穿过的衣服全部都运到火葬场陪她去火化。结果是出现了今天所有的世界名人、要人、总统、领袖，都是死后只有一个骨灰盒，而她却有七个骨灰盒－－一个骨灰盒中是她的骨灰，那六个盒中是她一生的服装。还说中国最有名的一位导演，从前拍的电影都和大地与生命紧密相连，在国际上获奖无数，外国人说到他的名字，几乎就是中国电影的代名词，可后来他的电影脱离了生命与大地的内涵，只剩下一些场景上的热闹，就在国际上再也无奖可获，名声也因此一落千丈。为什么他的电影会在几年时间内，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就是因为他早期拍电影时有个北方人的习惯，有事没事都爱一个人躲在没人处脱掉鞋子、脱掉袜子，蹲在地上用手去抠脚趾头，把从脚趾缝中抠出来的泥垢在拇指和食指间团捏一会，揉成蛋儿，扔在地上，然后再去另一个脚趾缝中捏捏抠抠。他的这一生活细节－－这一习惯，在他成为名导演后逐渐丢失，成为大导演后，丧失殆尽，最后人变得文明了，西装革履了，任何场合都不再捏脚趾头和抠脚趾缝了，但他却脱离大地、脱离生命了，再也拍不出因为思想与大地和生命相连而屡屡震撼世界的影片了。赵茹萍口齿伶俐，咬字准确，因为从小生在京城，长在校园，有一口天然的普通话。她说这些大名星、大导演的日常琐事、人生细节，如同学校的国学大师们随口引用中国的典章和典故，西学大师们随口用英语、法语或者西班牙语引用美国和欧洲名人的警句和妙言，完全是顺手拈来，春来花开。讲到激情时，她的手式麻密准确，脸上光芒喷发，表情千变万化；讲到幽默时，她则站着不动，脸上挂着浅笑（笑而无声），随着手式让她的妙语在燥热的课堂上穿堂风样四处吹拂。教室里有一股浓稠的汗味，有电风扇嗡嗡的声响，有学生们用书本和纸扇取风的劈劈啪啪。可是无论如何，没有交头接耳，没有窃窃私语，没有学生的走动和退场，只有不时从课堂中爆发出的黄灿灿的大笑和掌声。我目不转睛，一动不动，在最后一排踮着脚尖，看茹萍讲课（演讲）看（听）了半个小时，当她最后以一段散文诗般的语言结束她的示范授课时，我才感到我的脚脖儿和脚掌已经有了几分酸胀的麻疼，像我小的时候，在耙耧山脉跑十几里山路，踮着双脚看了一场露天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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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4。（艹＋择）兮（2）
－－什么是细节？细节是你生活板块中最小的组成部分，是生活的细胞。而细胞则是生命的根源与土壤。根据这一原则，一个艺术家的艺术生命，必然起源于他的生活细节，就像我说过的那个谁都知道的中国导演，他抠脚趾头的这一生活细节，是他与大地沟通的默思和祈祷。当他不抠脚趾头时，他的生命就变得漂浮和虚华，与大地失去了联系的桥梁，如同宙斯之神的双脚离开了土地那样，没有了力量，没有了才华，也没有了艺术的生命。所以，我们每一个热爱影视艺术的同学，在研究、学习世界明星们的表演艺术时，男同学最应该研究的是你在生活中是否有抠脚趾头的细节和习惯，女同学最应该思考的是你能否在恋爱中有玛丽莲？梦露和费雯丽那样同男人在一起时大唤大叫的激情和狂热。因为只有生活的细节，才是表演艺术家们真正的才华。因为对艺术而言，酗酒、做爱和抠脚指头缝，这些都是打开艺术殿堂之门的黄金钥匙。
她做的这段结束语，显然是在上课之前都已打好腹稿，默背下来，准备好在一节课的结束之后，以平静之态、随意之势，把朗诵转化为道白，让准备的诗稿如信口开河般脱口而出，给一堂课的精彩演讲（演技）推向高潮，画上句号。所以，她说完这段话时，在讲台上谢幕样向台下鞠了一躬，随后台下的学生们，便都全体起立，掌声雷动，欢呼雀跃，还伴有讲得好－－讲得好－－的挥拳和狂呼。
那时候，我一边听着茹萍朗诵般的结束语，一边默问说这是我的妻子茹萍吗？在家里不见她读书，不见她背课，她从哪里来的这么好的讲稿呢？又一边看着她在向台下最后鞠躬时，额门上汗淋淋的头发沾在门额上，一弯腰，那头发挡了眼，她用手一捋，直腰后脸上的笑便浅红淡淡、春光乍泄地挂在了她脸上，散落在了讲台上。而那时，台下的鼓掌声，颂赞声，欢呼声，一堆一团，白白哗哗，在那一片红色的座椅间，涌动和推搡，卷着和翻着，如同盛夏卷着的一股凉凉爽爽的风。
盯着教室里堆积如山的汗味和鼎沸，望着那些因为从茹萍的授课中，得到了高潮似的满足后而朝教室门口涌去的学生们，越过他们黑亮的人头，我看见坐在第一排正中央的人，原来不光是影视系和其他文科的学生们，而且还有上个月新提为副校长的哲学系的主任李广智。他就坐在茹萍正对面，看着从讲台上笑款款地走下来的赵茹萍，激动得孩子样，上前握住茹萍的手，其表情和热情，像那个季节早晨的霞光与彩云，炫目明亮，五彩缤纷，在茹萍的头顶和周围，飘飘与荡荡，飞短而流长。lz
终于就在这天的晚上，为了庆贺茹萍示范授课的大获成功，我为她下厨炒了六个菜，烧了两个汤，可我们夫妻吃饭时，她拿着筷子瞅着我，莫名其妙地叹了一口气。饭后我们在客厅看着电视时，我把她的小腿一如既往地搬起来放在了我的大腿上，可她却破天荒地又把小腿从我的大腿上拿走了。晚上睡觉前，我暗示和哀求，把她拥在了我怀里，可她却在我怀里半冷半热一会儿，突然挣出身子来，在暗黑中说了一句意味无穷的话。
杨科，她说我没有什么求你，父亲退休了，他不再希望你当什么学者和专家（难道我不是学者、专家吗？），也不希望你有一天当有权有势的系主任或者校领导，他和我只希望你能卧薪尝胆，扎扎实实写出一部专著来，凭借这专著，顺顺利利评上正高，当上教授，说起来我赵茹萍的丈夫也是清燕大学名正言顺的正高职博导就行了。说完这段话，她从我身边趿着鞋子离开床，走出去坐到一片黑暗的客厅里，把我留在卧室中，像把一只孤独的绵羊送进了密不透风的圈里样。然后我们一里一外，沉默一片。我躺在床铺上，她坐在沙发上。到那沉默黑黑暗暗，堆积如山，压得我筋断骨折，透不过气儿时，我也从卧室走出来，站到她面前，看见她在模糊中抬头盯着我（眼睛又大又圆），又说了两句温和而冰冷的话。
她说，姓杨的，我真的不希望有一天我是教授了，我的丈夫还是副教授；我是博导了，我的丈夫还只能给本科上大课，只能可怜兮兮地带几个被人挑剩下的硕士生。
她的话不轻不重，不冷不热，那天晚上说出来，有一股寒气把我半裸的身子冰冻在了她面前，直到透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