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这一对夫妇已经辗转请教过许多高明，大家一致的结论都是摇头，找不出原因，而且几乎每个人都被这位大块头妻子搞得筋疲力尽、人仰马翻。
因为她讲话一副大嗓门，言行又十分戏剧性，惯有的动作就是说话说到一半，忽然冒出一个“and”，口气便一顿，两只眼睛斜吊着，盯着天花板，让人以为她在找词汇，旋即会有下文，于是跟着憋气期待。
等了半晌，她竟一个字也没迸出嘴巴，对方才知道这不过是她习惯的举动，像极了一个超级大号的吸尘器，把附近屏息以待的气全部吸光光，让大家被整得一个个缺氧似的。
所以世间果真有所谓的“盗能者”，吾人不可不谨防乎！
我从小被教养要体恤人、要为他人设身处地，便常常把自己附着在别人的遭遇上，努力去感同身受，甚至认为那是一种高贵的情操。结果，若是遇到对的人，他们会觉得我很窝心、很有同理心，而我也因此从他们那儿获得了回馈，达到某种微妙的平衡。万一遇到没有反弹回来的心灵，例如我跟姐姐之间，那么我就会一直被掏空，能源大量流失。
我总是无法跟姐姐有正常的对话，她会一串一串劈哩啪啦讲下去，我根本没办法打断她，岔不进一个字，除非她认为已经讲到一个段落，愿意住口，或者我必须大声吼，才有可能对上话。看起来，她比较像是在布道，布她那套价值观的道，而不是在跟人一应一答地沟通。
姐姐是唯一照顾我的人，很吊诡的是，她也总是唯一刺激我快要抓狂的人。
这一来，买新家的计划，更是牢牢将我与她绑在一块。在我养病期间，她频繁出现在我身旁，前脚进门来，是为了照料我吃晚餐，但是后脚则每每不小心踩伤了我，将我的忧郁症病毒再三激将到一个新高峰。
还有一次，起因于我提供的一笔新家基金，用在整组厨具与部分装潢上，剩下的还可以撑往后几个月的房贷。但是姐姐有意把另一笔花费也算在这里，我立即像项羽被逼到乌江头，空有满腹的英雄野心，也只能眼睁睁认栽了。
因为如果那笔钱又挪作他用，所剩不多的话，那么我这一趟回去旧金山，既要操烦课业，也要提前几个月合计生活支出，以便腾出房贷，这实在叫我备感沉重。
但我不知道怎么跟姐姐商量调整分配额，忽然间，我有进退不得的两难。以前看新闻，有人因为债务缠身，最后被逼到自杀，我就在心里想，好傻喔，怎么这么笨！金钱是身外之物，为了钱把命都丢了，值得吗？
直到这时，我也被金钱节节逼退，可能加上忧郁症特有的思考模式，就是封闭式、放大式的忧虑，导致我只看到表面的困难重重，却丝毫看不到解决之道，因此也萌生了轻生逃避的念头。
我这一辈子将钱看得不太重，才敢花用在旅行这种无形投资，而非任何有价资产的采购上。没想到我也沦落到了这种时刻，被钱逼到感觉无路可走的窘困之中，一心想着：“哎，活不下去了。”
从前暗中嘲笑别人那么没用，怎么被几文钱就逼得走上绝路。真讽刺，现在我夹在相同的处境中，竟也有了一样的寻死思绪。
后来我回想这段经历，不禁怀疑，那些被钱逼死的人，可能早就陷在一层又一层的烦恼里，有了忧郁症的侵入而不自知，才会在生死一线间的选择中，失去了正常人的判断能力，念头转不出来，最后选择了死亡。
因为正常人的脑子，是很容易判断出来“钱永远有机会赚回来，小命一旦丢掉，就永劫不复”的道理。不过，忧郁症患者的脑子则不然，它被似是而非的烟雾弹蒙住，只看到问题的一端，就无限扩大，想像成是世界末日到了。
“没有退路，事情演变不在自己的掌控中，所以我的人生完蛋了”，这种思维便是我在忧郁症发作时的典型想法，除此之外，我看不到其他的可能性。失去主控权，对每一个身心正常的人都被视为生存最大的危机之一，更不必提对忧郁症患者造成的伤害了，简直是致命的一击。
当我被外界情势的发展，或是内在的情绪孤立到某一个地步，脑子便会发出“我失去了掌控的能力”警讯，那时方寸大乱，看什么都成了死路一条。
有人被上亿元逼死，也有人被区区的几万块逼死，重点不在金额的多寡，而在当事人的思考逻辑，只要他觉得无论用什么现实世界的方法也转不出这个绝境，就会倾向选择死亡。
而忧郁症的脑子，偏偏最擅长玩弄这一套障眼法的游戏，将当事人骗得团团转，最后还不得不乖乖双手献上宝贵的性命。
新屋装潢期间，姐姐每天下了班都会去监工，睁大眼珠子瞧着每一项工程品质，并跟工头嫌东嫌西，我真不了解她为何有这么多花不完的精力。不过也幸亏如此，那一阵子，刚好《晚安，忧郁》出版，我的时间都花在新书演讲与接受访问上，除外，我就体力耗尽了，根本没有可能再去新屋站岗。
可是，接近完工时，我还是抽空去了几趟新屋，看起来与空荡荡的原屋果然大不同。原来屋子就跟人一样，都需要“穿上漂亮的装饰物”。
我记得那天下午，不是原来做木工的那堆人，而是另一群工人将整间屋子的玻璃制品全部运来安装，我刚好在现场。当我一看到要安置在客厅边的那一面大玻璃，从包里的纸张中剥落而出时，几乎窒息。
我的老天！这一面大玻璃的花样竟然是喷砂雕绘的瀑布、莲花、一尾大鲤鱼跳跃在半空中。这种旧式图腾跟我想像中的老祖母时代产物一样，与我们家走欧式风格的家具完全格格不入嘛。
但是我随即又想到人家玻璃都制好了，换成我是包工程的工头，如果要我重弄一面，心里一定会很不爽。可是，如果要将就让这面丑不拉几的玻璃画面进驻到我的客厅，跟我每天打照面，我也会极为痛苦。
我在心中盘算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两条路都行不通，登时像被摆在死巷子，等着被马上要扑过来的敌人追杀，突然整个人冻住了。
说“冻住了”很不寻常，但那是实情，亦即我把全身所有的感官知觉一下子都关闭起来，躲进卧房去瘫倒在地，对外界的事来个相应不理。
真丢脸，不知道怎么搞的，那时我的能力一口气退化到婴儿期，以前从没发生过，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陷入那么呆滞、封锁状态，有如我是一座拔掉了所有插头、按下总开关的工厂，表现得十足像一个智力出了问题的低能儿。
后来，我才知晓那名工头事先并没有知会姐姐，说他要选用那面可怕的花样，而是依据他走江湖多年锻炼出来的“美学标准”，岂料我们毫不领情。后来我们宁可多付一倍钱，要他重新来过，给我们一面透明简单的玻璃就好，什么鲤鱼跳龙门之类的全省了吧。
整个搬家的折腾，伴随着我的忧郁症病情，在那年夏天起起落落，拖拉得很长。我一方面实在应该感谢我那超人船的姐姐出钱出力，另一方面却一步步陷落在姐姐以她强人意志为我打造的新监狱里。
第五章抛不掉的一件旧包袱（1）
我很感谢在上次那个危机时刻，弟弟适时出现伸了一把援手，将我从吞药的昏迷状态中拉回人间。
我当时从头到尾都在药物的迷乱里，脑子中始终没有与弟弟见面的清晰印象，所以我提出再次会面，才神智清醒地真正作了一场兄弟会。
我庆幸地发觉这年头像弟弟这种年轻并不多了。他长得外貌标致，穿着清爽宜人，态度斯文有礼，最难得的是他不时面带微笑，好像无忧无虑的小孩，四周的人都很容易感染到他的愉悦气息。这一点最让我醉心，因为他做到了我生平视为最不可能的任务——笑脸迎人。
有一晚，好友和我聊天，他说现在网上龙蛇混杂，尤其聊天室里什么怪胎都有，难能可贵我竟能遇见像弟弟这种好青年，我和他互相能结识，对双方都像是中了奖券。
接着，他话锋一转，开始指责我乱吞药的行径，说如果那时弟弟上来台北，在医院急诊室见到我的时候，万一我没被救活，亲眼目睹了这场意外的悲剧，将会使一个年轻人终生受到惊吓，留下永难弥平的心灵伤口。
我无言以对，想像假如事情真如此演变，对一个人生才要刚起步的年轻人来说，的确会是一桩情何以堪的刺激。
但在当时，我根本没料到他会不顾我要他不用来的最后通牒，执意上台北，而且还能发挥机智，通过出版社找到了我；何况在忧郁症的摧残下，我的意识早就粉碎了，哪里还设想得到这么周全？
好友对我乱吃药、把生命当儿戏的行为无法苟同，他当然知道是忧郁症在作怪，但是他也说出了另一番见解：“你为何一直活在过去的阴影里，以前的事你无法改变，就让它过去了，眼光应该向前看，老是沉溺在昔日的不圆满中，心情会很不健康。”
然后，他又提到了他妈妈的故事。说自从他妹妹在十七岁那年骑脚踏车出车祸身亡，三个月后他爸爸也因伤心自责跟着病逝了，他妈妈不肯让他们就此死去，屋子里到处摆满了两位过世亲人的照片，走来走去都看得见，仿佛他们还在世似的。
好友苦劝他妈妈把照片收起来，否则她的情绪会永远走不出那个丧失至亲的痛楚，因为照片营造的感伤氛围，会使她无止尽地陷入旧日的回忆中，不可自拔。
他还因而自作主张，把几只收藏了妹妹儿时玩具的箱子丢弃，不愿停驻脚步，只有继续迈开步伐向前行。他说如果自己尚留在老家，没有趁年轻时，就只身来到异乡展开新生活，一直处于那个亲人遽亡又不像真的已经消失的环境里，他大概也会活得不太健康吧。
说完，好友拍拍我，语重心长地表示：“某个程度，我觉得你也是这样，不肯让过去的日子离开。你应该把童年的不愉快记忆都抛诸脑后，眼睛只要看着未来的日子。”
我的理性完全赞同他的话，认为所言甚是，但我的感性却一直在摇头，觉得难上加难，那只旧包袱仿佛已成了我的生命部分，无法割除。
好友的话字字都敲中了我的心病，而我真不了解为何从小没被爸妈好好肯定的失落感，会在我这一辈子里影响如此深远，造成我丧失自信、没有成就感、不敢快乐等心理症状。
在《晚安，忧郁》中我就提及，其实早在青春期，自杀的念头便不时浮现心头。特别是妈妈过世那一年，我从东海休学回到台北，进了补习班准备重考，生命变得孤孤单单，身边没有什么熟识的同学，日子也索然无味，整天只有考不完的无聊试题。
那段期间我常常想到死，觉得人生无趣，未来没有目标，甚至有几次连遗书都偷偷写好了。
写遗书，对我有一种特别庄严仪式的意义，好像那是在进行深度的自我抚慰、自我怜惜、自我疗伤。许多人都不理解为何会有人想要自杀，我从这条路又滚又爬过来，很清楚那是一种深沉自恋的变形。
举凡感到没被好好疼爱过、关怀过、鼓舞过、赏识过的幼小心灵，在长大的过程中，这样的失落感便会一再地回来骚扰，有时严重到必须关起门来谢绝一切，单独进行一场“疼疼自己”的仪式，最高峰的时候就是浮沉在自杀的怜悯与伤怀中了。
一个想到要自杀的心灵，通常都是封闭的，自绝于所有的人际关系之外，好像世界飘远了，只剩下自己。这时，内心深处的一股自悲自怜就会升起，别人不体谅的、别人不支持的、别人不疼惜的，曾经为此苦苦受折磨，遂变得比较无足轻重，似乎可以释怀了。
尤其在写遗书时，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在跟自己对话。譬如，当你交代为何要走上绝路，其实就是在吐苦水，而另一个自我会升华飘在半空中，俯视正在写遗书中的自己，以全然了解的心，一边慈祥默默看着，一边生出怜悯。
很诡异的是，那一年，我竟是因此通过写遗书的方式，在极度孤独中，为自己打气，为自己作心理治疗、安慰，才苟延残喘地活了下来。
所以，当忧郁症纠缠我的时候，这个早年的阴影（死亡）就像老朋友一样，会在某条路上与我不期而遇，亲切打个招呼，让我窝心之余，不顾理智阻挡，乐意再度与它把臂言欢、重叙旧情。
另外，我时常在外国人身上看到不同的文化背景、民族性造就的后果，作为一面比较的镜子。例如，我老是用“臭”、“笨”这种负面的字眼来表达亲昵，像是叫kiki臭妹妹，叫yoyo小笨蛋。
本来这些都只是国人表示亲昵的常用口语，大家也叫得再顺口不过了，但是久而久之，我因而在心理上养成了“弱化自己”、“贬低自己”、“敌视自己”的坏毛病。
这种自我削弱式的情结，可说其来有自，源于东方人自谦的美德。像是老公老婆互叫“贱内”、“拙荆”，叫儿子“小犬”，自称“在下”、“不才”等等，原来都是基于谦虚的美意，但是经久流传却演变成不甚健康的民族性格，影响所及，造成了父母不敢赞美小孩，担心宠坏了他们。高兴时不敢太张扬，怕别人嫌弃、有成就时更是硬要泄自己的气，表现得虚怀若谷，被人一称赞就浑身不对劲，连手脚都不会摆了，仿佛做错了什么事。
这样的贬损自己和自家人，乍听直来很正常，是大部分华人信奉的品行教养，但是稍一不慎，它就会很微妙地转化成一股放不开的罪恶感，在应该得意、应该快活、应该心志壮大的当儿，反而变得退缩、羞愧，总觉得哪里怪怪的，甚至衍生为一种自卑，心头时常会闪过“我可能不够好、我大概哪里有错”的阴霾。
对一般人，这种